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思想观念统领这一时代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的考验最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核心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建设成为一个有着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的农业大国。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这一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则是统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核心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不断地提及世界文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从而使得中国文学不仅为国内读者所阅读，更为全世界的读者和文学理论批评者所分享。本文聚焦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认为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应该在其指导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学艺术

在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之后他又在不同的国内和国际场合对之加以进一步阐述：2013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他再一次深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最终形成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第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应该说，这是习近平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概念所做的独特阐发，并提出了全球化的中国版本。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笔者认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对世界文学的强调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在历代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理论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文学为工农兵、文学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将其用于新的时代和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语境，从而形成了他的世界文学观。习近平世界文学观的核心思想具体体现在：“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因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其自身的生成性逻辑，只有科学把握这个逻辑，才能够深刻地理解该篇章的文化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诚如学者孙乃龙所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是基于他对中国当代具体的文化实践所发表的言论和观点加以凝练和提升而成的，因此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就应该落实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具体的文化建设实践中的一些论述上。作为一位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者，笔者的切入点就是习近平对世界文学的看法和论述，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其理论基础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众所周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爱好是分不开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即使是在十分艰苦卓绝的时期，毛泽东依然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些诗词不仅抒发了一位革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气魄，同时也表现了他本人的文学风格。习近平传承了毛泽东的这种文学爱好和情怀，并把对文学的爱好扩展到对世界优秀文学的钟爱。和毛泽东一样，习近平本人与文学艺术也有着不解之缘，而且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对世界文学的兴趣尤其浓厚，这体现于他在“文革”的特殊时期依然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作品，并逐步形成了对世界文学的总体看法，即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外国文学则不应人为地被分为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它应该和中国文学一起共同组成一种世界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博大的世界文学视野，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就显得颇为自然，并有着扎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

当然，作为中国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首先立足中国本土，认为中国文学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在纵论中外文学艺术的同时，着重谈了五个问题：（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2）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4）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5）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自然与毛泽东发表于数十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只是更加强调了文学艺术的时代特征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功能，同时也强调了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以及党对文学艺术的领导。

如果比较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和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内容，就不难发现，这二者都体现了两位领导人各自所处的时代之精神：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他更为强调的是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人民性；而习近平的讲话，则在继承毛泽东文艺的民族性和人民性特征的同时，更加强调中国文学艺术的世界性。而且与毛泽东的讲话所不同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旁征博引，提及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从他信手拈来世界文学名著之案例以及对他本人的启迪作用就说明，他对这些作品是十分熟悉的。这不仅表明他本人对这些作品的钟爱，同时更是试图向广大文艺工作者表明，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是为中国人民创作的，同时也是为全世界人民所创作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习近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宏大抱负，而且加以了创造性的发展。

概而言之，毛泽东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而习近平则进一步赋予其创造性的实施和发展，认为中国的这些贡献不仅应体现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时也应体现于文学艺术方面。中国的文学艺术不仅要服务于中国人民，同时也要为全世界所有爱好文学艺术的人所共享。因此，他更为注重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对外传播。仔细领会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就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发展壮大，毛泽东思想的普遍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他的文学艺术观点，已经越来越得到世人的重视，进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理论，但它一旦进入中国就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经过考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通过翻译的中介，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对争取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十分关心文艺工作，与他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不无关系。即使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依然写下了数十首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诗词。习近平也和毛泽东一样，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对文学艺术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依然阅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并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因此在他的讲话中对这些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提及如数家珍，并不时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他自己的体会。

虽然习近平在讲话中所提及的那些世界文学艺术大师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但是他们的作品通过翻译的中介已经旅行到世界各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全世界的文学和艺术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对习近平本人的生活道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应该对这些世界文学艺术大师的作品非常熟悉，并努力从中汲取营养，以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事业。在这方面，习近平深有体会。他本人就从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营养，所以他在讲话时能够信手拈来一些例子，使得他的语言很接地气，并富有魅力。从习近平的一系列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中不难看出，他不仅注重中国文学的人民性和可读性，同时更注重将中国文学的精华传播到国外，从而使得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为更广大的世界读者和文学理论批评家所阅读和研究。

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

如上所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的形成与他对世界文学的广泛涉猎不无关系。他在多种场合指出，中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不仅应该对世界文学艺术十分熟悉，而且更应该扎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欢迎的优秀作品。此外，在阅读世界文学作品时，我们不能仅关注西方的文学作品，对东方国家的优秀文艺作品也应该有所了解。在这方面，习近平显然超越了过去那种提到世界文学就是仅关注西方文学或俄苏文学的简单做法，而是更加强调了文学艺术的世界性和广泛的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的讲话并没有简单地把文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视作世界文学，不仅关注俄苏文学和西方文学，而且十分重视东方文学，并在谈到东西方的文学时，自觉地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无疑体现了他的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对世界文学理念的把握。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他在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展现出的世界主义思想。在习近平看来，世界文学不仅包括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西方文学艺术大师，东方国家的文学艺术大师也对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其文学艺术也为世界贡献了丰富的文化艺术珍品，它们“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因此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且在这方面有深厚造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和悠久传统感到由衷地自豪，并希望中国文学能够走向世界，从而为世界人民共同分享。

在习近平成长的时代，俄苏文学对那一代中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文学青年都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今天，他肩负着领导14亿中国人民的重任，但他依然对往事记忆犹新，并且丝毫不回避世界文学大师曾经给他的教益和启示：“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可见，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所有的中外文学都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受到严厉的批判，习近平依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浮士德》这部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浮士德上下求索的精神给了他在逆境中生活的勇气，激励他奋力拼搏，迎接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强调的中国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而且更加致力于在新时代弘扬中国文学艺术的世界性。他比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更加重视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对外译介和传播，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资助。在习近平看来，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国界的，外国的文学艺术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中国，启迪了中国的读者观众，中国的优秀文学艺术也应该走向世界，进而为世界人民所分享，这也与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是一致的。因此习近平十分重视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选自《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也从中国的文学实践出发对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就是一个标志性成果。而他对世界文学的一些论述也通过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逐渐发展形成了他的世界文学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中。

这一构想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也有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之基础，巴黎公社就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当公社受到资产阶级政权的镇压而流于失败时，公社的社员们流落到各地，但是一曲《国际歌》的熟悉乐曲却使得他们走到一起，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团结起来。《国际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法语原文是“L’Internationale，Sera le genre humain！”，意为“国际共产主义一定要在全人类实现”，而英文则更为直接，“The Internationale shall be human race！”可见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好体现，也是他的世界文学观的核心理念。

从外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转向

笔者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始终认为，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旅行的概念，其旅行路线并非单一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就体现在：世界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应该注重在全世界的传播。如上所述，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为中国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确立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应该具有中国的视角，而且在对文学的研究中不应该人为地将其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应该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术语“世界文学”来涵盖各民族的文学，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大语境下来考察和评价。

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高校的文学学科领域，由于人为的学科分工，使得（世界）文学被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大类，从事这两类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很少在一起切磋交流，这样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研究一度陷入“失语”的状态：研究者不仅不能用准确的国际通用语——英语表达我们的思想，更由于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概念、范畴和话语几乎都来自西方，只有极少数佼佼者才能兼通中西，在国内国际学界游刃有余，甚至跻身国际顶尖学者的行列。有鉴于此，怎样才能有效地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并使之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这应该是我们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获取的重要教益，同时也是我们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进入本世纪初以来，世界文学这个久违了的理论概念再度成为一个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于中国文学，它已不再仅意味着我们要大力译介外国文学，从而缩短中国文学与之的距离，而应更注重促使中国文学走向和走进世界。既然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世界）文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那么现在就要将其打通，使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并有效地改变目前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这种不正常状况。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从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获得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我们应该从仅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转向从事更广泛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文学。即使是从事某个单一的外国国别文学研究，也应该有一个独特的中国视角，这样国际学界才有可能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给予一定的重视。中国既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华文明既然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了几千年且从未间断的文明，中国文学就理所当然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课程中，讲授世界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与中国的传统也不相符合。

早在先秦时代，面对各诸侯国纷争的局面，中国的先哲便提出了一种“天下观”，认为可以通过扩张和征服来实现天下（世界）的统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于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的不同版本。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将其具体化了。可见，古代中国的先哲从来就没有将中国与世界隔绝，而是自认为居于世界的中心，也即所谓的“中央帝国”(Middle Kingdom)，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将外国文学回归到世界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到原初的逻辑起点。

人们也许要问，笔者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转向”？它对我们当下全球唱衰文科的情势能起到何种反拨作用？再者，它之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何助益？笔者认为我们现在提出这一“转向”主要有下面三个理由。

首先，我们主张以世界文学来代替外国文学，可以借助于这个平台将中国文学也纳入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这样便可以使我们的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全貌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语境下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其次，我们可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背景下，以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家作为参照，对中国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的成就及原创性特征作出准确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最后，有了世界文学的背景作为参照，我们就可以像自然科学学者那样，将自己的文学研究论文不仅首先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同时也可以用世界通用语英语改写后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由此，我们就真正走向世界而且走进世界了。

总之，习近平的世界文学观不仅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原创性理论在国际学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说，本文的探讨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胡伟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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