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报道 我的入党故事，要从我的高校启蒙恩师、我最敬佩的老共产党员说起。

进入大学前，我在一家军工厂做机修工人，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一无所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正迟疑着要报什么专业时，我有幸认识了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蔡宏道教授。

蔡老先生是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我国高校环境医学学科的创始人。环境科学蓬勃兴起时，他把主攻方向由公共卫生领域转到环境保护，受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委托，在武汉医学院组建了国内第一个环境医学系。

蔡老先生给我讲解环境医学产生的社会背景，鼓励我应考。于是，我成为环境医学系首批学生。

建系初期，4位核心教师撑起了系里的主要教学与科研工作，除了承担新专业课的教材编写与教学外，近60岁的蔡先生还兼任专业英语教师。任课时，他特别关注我们几位“老三届”的英语困难户，一个一个单词地纠正我的发音。

当时，全班所有同学的毕业论文都围绕系里承担的一个国家级科研课题进行。作为五年制医学生，我直到最后一年半做毕业论文时，才正式和水“打交道”，研究一个被有机磷农药污染的特大型湖泊流域。蔡老先生带领年轻师生进行课题设计、课题实施以及论文撰写，我有幸看到了老先生一心一意拉车的“孺子牛”形象。

毕业设计的后期阶段，蔡先生建议我选择环境医学研究工作，他还给我讲到了自己1946年赴美留学、学成归国后进入高校、入党以及成为学院领导的人生经历。无论在顺利时还是身处逆境，他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教育青年师生。

蔡先生低调踏实的治学态度与科学进取精神成了我终身为人为学的榜样。我有了人生信念：做人，应该做蔡先生这样的人。我要向他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大四时，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3年11月，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8年9月，我获得了公派出国的机会，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从事湖泊和河流技术开发研究长达13年。

我的“洱海”情结也始于1988年。当时，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日本环境省启动了中国太湖与日本霞浦湖以及大理洱海与北海道洞爷湖间的比较研究国际合作课题。我当时以日方科研人员身份，参加了研究工作。1990年在世界第四届湖泊大会以及1995年世界第六届湖泊大会上，发表了科研成果。

1996年10月，我在日本筑波科学城听说洱海第一次出现了“藻华爆发”，立即赶赴洱海，到达时“藻华”已经消失。当时，乘考察船到了湖心，看到洱海的沉水植物群落从湖底一直长到了湖面，呈现了十几平方公里“水下森林”景象，十分震撼。我到过世界上许许多多的著名湖泊，洱海那幅景象让我终生难忘。或许这次的考察经历，将我的毕生科学研究与洱海保护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我从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归国，应聘就职于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成为该学院第一位从国外引进的“海归”教授。回国后的第一项主要工作，是参与策划“国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后简称：国家水专项）”，继后作为负责人带领上海交大科研团队主持承担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国家水专项洱海项目，从2006年开始至今，我和科研团队以及我们的实验基地，至今已在云南省大理州的洱海流域坚守了16年。

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理，视察了洱海，他对当地干部说：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2019年3月，韩正副总理来洱海视察，我与交大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系统汇报了洱海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及面临的挑战。在考察船上，领导同志问我：“你认为到洱海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水质稳定恢复需要多长时间？”我当时回答：“大约需要20年左右。”领导听了后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久久为功’……”

这句话让我陷入深思。为了长久保护洱海，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云南省政府、大理州政府共同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去年底，国家批准成立了“国家洱海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我们建立了野外观测站，但最需要的还是人才。经和家人商量，我拿出自己的积蓄200万元，加之中国水环境集团捐出200万元，共同发起设立了“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鼓励并资助年轻学子成为洱海保护的后继人才。只有一代代的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真正守得洱海水清月明。

入党38年，我从没忘记蔡宏道先生当年的教导。我想：如果可以再次面对蔡老先生，我一定会告诉他：我们团队已经在洱海流域坚守16年，在您开拓的环境医学领域，我们成立了生态环境部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无论作为您的学生、高校教师、环境科学学者，还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都无愧于您的教育。

入党38年，我从没忘记自己的入党誓言。我常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将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一辈子都不会后悔。”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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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版]为了洱海水清，坚守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