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图强而生的上海交通大学，不仅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以“实业救国”“科学报国”闻名于世的典范，更是一所具有悠久革命传统与光荣红色基因的高等学府。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交大学生运动成为中共领导下“第二条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校学生党员人数几近200人，占全校学生总数近1/10，加之离校党员师生，有姓名可查者计420人，涌现出陆定一、黄旭华等一批杰出的党员代表，铸就了上海乃至全国知名的“民主堡垒”。解读交大的革命传统最早如何孕育，回溯“民主堡垒”的源头如何启绪，尤其是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交大创建第一个支部，具有颇为重要的节点意义。

「革命先声」

自清末以来，交通大学即有反专制、求民主的光荣传统。1902年11月，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为反抗校方专制行为而发生大规模退学风潮，被喻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一声霹雳”，首开清末学界反封建专制斗争风气之先。梁启超曾连续撰文，表示自己“敬服南洋公学学生之志节气魄”，勉励学生坚忍持久地“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造一新团体”。

在蔡元培与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南洋公学退学学生离校后组建爱国学社、倡言革命，俨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的革命大本营”，不仅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培养输送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吴稚晖等一批骨干，其影响还波及全国学界，浙江南浔的浔溪公学、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上海广方言馆、杭州蕙兰书院等新式学堂相继发生学生退学、罢课、集会等一系列反封建专制斗争。

南洋公学退学学生合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3日，交大部分师生参加上海光复战役，参与攻打清廷在沪统治堡垒，攻占学校附近的李鸿章祠堂，以示与清王朝决裂，宣告拥护共和。同时，将诋毁革命的教务长驱逐出校，并以用作军训的400支长枪为基础成立学生军。在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中，相继涌现出白毓崑、蔡锷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校友与事迹，民主爱国传统由此滥觞。

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的校园传播与实践，为交大创建党支部奠定思想基础。1919年5月上旬，上海各校为援应北京学生建立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分会”是发起并最早加入上海学联的学生分会之一，下设义勇队、宣讲团、调查部、编辑印刷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学生会编辑发行的、“以宣传新文化为标的”的校园刊物《南洋周刊》。

《南洋周刊》以改良社会、增进民德为宗旨，抨击时弊，介绍新思潮、普及新智识。从该刊早期发表的文章看，宣传与提倡社会主义和研究劳工问题的思潮开始出现并趋于流行。徐植仁的《社会主义之一斑》详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唯物史观、“阶级竞争”与社会革命等，系马克思主义思想首次进入交大校园进行传播。

陈独秀还应邀来校作演讲，宣传唯物史观。为纪念五四运动三周年，沈雁冰（茅盾）应邀到交大演讲，讲题是《五四运动与青年们底思想》，公开表示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勉励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精神、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新思潮激荡下，一部分学生开始从单纯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思想中觉醒，认识到必须倡导与普及平民教育，以唤醒最广大的劳工阶层的政治觉悟，唯此方具备改良社会、救国图强的坚实基础。1918级土木系学生侯绍裘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校期间，他积极融入五四运动洪流，表现极为坚决果敢，先后被推选为学生会评议长、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全国学联文牍，逐步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青年。

侯绍裘率先意识到要走出书斋，对社会底层的劳工阶级普及教育，开启民智。1919年夏，他与同乡、同道青年赵景沄、赵祖康、高尔松、高尔柏等人，借校外宿舍为课室，招收徐家汇、法华镇附近年长失学工人，开办暑期补习学校一所。每晚授课一时半，学科有国文、常识及英文三种，书费、学费均免。同年秋，正式命名为“南洋公学学生分会附设义务学校”，成为上海学联创办最早的一所义务学校。1922年，侯绍裘发表《我对于南洋义务学校的一些意见》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校“所灌输的常识，应当是科学常识，人生常识；所宣传的主义，应当是社会主义”，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劳动运动中之中坚人物”。

交大五四运动领袖、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侯绍裘烈士

国共合作时期，1924年1月，中共上海地委指示辖区内党团员“全体加入国民党”。交大响应较早，于当年4月与附近的东亚同文书院、复旦中学联合成立国民党区分部，时称“上海市第六区（徐家汇区）党部第三区分部”。

交大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因此，陈独秀、恽代英等中共党员和其他国民党左派可以“南洋大学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多次公开到校演说，宣传国共合作与共产党的纲领。这为迅速提高广大青年的革命觉悟、吸收党团成员打下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五卅运动之前，交大和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共党团员一共7人，成立了徐家汇支部。

任弼时曾言，五卅运动是国民大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走向“群众化”、努力“获得青年群众”的第一次尝试。作为五卅运动前后人数远超上海其他高校的国立大学，交大被推选成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又称“执行委员长”），并在具体执行中共上级党团决策、组织各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一时期，交大校内学生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政治活动颇为活跃。在中共领导的日报《热血日报》的带动下，学生会独立编辑、发行专门揭露五卅真相、鼓舞反帝民气的《五卅血泪》。陆定一还受委派，参与出版上海学联主办的《血潮日刊》。政治性社团也在五卅前后涌现，校内先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会”“青年救国团”等，为党组织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学习会”中，共产党员张永和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反杜林论》的汉文译本以及陈独秀主编的《向导》、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等书刊带到校内，供中共党员与青年团员订阅，提高了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使之逐步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星火初燃」

早在五卅运动爆发前，交大就凭借深厚的民主革命传统、声名显赫的国立大学地位、学生人数规模独大等优势，成为受到关注的重要阵地。1925年上半年，共青团上海地委在一份报告中说：“该校在历史上常占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同志若在该校能博取群众的同情和信仰，实际上即能做学生群众的指挥者。”1925年10月，中共上海地委、共青团上海地委鉴于五卅时期各校大学生热烈的革命性，明确指出“过去之情形，上海地方校员群众中学生分子只有上大、同文两校，以后应须注意各校普遍发展，如南洋等大学及各重要中等学校，均应有本校支部的组织，领导各校革命学生前进”。这份指示直接促使交大的中共支部从“呼吁重视”到“最终建立”。

事实上，经过五卅运动血与火的锤炼，越来越多的进步学生认识到：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人民才能真正从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正如陆定一所说：“五卅运动给青年学生一个重要的启示，只是罢工、罢课、罢市，不搞暴动，固然能够打击帝国主义，鼓舞人民的斗志，却不能推翻旧的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五卅运动后加入共产党的人数激增。

这一时期，交大与东亚同文书院两校原来合组成立的徐家汇支部，已扩建为独立支部，中共党团员增至14人。1925年底，交大独立建成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其中，据1925年11月2日《共青团上海地委组织部报告》显示，南洋大学支部已经出现，团员为6人。党支部成立时间稍晚于团支部，约在1925年底。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张永和，成员推测为8人。现有资料显示，这8人分别为张永和、陆定一、周赞明、费振东、竺延璋（祝百英）、陈育生、夏清祺（夏采曦）、周志初。包括陆定一在内的支部7人，都是张永和发展培养起来的。至1926年3月，已调任徐家汇独立支部任书记的张永和在一份报告中称：“南洋（党）支部十人……可照常开会，有发展可能。”共青团员方面，支部书记为陆定一。“到1926年，团员已有近20人，摆脱了小手小脚的工作局面，团组织成了青年群众的领导力量，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交大党支部成立后，对外的主要任务是做宣传工作，“当时宣传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据张永和回忆，“（党团组织）会议通常是在一小间租的房子里……一般的会议由罗亦农召开，有的会，周恩来也参加过”。会议内容多是讲解党团组织的性质和任务，教育党团员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然后结合形势与任务进行讨论，并给支部成员指定一些阅读书籍，如《共产主义介绍》《通俗资本论》等。

上海解放后，“山茶社”社员在交大校园内合影（前排卧者为黄旭华）

回望百年前交大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创建始末可知，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立基于南洋公学反封建专制的革命传统积淀，也不是地位先定的，而是以侯绍裘、张永和、陆定一为代表的早期交大革命先辈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压迫、社会思潮与信仰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所播下的“火种”。整个过程堪称一场经受信仰考验、实干锤炼、优胜劣汰的风云际会，呈现了沪上高校与党同心、与国同频的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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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林随笔｜回望百年前交通大学第一个中共支部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