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荒谬社论，公开攻击交大是“匪党”的民主场，“他们的公开集会都在交大举行”、交大是“苏维埃租界”，“唯一的救治办法就是操刀一割”。

上观新闻报道 在上海市音像资料馆的珍贵活动影像中，1949年6月1日陈毅市长来交大参加“上海各界青年纪念‘五卅’大会”并发表演说，交大师生扭着秧歌，庆祝上海解放游行……同在今天现场，一批实物公开：交大档案馆馆藏的校园英烈穆汉祥、史霄雯生前日记、实验报告，以及陈毅市长为史穆二烈士亲笔题词及来往信函，还有1949年解放军接管交大的两个“一号令”原件，参加我国第一支“雷达兵”的交大学子名单……

24日，多位中共地下党校友重回母校，披露70年前校园内外大学学子“地下工作”。这批健在的老同志27人，年龄最长的戴中溶今年110岁，最年轻的李均也有88岁。其中，有21人在交大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5人在入学交大前即已参加革命工作并入党；还有戴中溶交大毕业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至1950年才正式加入中共。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活跃在各条战线，有省委副书记，大学书记、校长，教授、博导，厂长、高工，等等。

【暗号：“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

上海解放前夕，高校党员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事实上，不少故事、场景在“潜伏”等谍战剧里是真实原型，如单线联系，暗号接头，查验“路条”等。

1948年底1949年初，交大校园里活跃着远近闻名的“九头鸟”播音喇叭，隶属于学生自治会创办的“每日新闻社”，主要任务是向校内外师生群众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新华社发布的电讯，扩大党中央的影响。

“九头鸟”播音员是才貌双全的女地下党员魏瑚，后曾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当时，许多同学都认为我口齿比较清楚，语调比较动听，极力选我去当这个‘九头鸟’喇叭的播音员。”据她回忆，“其实，这份工作是很危险的，等于完全晾在敌人面前，虽然念的稿子可以隐藏起来，但喇叭是隐蔽不了的。这个喇叭一叫，不仅校内师生听得见，整个徐家汇的群众都听得见。所以，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经作好了坐牢的准备。”魏瑚还说，解放后，她曾亲眼看过上海很多单位同事在写入党申请报告时，说自己就是因为解放前到华山路听‘九头鸟’广播而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可见影响之深。

上海解放前，魏瑚也曾参加过秘密接头送报活动。“我答应送报以后，组织上就约好时间，带我去见‘学生报’发行组的小组长。在小组里，每个送报员各有地域分工的，主要是针对学校发送。我当时负责的学校是卢湾区的中华工商学校、比乐中学。”她回忆的细节显示：“取报的时候，我们有时是到小组长家里，有时是小组长派人给我们的。每个星期去送报一次，都是事先约好人的，地点暗号都有的。”

暗号如今可以公诸于世了。暗号是上面指定告诉你的，每次都不一样。当时比较用得多的是拿张报纸问：“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有时候会说：“借一支笔给我”或者在“我这个笔是什么牌子，别的牌子没有。”送完报后，大家要相互通个电话，确认任务已安全完成，最后才解散队伍。

“我在入交大之前，从来没接触过政治，思想单纯，见识封闭，而且我家庭职业结构单一，父亲是邮政职员，叔叔是银行职员，社会关系简单。”为了保密起见，她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冰”，改跟母亲姓。她说：“其实每次去送报都随时会面临险境，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身上有地下报纸，既逃不掉的，又丢不掉。不过，后来做的时间长了，也就不会想得那么紧张敏感了，就当作普通的日常任务，该走就走。”

【“路条”：当局银行新印发的小额法币1万元】

对于秘密战线，以科学报国也是理工特色见长的高校优势。解放前，陈警众报考交大电机系，当年是地下党员，后来曾任上海供电局局长。“因为那时已经知道电气化是代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

怀着同样的报复，1943级土木工程系地下党员胡晓槐也是如此“学以致用”，后曾任天津市政工程局局长。1948年7月至1949年间，他被组织派为秘密交通员，协助另一名交大地下党员、后为著名数学家、南开大学副校长的胡国定，负责开辟从上海到天津、从天津到冀中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使地下交通站与解放区建立了严密联系。通过地下交通站，他们掩护并输送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湖南、四川、北京等地下党员、技术干部、进步群众达400多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闻一多家属等。

解放前夕，胡晓槐在开辟上海到天津的地下交通线时，要交代暗语，还要发给一张“路条”，即国民党银行新印发的小额法币1万元；到解放区的人员则要对接暗语，还必须交验“路条”，查对号码，这样既保证交通线的安全，又有效阻止了敌特分子混入解放区。

在交通方面干革命的，还有1947级电机工程系地下党员康继昌，后为西北工业大学教授、我国第一台机载火控计算机研制者。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曾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绘制学校附近徐家汇及沪西一带的交通地形图，主要作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后“巷战”之用，同时也作为接管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指南。

康继昌接到任务后，徒步或是骑自行车走遍沪西地区，先将地形、地貌、河道、沟渠、桥梁、工厂、居民点、国民党军警所设的地堡和岗哨等一一记在脑子里，回校后再凭记忆画在图纸上。这些图纸由上级党组织转交解放军后，为解放军第27军由沪西一带进入上海市区提供了极大便利。后来，康继昌为此获得一枚建国功臣的勋章。

【交大：“国民党统治下的一块共产党根据地”】

作为全国高校中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从中共交大党支部1925年底成立至解放战争前夕，交大党员人数从最初的8人增至198人。如侯绍裘、陆定一、汪道涵、江泽民、穆汉祥、黄旭华等。

1948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掀起红五月运动的高潮，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交大大操场举行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全市150所学校1.5万余名学生参加。当天，在新上院和总办公厅前大草坪上出现了一个大型竹制正方形塔楼构架，高约10米，上书“民主堡垒”四个大字，成为营火晚会的一大亮点。这就是称交大为“民主堡垒”的起源。

老地下党员们认为，从内部力量来看，上海解放前交大学生不足2000人，但是地下党员数量已有150人左右，加上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有近400人，所以骨干进步力量就达学生总数的1/4，这在沪上其他学校是很少见的。

从外部影响来看，自驾火车进京请愿、要求学校开除特务学生、召开万人规模营火晚会这三起事件震动上海乃至全国。1948年7月28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荒谬社论，公开攻击交大是“匪党”的民主场，“他们的公开集会都在交大举行”、交大是“苏维埃租界”，“唯一的救治办法就是操刀一割”。地下党员李根深回忆，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竟称：“交大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块共产党根据地。”

至黎明前夕，国民党政权濒临瓦解，加紧了对上海的控制，上海学联被迫转入地下，很多活动都通过交大学生自治会出面。这一时期，交大学生自治会大量刻印散发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创办“每日新闻社”，公开广播解放区消息，校内山茶社、知行社、愚公社等进步社团如火如荼，红歌秧舞，遍地开花……据后曾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党委书记的张立秉回忆，当时报上惊呼“交大已成小解放区”了。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27位在交大求学并从事革命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校友的斗争史，正式结集为中共交通大学地下党员校友口述专辑《思源·激流》，达36.5万字，照片216帧，忠实记录护校运动中交大学子自己动手铺铁轨开火车、救饥救寒运动中学生奔走在大街小巷宣传劝募、上海解放前夕1200多交大人组建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等解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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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校园地下党都是谍战剧“潜伏”原型，陈毅市长上海解放第一周就在此向各界青年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