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报道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常住人口占全国的1/6，经济总量占比近1/4。在历史长河中，长三角经历了怎样的演变？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三省一市又该如何“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上海市文联委员、青浦区文联主席曹伟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晓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朱逸宁，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后刘雅媛有话要说。
经济和文化的纽带使“对手”结成共同体
解放周一：有人提出，长三角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不是苏杭、不是南京，而是常熟。这是真的么？
王晓静：常熟简称虞，因“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灾”而得名，是吴文化发祥地之一。史书记载，早在商代末期，长三角就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常熟；随着周太伯奔吴，无锡、苏州等城市相继出现；接着，公元前486年，扬州拔地而起；公元前472年，勾践在雨花台筑“越城”；公元前248年，湖州建立；公元前202年，无锡建立；公元195年，镇江建立；公元400年，宁波筑城……长三角地区的早期城镇格局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今天谈的长三角，最初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与黄河三角洲等趋同。狭义上，它包括长江下游的苏南、浙北和上海所在的平原，大致以扬州、镇江附近为顶点，北起通扬运河，南至杭州湾长江入海口附近区域。
朱逸宁：与地理学上的界定有所不同，当代语境下的长三角可视为伴随改革开放而生的“新概念”。从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到1993年正式提出“长三角大都市圈”构想，长三角的区域主体框架处于缓慢扩张阶段。小长三角、大长三角、长三角核心区、泛长三角之说不一而足，但核心仍然是太湖流域经济区。
解放周一：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个概念，听起来比较“小众”？
王晓静：一般认为，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出现在明清两代。这一时期，环太湖流域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嘉兴、湖州等，是位居前列的工商城市。从全球范围来看，18世纪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这6个中国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可见，环太湖流域的诸多城市在古代绝不是默默无闻的。
解放周一：宁波、绍兴、扬州处于太湖流域之外，但它们无疑也是典型的长三角城市。
王晓静：确实，过于偏重古代太湖流域经济区的界定，有时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容易忽略与其在商贸、文化上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又如不直接属于太湖流域经济区的扬州、徽州，以及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串联起的更多城市、更多区域。
我们知道，区域文化的核心作用在于提供一个价值纽带，使原本的“竞争对手”能够结成命运共同体。例如，明清时期的江南繁盛就与当时异常强烈的文化消费功能有关。正因为经济和文化的纽带，才有了长三角的对外扩展、对内互补，进而形成共存共荣的稳定格局。
刘雅媛：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26个城市，要建设面向全球、辐射亚太、引领全国的世界级城市群。其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在于，发挥上海中心城市作用，推进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等同城化发展。
乡村集镇城市演化转型成为“经济中心、文化高地”
解放周一：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比，长三角区域的文化有什么特色？
曹伟明：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崧泽遗址、良渚遗址、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等古文化的考古挖掘证明，长三角地区有着一脉相承的、共同的生存生活方式。
比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和上海的崧泽文化，二者共生于长三角，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由此推断，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几千年前的文化交融，是长三角地区文化亲缘的象征。
在文化心态上，长三角地区的一致性也相当高。《吴越春秋》记载，“吴与越同音共律”，形成了共同的方言；共同的习俗是“龙图腾、鸟图腾”。同时，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长三角地区与中原乃至海外也有着密切交往。由此，形成了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传统，既勇于开放，又注重包容。
在与水拼搏的过程中，长三角先民还形成了冷静、机敏、智慧和富于冒险的群体性格。随着运河开凿与河运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农业、渔业、手工业、商业、制造业逐渐繁荣起来，乡村、集镇、城市步步演化转型，人文气质不断提升，世家望族层出不穷。由此，长三角地区的不少城市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成为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高地。
解放周一：“长三角”与“江南”又有何异同？
王晓静：当代语境下，长三角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概念，加之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地区共有的文化基因，因而一般不怎么提“长三角文化”。严格来看，“长三角文化”也难以与江南文化形成显著差异，故也不符合单独成为一种文化的条件。
曹伟明：长三角地区拥有温文儒雅的吴文化、激越高亢的越文化，还发展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这三种兼容并蓄的区域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和辐射力。
这里，想重点谈谈吴越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影响。在上海的都市化进程中，长三角各地移民可谓捷足先登、身手不凡。例如，宁波商人从踏入上海滩那天起，就不断接纳、应用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没有过多的守成意识，没有太多的享福思想，而是一步步缔造出更大的成就。海派文化中的求新求变特质，显然与此有着内在联系。
朱逸宁：坦率地讲，今天的长三角与往昔的江南有着不小的变化。但是，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江南诗性文化，仍然是长三角的核心地理空间与主要文化资源。由此，不妨把长三角区域的文化看作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
解放周一：长三角区域的文化与长江中上游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王晓静：梁启超先生说过，“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情，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长江干流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不同河流区段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域、文化体系。它们大放异彩，进一步拓展了中华文明的深度与广度。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发挥累积与扩散效应
解放周一：有观点提出，“长三角”是一个西方概念。这该如何理解？
刘雅媛：准确地说，“三角洲”是一个外来概念，于19世纪晚期伴随西方人和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
1917年，中国近代地质学先驱丁文江受邀前往苏浙皖三省调查长江下游地质情况，并于1919年以英文形式发表了题为《芜湖以下扬子江流域地质报告》的文章。该文第一次系统阐释了长三角的形成演变机制。由此，“长三角”的提法开始流传开来。
但作为一个近代经济概念，长三角区域共同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近代铁路的修建与航运的兴盛。现代交通设施的便利，彻底打破了江南与江北、江南与皖浙山地的阻隔，促使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沪宁铁路与沪杭甬铁路建成接通后，长三角地区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以两条铁路为轴线的经济格局。
资料显示，沪宁铁路从上海经苏州、无锡、常州、丹阳至南京，行程310公里，运行时间为5小时37分，通车当年即运载旅客325万人次，1910年增长至425万人，1920年达820万人次；货运量增长也很明显，仅煤炭一项从1915年至1920年就增加了160%。
此外，上世纪20年代以后，长三角的航运业也逐渐以上海为中心，以苏州、杭州、常熟、无锡、宁波、南通、镇江、扬州、南京等城市为节点。
解放周一：海外舆论在介绍长三角城市群的时候，常常简称为“上海都市圈”。请问，在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进程中，上海需要怎样发挥龙头作用？
朱逸宁：现代化进程的程序和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始终是一个核心机制。当前，要实现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有必要强化长三角城市群的功能互补。在这方面，可积极借鉴江南市镇网络的成功经验。
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10个。
这些城市不是散乱无序的，而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层级关系。其中，首位城市不仅具备支配功能，而且积极发挥服务职能。把握古代江南城市群的这一内在机制，有助于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解放周一：作为中国的两大“三角洲”，长三角与珠三角在“你追我赶”中，应该达成怎样的良性互动？
王晓静：从现有的政策和国家战略角度来看，两地都以经济协作为主要目标。不同的地方是，珠三角城市群大体为省内合作，长三角城市群则致力于打造“跨省团队”。近年来，珠三角的综合发展水平正在赶超长三角。除了行政规划和执行效率因素之外，岭南文化对珠三角城市群协作共进的积极影响不容小视。
相比之下，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合作是远远不够的。推进长三角城市群走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多、更好地打好“江南文化”这张牌，以复兴、重建一种能够有效调和内部矛盾、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形态。
曹伟明：重建长三角的文化形态，应当进一步发挥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高低强弱、有张有弛的“交响乐”。例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旅游节、上海服装节以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群众文化工作网络，是否可以先行整合？又如，浙江横店的影视拍摄业是否可以与上海的影视后期制作“强强联手”，上海的旅游客源可否更多地引向长三角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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