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第143个成员时，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刚进入中国不久，开始时这个术语主要用于描述经济上的跨国和一体化趋势，偶尔也提及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少人担心全球化之于文化有着类似经济上的那种趋同性，但是却忽视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更是一种多样性。甚至还有人担心提及文化上的全球化是否会把中国文化“化”掉或“殖民化”，因为确实，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启的那场翻译西学的运动使得中国学者大都成了虚心学习西方学术的学生，正如有人所戏言的，这样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人文学术患了“失语症”，不仅中国学者所使用的理论概念大多来自西方，甚至研究中国人文学术也常常要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所以这样的担心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最初将这一术语引入中国人文学术界时就认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有充分的信心借助全球化这个平台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推向世界。毫无疑问，我们反对那种自我封闭和自说自话的研究，但也不能任由中国的人文学术话语充满西方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因此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虽然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的人文学术暂时不如西方的人文学术，这一方面是由于翻译的失衡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缺乏主动积极性不无关系。既然我们与西方学界处于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下，我们就要迎头赶上，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性的文化理论讨论，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实现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水平。首先，我们可以跟着别人说，也即学习别人提出的先进思想、理念和方法，用以发展自身；其次，在跟上别人的步伐后便与西方和国际同行一起说，也即参与讨论一些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再者，便是与别人对着说，也即我们发现别人说的不对时，就勇于提出批评性意见，从而达到与之平等对话的境地；最后，也即最重要的一点则是，我们在经过长期思考和研究后提出一个全新的话题引领国际同行跟着我们说。

王宁教授（左）和他的团队成员尚必武教授（右）出席“DeepSeek时代的公共理性”学术研讨会（2025.3上海）。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距离也在逐步缩小。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科技和综合国力也愈益强大，并且在若干尖端科学研究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在任何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从近两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引用率也名列前茅。根据近年由斯坦福大学厄尔尼迪斯（John P. A. Ioannidis）教授团队和爱思唯尔传媒集团发布的全球2%顶尖科学家的人数，中国科学家的入选人数也仅次于美国名列全球第二。如果把加入外国籍的华裔学者也算上的话，全球华人科学家入选人数应该不亚于美国。面对这样的情形，连当初试图唱衰中国的美国日裔思想家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也体现于科技和人文方面。对于这一点，美国的一些高官看得很清楚，特朗普早在第一个任期内就感觉到中国最受益于全球化，于是他高举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试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但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显然是徒劳的。中国的科技和人文依然在快速发展。

有鉴于此，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文学术酒精计在哪方面受益并达到了怎样的地位呢？同样，从近年由斯坦福-爱思唯尔发布的全球顶尖科学家榜单来看，中国的社会科学学界（主要是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已经有一部分杰出的学者入选年度影响力和终身影响力榜单。而艺术与人文学科，迄今只有极少数文学和语言学学者跻身其中。当然，上述年度影响力榜单是动态的，每年的入选人数不尽相同，比如入选2022年度榜单的文学研究者包括聂珍钊和申丹，入选2023年度榜单的文学研究者有聂珍钊、王宁、杨玲和尚必武，入选2024年度榜单的文学研究者有聂珍钊、王宁、杨玲和孙艺风。此外，该机构还发布各学科领域学者的终身影响力榜单，时间跨度为1960年到2024年，入选这一终身影响力榜单的文学研究者有王宁和聂珍钊，从其影响力排名来看，王宁和聂珍钊在入选的全球377名文学研究者中分别排名106和128名，稳居前1%。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文学者的母语是汉语，我们除了用汉语发表论文外，还要学好英语，并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主宰的国际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见这其中的难度之大。但是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许多母语是英语的英美著名的文学研究者在西方发布的这个影响力榜单上排名却远远落后于他们。虽然我们可以说，人文学者及其成果的评价主要依靠同行专家的定性评价，但是大数据确实是冷库无情的，它以客观的数据所显示的一个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往往是发明这一大数据的人也无法控制的。当年创立斯坦福大学数据人文中心的美国学者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以及在中国语境中令所有人文学者耳熟能详的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却在这一榜单中缺席。当然，这一数据的不足之处则在于，它主要参照的数据是英文期刊或文集发表的论文以及极少数中文期刊发表的论文，因此在中文语境中著述甚丰的学者及其成果并没有被包括在内。但是，我们可以从定性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这几位入选的中国人文学者的学术贡献。

王宁教授在拉丁美洲科学院第23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并当选为院士（2010.11）

聂珍钊基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把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曾风行的道德批评改造成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并反过来对西方学界也产生了启迪和影响。申丹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建构在国际刊物发表后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目，国际人文学术权威刊物《风格》（Style）2021年以几乎一整期的篇幅讨论她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建构。笔者基于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和世界文学概念提出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也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国际跨学科人文学术顶尖期刊《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2024年以几乎一整期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这一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构，这也是该刊自创刊近五十年来首次以这样的篇幅讨论一位文学理论家。此外，另几位未进入这一榜单但仍有着较大国际影响的学者的贡献也不应被忽视：汪晖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著作罕见地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及其批判也引起了欧美著名学者的批评性回应；赵汀阳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对世界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也有着较大的国际影响；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多位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标志者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如此等等。我们可以预言，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文学科的繁荣和国际影响也为期不远了。（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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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化进程中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