《解放日报》报道  我生于1924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从震旦大学医学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今年是我和医疗相伴的第77年了。这些年来，越来越多人问我从医的感想与经验，我想，所有一切的努力与成果都离不开为“解决病患的问题”而服务的初心。今年我马上就95岁了，所以希望有更多青年人能牢记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奋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骑自行车去上海瑞金医院上班(资料照片)。均新华社发中

好好念书才能为国家做贡献

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但童年时光伴随着战火纷飞。1932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在家中我们都能听见隆隆炮声。父亲告诉我们，“落后就会挨打，一定要科学救国，好好念书。”他还告诉我们人生的准则：做老实人、讲老实话、认真念书、勤恳工作。

7岁那年，我的祖母突然患了伤寒，病势凶险，最终未能得到救治。怎么会得这个病？为何不能治疗？其他患者也是一样的结果吗？因此1942年，我免试直升进入震旦大学后，选择了医学专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医生可以救很多人。

探索我国自己的血友病诊断法

大学毕业后，我就进入广慈医院（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工作。1952年，我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进入了血液学研究领域。当时，医院的牙科收治了一些患者，在拔牙后出血不止，却找不到原因。我查阅了许多外文杂志后才了解到，血浆中凝血因子的高低值是出血的关键，但一般实验室检验无法发现，需要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其中一个步骤是将硅胶涂在玻璃管壁上。但是，国内没有这种材料，我就尝试用石蜡替代，没想到成功了。这样一来，我国就有了自己诊断轻型血友病的方法。

后来，我除了继续研究血友病的诊治方法外，又注意到了一种新的疾病——白血病。看到这么多病患在痛苦中离世，我坐不住了，除了查房、问诊，我都埋头在国内外的学术文献里，希望找到突破口。

攻关白血病获得国际认可

改革开放第一年，我在文献中读到，以色列专家在小白鼠身上试验成功，白血病细胞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逆转，变成正常细胞。我向医院申请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灶披间”，带着学生们，就用显微镜做白血病细胞诱导分化的研究。虽然我们不断尝试，但一直一无所获。直到1983年，我再次从文献中看到一位美国专家的报告。文章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在一种叫做“13顺维甲酸”药物的诱导下，会向正常细胞逆转。但是，当时国内没有能合成这种药的厂家，且进口价格高昂，唯一能找到的维甲酸是上海第六制药厂生产的“全反式维甲酸”，我就拍板用它来试验。其实，支持我的人并不多，许多人都说我在胡闹，因为这种药是用于皮肤病治疗的外涂药物，但我还是坚持要做。终于在半年后，它的分化诱导效果被确认了。

1985年，我的夫人谢竞雄告诉我，她所在的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了一位5岁的小患儿。这个孩子患的正是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当时所有的治疗方案已经束手无策。但我相信科学，相信试验结果，我们顶住压力，和孩子的家长恳谈，口服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第一次有了临床应用。

7天后，奇迹真的发生了，孩子的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完全缓解。科室里的年轻医生也一下子有了信心，骑着自行车在全市找到了24个病例，用药后最终治愈率高达90%以上。1988年，全球血液学顶尖刊物《血液》刊发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之前外国专家一开始都不相信中国医生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论文被编辑压了一年。之后，美国、法国等国家先后派人前来学习合作，他们亲眼见证了原本三四天内就会出血死亡的患者转危为安。这项成果终于得到了国际认可。

把更大的舞台留给青年人

1994年，我获得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凯特林奖，此后，我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我已经70岁了，早过了该退休的年纪了，但我只是“退居二线”，把更大的舞台留给陈竺、陈赛娟他们和更多的青年人。一个好的团队，必须要有年轻血液。

这些年，“转化医学”成了发展主流，我和青年人说，我们要利用好“网络转化医学”，我们通过网络上既有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研究，再来解决自己临床上的问题。

我家客厅里只挂着一幅白牡丹的油画，牡丹是国花，雍容华贵，但这幅画叫《清贫的牡丹》。我告诉自己，“胸膺填壮志，荣华视流水”。如今，我们的医学发展正在迎来更好的时代，但医者必须牢记：有好心，没有好的医术，救不了病人；有好的医术，但没有好心，可能还会害病人。我们从病患那里获得了力量，所以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回馈给他们。我相信，青年一代中国医者还会继续取得更多好成绩，攻克更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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