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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发展文创产业 推动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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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创IP,是塑造国际文化大都市形象的关键一环,需瞄准核心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

■徐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要求“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何以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何以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一个重要抓手是把握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着力提升文创产业的创造力、吸引力、竞争力。

激发创造力

近年来,在内容、市场、政策等多元力量牵引下,上海文创产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性产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文创产业的特征之一是“文化”与“创意”的融合,创造力的激发是一大关键路径。

第一,以人文经济为牵引。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文化和经济的交融互动,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等一系列关于人文经济的重要论述。

有关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特别重视发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重点发挥好文化产业的“支点”与“杠杆”的角色,即以一种“以点带面”的撬动作用激活城市新经济发展活力。

文创产业的模式创新,关键就在于通过文化体验和文化产品创新,创造新的文化供给,继而通过新的文化供给,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新形势下,应深入探索文创产业新流量、新动能的激活机制,通过体验价值的提升赋能文化经济。

在产业创新发展的模式上,不仅要关注既有的产业基础,也要积极培育数字内容、沉浸式文旅、脱口秀、实景剧本杀等文化新形态、新业态,并关注和利用大流量的网络文化现象,通过网络热点塑造城市文化IP、打响城市文化爆点。

第二,强化产业技术创新。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博弈的主战场,文化领域概莫能外。文化要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与科技融合是必经之路。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科技创新能力决定文创产业发展的高度与亮度。

近年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下一步,应当探索建立文化与科技协同创新模式,促进区域协同、产业协同、技术协同,进而打破科技与文化各主体之间的藩篱,推动创新资源和要素加速聚集,催生集成化发展新动能。

要加快实施文化科技融合关键技术突破,充分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积极布局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交互等赛道;积极开拓技术应用场景,打造更多围绕网络直播、云游戏、沉浸式体验的文化消费典型场景;着力建设面向全球的文化科技研发合作平台、交易孵化平台,吸引世界一流技术和人才要素集聚。

提升吸引力

提起巴黎、东京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不是它们的经济实力,而是它们独特的产业IP。东京的动漫产业、巴黎的时尚产业特色鲜明,并与城市的标志性文化符号相互呼应,又深度介入全球产业链,在国际贸易中创造巨大价值,全面提升城市文化传播能级与全球吸引力。

实践证明,核心文创产业是城市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支撑。缺乏核心产业,难免会导致城市形象识别支撑的分散、薄弱,城市文化特色亦难以得到充分彰显,也不利于城市品牌打造与国际传播。

构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创IP,是塑造国际文化大都市形象的关键一环,需瞄准核心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在城市文化品牌塑造中,文创IP不是作为单一的孤立要素呈现的,而更多作为网络节点深度嵌入信息网络,进而发挥强大的产业联动作用。

近年来,上海坚持以内容主导型产业作为文创产业重点发展类型,着力提升用户规模、创作水平与技术应用,加快打造“上海原创”“上海制作”“上海出品”等品牌矩阵。下一步,要构筑“上海标识”,还需进一步构筑以数字文化娱乐产业为标识的IP识别。这是因为在数字文化娱乐产业,上海的发展速度快、产业链优势完备,可予以单点突破,继而融通全球文化元素、集聚全球产业要素。

彰显竞争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传播秩序的重塑、传播技术的变革为上海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助力。

文化“卖出去”的效果比“送出去”好。以上海游戏产业为例,米哈游的《原神》、沐瞳科技的《决胜巅峰》等在全世界收获大量用户的喜爱,甚至成为多个国家的“国民游戏”,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全球化的理念和深度本地化的运营模式,始终将用户体验放在首位。

在此基础上,上海游戏产业善于凸显中国优质文化符号,如《原神》中的望舒客栈就参考了古式吊脚楼与悬空寺等建筑,《崩坏:星穹铁道》中的仙舟“罗浮”化用了徐福东渡仙山求药的神话。

可以说,相关数字内容形态作为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生力军,为中华文化的开发、利用和传播提供了多元路径,成为彰显上海文创产业竞争力的生力军。

推动文化“走出去”,是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的应然之举、必经之路。但在全球文化产品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这一领域也存在一系列重大挑战和现实困境。

如“文化折扣”困境。在跨文化传播视域中,“文化折扣”是影响文化产品跨国贸易成效的关键变量。这一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提出,特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商业文化价值存在递减的现象。

如营商环境困境。上海文化出海企业的市场覆盖区域广,而各国的法律法规差异性较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政策正不断收紧,增添了不可控的风险和整体经营成本。

有鉴于此,我们还需探索突破文化贸易障碍壁垒的创新举措:第一,坚持扎根本土、放眼全球,求同存异;第二,坚持创新思维、在地实践,探索多样化运作模式;第三,坚持多元扶持、铸造精品,实现文化产品的精品化、多元化;第四,坚持自主研发、科技赋能,探索数字内容产业发展新思路、新设计和新布局;第五,坚持人才引领、创新驱动,持续优化数字文化人才培养生态;第六,坚持文化自信、活化传承,通过深耕全球文化市场全方位传播中华文化、讲好新时代上海故事。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