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遗产是指凡为港口交通运输、生产活动所造的建筑、构筑物、设施、工具以及相关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迹。由于码头遗产不同于传统的“皇家贵族”类的文化遗产，它往往属于各种人群记忆中的历史场所。从当今世界遗产运动的新趋势来看，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对象正由少数精英使用的文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码头遗产正是这样一类极具公共性、普遍性价值的文化遗产。

　　国际上，码头遗产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深入发展，码头遗产逐渐被各国政府所接受，成为一种新的现象与特色城市资源。但是，我国尚未发现将“码头遗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进行梳理与系统探讨。

　　上海发展的印迹

　　上海从开埠前的东南名邑，到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贸易大港，实现了以港兴市、城与港的共同发展。这集中体现在黄浦江沿岸密布的码头集群之中。码头沿着黄浦江两岸不断蔓延，城市版图沿黄浦江的南北两轴及其腹地不断扩张。

　　这可以从不同时期的上海地图中得以佐证。黄浦江畔最早出现的外商码头是1845年英国人首先在外滩建起了二座驳船码头,一座供英国船舶驳运装卸使用，一座专供海关验货用。同年，上海道台与英领事巴尔福订立《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允许英侨居留地域并容许外国人在规定的居留地进行租界建设、修筑道路、建造码头及组织道路码头工会等。1846年外国商人开始在外滩建造码头和栈地。到19世纪40年代末，黄浦江沿岸已经拥有十余处码头。1848年西方人印制的“上海最初租界区域图”显示，黄浦江沿岸的这些码头主要集中在十六铺、英租界以及法租界的滨水区。1870年黄浦江沿岸的码头大约有20余座，外国租界跨越苏州河扩展到了黄浦江的北外滩，而且每一个租界均拥有相对独立的码头与滨水岸线；1920年日本印制的“最新上海地图”中的黄浦江两岸已经密布了50多座码头，相关的城市建设用地延伸到了东外滩、南外滩、浦东甚至外高桥；而1947年的地图与资料信息显示，黄浦江沿岸自吴淞口到张家塘的39公里岸线中码头多达200多座，其中70%的滩岸线已被利用，甚至到无处可建新码头的境地。于是，大上海的都市港口计划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整个上海城市化进程中，尽管受到了国际贸易、权力与战争等各种因素影响，浦江两岸近代码头始终在不断发展，而且促进了上海整个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上海是现代中国的钥匙，那么码头则是现代上海的门户。

　　事实上，近代码头的建造技术与材料直接映射了上海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水准。上海近代码头遗产中不乏设施十分先进的码头，位于浦东的蓝烟囱码头（现为民生码头）被《上海港史》称为“远东最先进的码头”。

　　现有类似的码头遗存还有：浚浦局张华浜工场船坞、外马路的合众仓库、沙逊鸦片仓库、秦皇岛路黄浦码头的仓库、原英商马登码头仓库等。这些建筑风格形式各异，以西式、现代风格为主，建造结构、材料构造、色彩肌理均体现了当时的国际水准与先进技术，具有较强的独特性。这些码头是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基石,同时也见证了近代上海国际化的进程。

　　海派文化的摇篮

　　上海码头在近代中国跨文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将中国与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东外滩的汇山码头（WaysideWharf）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早年的鲁迅、郭沫若曾在这里登船东渡日本求学；1922年爱因斯坦夫妇途经上海参观游览的登陆点就在汇山码头。此外，二战期间以汇山码头为载体衍生了国际犹太人在上海的暂居点。在这一区域里，还留有砖墙饰面的欧式仓库、米黄色墙面的日式仓库等遗存，是相关历史故事的见证。码头及其衍生的街区汇杂了各种城市亚文化，如地方商会、西方教会等等。

　　在近代，上海码头区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文化事件、军事事件、工人革命、经济活动等。例如，1915年4月，上海杨家渡、日清、三菱公司、老白渡日商新大阪、洋泾三井的码头工人为抵制日货运动而罢工；1941年公和祥码头、顺泰码头工人罢工反对抄身的历史事件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浦江沿岸的码头地段同样成为了事件、运动的前哨。

　　近代上海码头承载更多、更广泛的是普通市民的集体记忆。位于黄浦江西岸徐汇区的日晖港就是这样一例。在清末，这里船运非常发达，是通往江浙一带的客运码头，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汇集了各种贸易市场。20世纪初的日晖港被改造为水陆联运码头，这是上海地区唯一拥有自备专用码头的车站。这里曾拥有老百姓熟悉的汽笛声、铁门拉动、甲板上的货物装卸声等等。

　　此外，上海码头工人的搬运号子则是一种活的集体记忆。其中最有名的是“塘桥号子”，当年塘桥众多码头聚集着来自江苏、浙江、湖北一带的农村搬运工，形成了不同地域特色的号子声。

　　上述各种以码头为载体的城市记忆不仅存在于现实的城市空间中，而且在以上海近代码头为背景的电影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均能感受到上海近代码头的各种城市图景，如《外滩逸事》、《出卖的上海滩》、《包身工》、《上海滩》等。其实，从地理学角度来看，上海码头起源于“滩”。“滩”蕴含了一种自由、开放的景象。同时，近代上海以码头为依托的华界与租界拥有着不同的政治形态,包容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近代上海的一百年中，黄浦江畔的码头演绎了从“滩”的自然景观到“港”的城市景观，已经超越了单个特定遗存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上海都市进程的一个符号或者象征。这些码头遗产保留和繁衍了城市的集体记忆，是上海人保持与创新海派文化的必不可少的载体。

　　活化保护码头遗产

　　在宏观尺度，针对整个黄浦江沿岸的码头遗产，根据载体的文化内涵进行路线归类。明确提出保护对象与范围，制定灵活多样、可操作的码头适应性再利用的原则，探寻与现有规划程序相协调的技术路径。同时根据主题，结合城市旅游规划，制定相应的文化特色路线，强化海派文化的认同与传播。

　　在中观尺度，需要结合街区城市设计或者社区设计，确定可变与不可变的要素与指标，潜心做好适应性再利用的城市设计导则系统，整合公共事业、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实现此类历史文化资源的多维价值。此外，需要充足的公共基金与民间资本的投入来推进码头遗产再利用的顺利运作。

　　在微观尺度，针对每一个码头遗产，科学评价，从物、场、事三个方面选择灵活的整合的活化策略。遗存码头与其附属建筑、设施是一种具体化了的文化认同。因此，在个案的适应性再利用中，有必要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人文信息系统对历史变迁中的场所进行梳理、深度挖掘与评估，然后进行必要的修复与再现。

　　此外，码头博物馆的设立对于展现上海码头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唤醒集体记忆、塑造海派文化认同非常必要。

　　对于上海来说，这些黄浦江畔的码头遗产不仅是上海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缩影，也是海派文化与都市生活图景的独特语言、集体记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基因。我们有必要梳理其潜在价值，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拯救这份城市文化遗产。这将有利于拓展、丰富海派文化的内涵；有利于上海国际港口城市的特色建构；有利于都市集体精神的延续；让上海“老克勒”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让“新上海人”与下一代深度了解和认识海派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

来源：《文汇报》 2012.11.19 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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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黄浦江畔的集体记忆——码头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