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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创新的本质需让个体能展现独立思想

编者按: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已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创新生态的构建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从科研到产业,每一个环节都关乎着创新的成败。为此,澎湃新闻科技频道《我的科学观》栏目,制作专题报道《创新的底色》,旨在深入探讨什么是创新文化,如何打造健康、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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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构建创新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剑教授在做一项《全球城市科技传播能力综合评价研究》课题,调研城市咖啡馆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在上海科技创新企业聚集的地方恰好也是咖啡馆密度较高的地方。“咖啡馆是一个低成本且方便平等自由交流思想的地方,而这恰好与创新文化不谋而合”,这个发现让徐剑开始思考创新文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他看来,要让创新发生最重要的前提是社会尊重个体,让个体能够拥有独立、自由的思想,保持对世界特有的视角。

日前,就创新文化这一主题,徐剑向澎湃科技记者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徐剑教授的自述。

咖啡馆背后的创新文化

创新文化并非凭空而来,它需要属于城市的土壤。我们在研究城市文化中意外地发现,咖啡馆和科创聚集地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据统计,2023年上海咖啡门店数总计9553家,门店总数继续领跑全国。咖啡馆通常会设置在人流密度较大的商圈,但也有例外。在上海,我们发现有两个地方的咖啡馆密度也很高,一个是浦东新区的张江,另一个是徐汇区的漕河泾,这两个地方都是科技企业聚集的地方,是科技创新的汇集地。

虽然我们都认为上海人喜欢喝咖啡,但其实上海的人均消费水平相比于日本和韩国的平均水平都低。我印象中,中国年人均喝咖啡大约是16杯,上海不到40杯,韩国人是190多杯,日本人是200多杯,欧洲人都要达到400杯以上。

那为什么上海的咖啡馆多?因为咖啡馆不纯粹是一个喝咖啡的场所,它还是一个平等、公共交流且成本极低的文化空间。

创新的背后是需要环境空间的支持的。我们在咖啡馆交流与在会议室、电影院交流是很不同的,在会议室里一定会有会议的主导者;但在咖啡馆里交流,大家非常平等,这种平等的交流有助于创新想法的涌现。办公室和电影院都被称为强关系场所,办公室大家是同事,一起去电影院的人可能是朋友、家人等亲密关系的人,而咖啡馆的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弱。弱关系对创新的推动效果其实比强关系强。因为三观一致的人才有更大的可能性形成强关系,这同样会导致信息同质化,很难产生刺激信息的效果。

事实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也有同样的发现。他们的研究显示,由来自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但能力一般的多元人才组成的团队,其创新能力可能会超越一组个体很优秀但却非常同质的团队。多元个体的不同见解更容易碰撞出创意的火花。这样的群体也凸显了对于个体自由思想的尊重。创新文化的培育需要包容。

与大团队相比,小团队更容易产生颠覆性的想法。原因也很简单,维持大团队的运行必须有一定的规则。而小团队规则和秩序还不够明晰,只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就可以维持,即便犯了错,成本也很低,创新需要的灵活性也很强。

真正的创新是“离经叛道”

为什么我们认为,创新文化的建设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真正的创新一定是对主流秩序的反叛,甚至是看似离经叛道的,它一定是与众不同的,并不符合传统的评价机制。

例如我们以前认为衣服用手洗即可,发明洗衣机的人一定是有了“为什么不能让一个机器去洗”的想法,这种观念突破了原有的常规边界,最初出现时,它一定会受到主流观点的嘲笑。

说个小故事,当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开放版权的,差点被否决。因为当时的主流观点是觉得知识产权应该要保护,怎么可以开放呢?但我写的开放版权其实是类似“开源社区”这样的机构运营模式,我认为开源社区创造了一种知识产权开放的新模式。因为很多程序员物质上已经很富有,他们更希望得到社会或共同体的认可,很多人希望成为他们圈子里的“大神”。这种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版权开放”的新形态下可以汇聚众智。虽然这篇论文也算不上是一种创新,但在当时我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现在我们经常说宽容失败,然而宽容失败的前提是大家尚且认可这个尝试,认为它有成功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真正的创新在最初很可能是得不到任何认可的。这个想法一出来,大家都认为你是荒唐、荒谬的。真正的创新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真正的创新者通常会有一种英雄主义,有强大的自信,有点属于克里斯玛型人格(Charismatic Leadership),具备超凡的魅力和能力,能够通过他们的英雄行为或神奇之举吸引追随者。

颠覆式创新需要新的土壤

当今时代的创新,尤其是科技领域的创新到了属于“谁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阶段,大家都到达了“无人区”,或早或晚。我们和其他大国一样,处于一片无人的旷野中,都在摸索,有人可能多走了几步,但并未到达终点。以往“追赶式”的创新现在已经不适用于中国,现在的中国更需要颠覆式创新。

在颠覆式创新时代,很多时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同一个问题可能有10种答案,但它们之间是兼容的,我认为我们可能最终并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追求创新需要尊重个体,追求创新可能需要大家放弃对统一规划的追求。尊重个体是有成本的,但这本就是追求创新的代价。

关于“宽容失败”,我觉得对于科学家做科研来说,确实应该“宽容失败”,让科学家可以没有负担、心无旁骛地展开科学研究。但我认为创新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企业应该成为创新的主体。

创新最终是为人服务,而企业最懂得市场的需求,企业拥有创新的动力,并且企业能够承担创新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把创新交给企业,我们不需要“宽容失败”,因为失败后的企业会自然受到来自市场的教育,企业也最终在一次次失败之后认识市场,寻找到创新的方向。对于企业来说,在发展壮大之后,决策者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如果只想维护既得利益,最终会被创新者推翻,摩托罗拉会被诺基亚颠覆,诺基亚会被苹果颠覆,燃油车会被新能源车取代,道理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