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上的城镇化、城市化和都市化，以及主体方面的人口众多、人多嘴杂、不讲规矩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尽管在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但从资本、人口和文化三大资源流向和集聚的角度，中国式城市化在整体上仍遵循着当今世界的都市化主流模式。以发达的中国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主要对象，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趋势和主要矛盾。2011年以来，中国都市化进程主要呈现为十大焦点问题。

　　焦点之一：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内涵建设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大趋势

　　城市的无限扩张，是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从起步时就存在的问题。2008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的扩张态势达到高潮，同时由城市扩张引发的“城市病”也充分暴露出来。进入2011年，遏制中国地产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八条”出台，“国八条”明确要求“进一步有效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对直接造成中国城市盲目扩张的地产经济可以说是雷霆一击。与前此城市扩张调控政策相比，“国八条”的出台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意义体现在三方面：决策平台最高（中央决策），决策针对性最强与决策体现公众渴望度最广，这使得“国八条”所产生的决策效应快速直接体现出来，由此也给遏制中国城市扩张带来立竿见影的作用。

　　“国八条”为2011年中国城市扩张的减速提供了稳固的政策框架，而本年度更多的“节点”事件则体现出中国城市的扩张冲动在其内部也出现了自我反思的倾向。2011年是中国城市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病象”集中爆发的一年，各地层出不穷的“‘水城’事件”，以及沈阳城管与小贩恶性冲突事件（“夏俊峰案”）等，都聚焦于中国城市发展因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内涵不足问题。尽管此类事件并非2011年所独有，但与此前相比，本年度对此类事件的公众舆论关注度更高，城市管理决策层的正面回应更积极，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人们对中国城市发展“以速度换质量”问题的反思和关注。

　　2011年，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对“十二五”期间北京的人口、住房交通、社保医疗、居民收入等方面做了展望，指出北京将在“十二五”期间严控人口总量，调整人口结构。该报告还就北京社会建设提出如下建议：抓紧制定社会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重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建立工资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谨慎对待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问题，警惕住房价格的报复性上涨。其中，北京城市发展的“社会性”被高调提出，建设社会组织更加健康、生活内涵更加深厚的城市，成为本年度北京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调。

　　焦点之二：城市新生代问题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身份与“新生代市民”的文化身份成为新生代人群城市身份的双重问题

　　城市新生代问题，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棘手而敏感的问题。城市新生代的问题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民工”。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量进城农民工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并追随父辈足迹进入城市务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作为新融入的城市居民，与具有城市户籍身份的第二代居民共同组成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新生代”。新世纪以来，“80、90后现象”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代际的角度看，所谓“80、90后”是与中国城市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人，因此，“80、90后现象”是中国人口都市化框架内的典型问题。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新生代”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城市新生代与既有的城市社会格局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呈现和升级，其中最突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2011年，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达到1亿8千万人。在当代社会，他们面临八大难题，而最突出的困境在于，生活并扎根于城市的他们却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城市户籍问题并不始于新生代农民工，但因城市户籍身份的缺少而形成的群体焦虑，无疑正是开始于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高的认同意识。

　　与“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身份同样重要的，是“新生代市民”的社会文化身份问题。2011年，以国家级大型赛会节庆而言，青年志愿者继续闪耀在社会舞台的中心。4月至10月，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举行，共招募园区志愿者13000人，城市站点志愿者512人，接待志愿者400人，城市文明志愿者30万人。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举行。围绕打造“志愿者之城”的目标，深圳共组织约127万志愿者，2.6万名赛会志愿者，25万名城市志愿者，以及100万名社会志愿者服务于深圳大运会。9月，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贵州举行，共招募7.5万名志愿者，其中1.5万赛会志愿者在近20类业务领域的130种工作岗位上提供志愿服务。然而，以城市新生代为主体的青年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青年志愿者队伍的选拔、调配与后续培养缺乏明确的支撑体系；青年志愿者的社会参与往往与诸多现实利益的考评挂钩；青年志愿者实现社会参与的平台与空间缺乏等。这些问题都聚焦于对“新生代市民”社会参与身份的确认之上。

　　焦点之三：城市新富与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但新富与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生活现状堪忧，给城市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2011年《城市蓝皮书》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据其预测，从2010年到2025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还将以每年2.3%的速度扩大，到2019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可能首次超过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首次出现。

　　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结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但中产阶级作为“新富”群体，在社会与文化认同现状上却不容乐观。2010年，曾有学者提出，由于对改革预期不高，中国已出现了中产阶级移民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国曾出现了两次移民潮，移民主体分别是混杂偷渡客和所谓“洋插队”（留学人员）。但与前两次不同，新世纪以来的移民主体，主要由中国的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构成，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2011年，“中产阶级移民潮”趋势有增无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指出，中产阶级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自身财富安全性的忧虑，二是为下一代寻求更优越的教育与成长环境。“中产阶级移民潮”的出现与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亟需结构创新的重要征兆。

　　焦点之四：中国社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发展迅速，一些城市群落从过去边缘化的社会形态升格为具有社会参与性和干预力量的团体

　　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为信息传送载体的各种传媒形式。研究表明，媒介传播的意义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营造价值认同。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自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报纸、广播、电视与电影等所谓“单向传播媒介”构成了城市主流媒体，并塑造了中国城市价值形成的“单向认同”模式。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技术在中国遍地开花。以微博为例，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2011年被称为微博次年。在本年度，微博以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出现在几乎所有公共事件中，“微博参政”、“微博解救流浪儿童行动”、“日本大地震后的食盐谣言”、“三峡致旱论”、“高铁问题”等，微博的身影无处不在。2011年，微博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覆被日益广阔，也体现在人们借此形成新的媒介行为与价值认同上。通过对本年度多数微博传播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微博舆论”产生的社会行动力越来越强大，在“微博舆论”的引导下，人们从网络中的匿名者走向社会事件的见证者。

　　2011年，新媒体对中国城市社会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通过新媒体的移动参与平台，多元城市群落日益发达并显示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二是通过新媒体的强大舆论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共事件从原先的被动观看逐渐走向了前台，以“集体围观”的方式形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新的参与力量；三是通过新媒体，社会决策层与广大民生主体的互动增强，公共决策在新媒体舆论的引导下日益完善，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日益向公共社会转型。

　　焦点之五：城镇化成为解决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区域发展的重要手段，区域内城市建设重心下移，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步伐正在加快

　　城镇化是都市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与西方相比，中国城市建设对城镇化发展的定位存在较大偏颇。在西方，作为与城市高级形态相补充的城镇化建设始终是城市化进程的中心，尤其在经历了19世纪工业城市的洗礼之后，20世纪初、中期盛行的城郊化运动为西方全球性大都市和城市群的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但在中国，当代城镇建设被普遍认为仅是“过渡状态”，缺乏长远规划和经营战略，形成了大片的“半城市化”地带。

　　城镇建设是农村社会迈向都市社会的中介，同时也是提升都市化质量的关键环节。201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郭允冲指出，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新增城镇人口约3亿人，意味着在未来十年内，中国都市化版图的10%或更多将是“城市新生地带”。这些“城市新生地带”虽具备了城市的规模与形态，但与真正的城市社会还相差甚远，“半城市化”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在质量上亟需关注的问题。

　　2011年，由城镇化带来的“半城市化”问题引起广泛注意，区域建设的重点逐渐从鼓吹“都市概念”转向“城镇创新”。自2009年以来，在安徽、广西等地开始实行“扩权强镇”，即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市县级城市向经济水平较高的乡镇下放行政权力，使乡镇具备更灵活有效的发展决策能力。2011年，浙江绍兴、四川宜宾等地相继效行。“扩权强镇”使一些基础较好的城镇具有了更大的决策权，有助于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格局。

　　焦点之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基础生态环境与民生安全保障体系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安全问题的焦点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是城市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安全主要混同于社会安全，社会治安是其主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安全的主体内容逐渐从单纯的社会治安向公共安全扩展，民生保障安全与城市生态安全成为中国城市关注度最高的对象和内容。

　　2011年，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十分突出。3月，国家名牌产品双汇肉制品爆出“瘦肉精”问题；4月，上海出现“染色馒头”，跨国企业雀巢产品被指“砷超标”；5月，台湾发生“塑化剂事件”；6月，震惊全国的“地沟油”事件被披露……本年度食品安全问题几乎达到了每月一例，曝露频次之高，内容之令人震惊，以及舆论关注之密集都是史无前例的。2011年，城市基础生态安全问题同样是舆论热点。“全国超50个城市地面在下沉”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同时，这也使在中国一些主要城市早已发生的“地面沉降”（早在1921年，上海就被观察到城市地面沉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除了城市“地面沉降”，城市空气质量、绿化覆盖率、公共设施及交通肇事等公共安全问题，在本年度也被高密度披露并得到广泛关注。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成为本年度舆论焦点，标志着中国都市化进程所催生的城市安全意识在本年度趋向于自觉。以京沪高铁安全问题为例。2011年，京沪高铁的运行安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京沪高铁作为促动中国两大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同城化的国家工程，其区域角色是高度城市化的，是两大国家中心城市延伸其城市辐射力的重要载体，通勤、旅游、交往等城市民生诉求纷纷由此而生。面对事故频发的京沪高铁，人们在安全认同上已从抽象的社会安全细化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城市安全。

　　焦点之七：城市交通的消极影响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溢出效应，城市交通拥堵升级为物流瓶颈，影响到物价和民生

　　交通是城市的动脉。在都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交通的规划与完善一直被视为城市建设的工作重心，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与社会动员等各方面，在中国城市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充分保障。但与社会资源的巨量投入相比，中国城市交通建设的观念与现实成效却令人失望。中国城市交通建设已近三十年，其主要问题在于：交通定位过于庞杂，物流干道、工作通勤与日常通行拥挤于相同的交通空间中；城市区划僵硬、形式化，人为地将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娱乐等场所割裂开来，导致交通成本增加；交通载体单一，缺乏多样交通形式。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国城市交通的现状每况愈下。

　　2011年，中国城市交通问题持续恶化，并产生了严重的溢出效应。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交通拥堵，因城市交通积弊而催生的“物流瓶颈”也开始进入媒体关注的范围。近年来，中国电子商务在各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高速发展，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互联网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第三方支付、在线视频、移动互联网位列成长性前三名。其中，第三方网上支付行业整体交易规模达到22038亿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必然带动物流业务的巨量增长，但作为物流业务空间载体的区域与城市交通却显得捉襟见肘，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物流瓶颈”。不仅如此，基于中国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强大辐射力，因电子商务发展所带来的“物流瓶颈”，已不再是一个或两个城市之间的事情，而是成为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屏障，由此带来区域内物流交通的高附加值，直接导致了本年度接连发生的农产品涨价风波。

　　焦点之八：公民文化权益问题凸显，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属性逐渐向社会属性转向

　　公民文化权益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市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市民社会已相对成熟。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城市发展推向纵深，主要城市中“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向已是必然趋势。十余年来，在都市化进程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的公民社会转向日趋明显。在公民社会的整体转型中，公民文化权益的表达与实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11年，公民文化权益诉求凸显，满足与保护公民文化权益成为年度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是满足公民权益的重要举措之一。2011年，经过近10年政策演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铺垫，我国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化部、财政部出台《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2年，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放，标志着我国公益性文化场馆步入全面免费开放时代。“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意味着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使用脱离了产业运营的限制，成为公民行使其公民文化权的重要体现。

　　推行并落实“国民休闲旅游纲要”是2011年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另一重要举措。早在2009年，国务院就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明确提出了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标志着我国休闲旅游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刻。2011年，《山东省国民休闲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这是我国首个以“纲要”形式颁布实施的全民休闲促进性文件。该《纲要》明确“国民休闲是指国民在闲暇时间开展的旅游度假、康体娱乐、求知益智、愉悦身心等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并提出“把国民休闲的社会公益性摆在优先位置，不断加大政府投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休闲需求”。《纲要》还对旅游休闲的发展定位进行了新的解释，将休闲旅游从单纯的产业运营提高到公众权益与社会福利的层次，标志着将山东省休闲旅游的发展重心从“产业本位”调整到“社会本位”。

　　焦点之九：公民文化诉求与实际文化消费之间存在明显冲突，显示出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正处于十字路口，主流文化干预逐渐增强

　　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公共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的问题在于，尽管在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引导下，当代人的公民身份与公共文化权益诉求逐步觉醒，但我们的现实文化实践却倾向于选择满足个人化、情绪性需求的文化消费对象，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特有的“夹心”现象。

　　2011年，公众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舆论反应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三十余年，电视娱乐产业已相对成熟，并成功培养出几代观众。但正如相关研究指出，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越来越多，娱乐内容高度雷同，娱乐层次日趋低俗，尤其是该类节目以公开形式制造媒体骗局，以冲击人的伦理与道德底线来换取收视率，导致了本年度公众舆论对电视娱乐节目的罕见讨伐。但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那些公众谴责最集中的电视娱乐节目和人物却获得了最高的收视率，“边骂边看，越骂越火”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奇特景观。这其中当然包含了电视媒介工业的文化诡计，但为数众多、乐在其中的各种群体，也揭示了当代城市大众在公共文化选择上正处在十字路口的尴尬和悲哀。

　　在城市公众的公共文化意识觉醒的同时，我国主流文化也增强了管理和干预的力度，这是本年度中国都市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11年10月，准备已久的“限娱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全国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的播出量，同时规定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每年的选秀节目不得超过10个。“限娱令”作为对引起公愤的娱乐文化的行政勒制手段，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出台及时，效果显著。但也有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专家担心它有可能埋下“行政包办文化建设”的隐患，导致行政管理部门对公众公共文化诉求的全面收编，是我国公共文化建设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

　　焦点之十：公民道德问题与信任危机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但由于道德理性缺乏而主要停留在道德批判激情的层次，则是需要关注的深层次问题

　　公民道德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道德文化，中国历代社会实行社会凝聚的基础就在于道德认同。但由于道德传统的传承与文化自觉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而新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利益与义理的激烈冲突，所以现实中的道德失范和内在的道德焦虑可以说从未真正消失过。

　　2011年，道德舆论与信任危机的问题愈演愈烈。自2009年起逐渐受到社会关注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继续升温，并在2011年成为网络中最热门的话题。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轧，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轧，当时“小悦悦”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均未施救，最终是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送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抢救。10月21日，小悦悦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对人性冷漠、道德危机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有研究者据此指出，在很多话题上，媒介塑造了一种基于道德正义的谴责论调。这尽管有效激发了人们的道德义愤，但也造成了一个误区，即媒介引导的舆论谴责基于道德的超验性，认为道德是人无条件实践的社会行为。但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身份来处理道德问题，这时如何选择就主要服从于一个人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因此，“见死不救”不应是传统的道德问题，而是公共社会与公民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由此可知，在中国都市化进程被日益放大的道德焦虑，在根本上是中国由乡土社会、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矛盾冲突和发展阶段问题。同时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和很痛苦的煎熬过程，其中很多付出、牺牲和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

　　课题负责人：

　　刘士林，博士，教授，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执笔人：

　　耿  波，博士，副教授，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审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刘新静，博士，副教授，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后。

　　王晓静，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10.26 B-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