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付舒及其合作者，在政治学顶级刊物Journal of Politics发表论文，实证分析了美国参议院阻挠议事对立法讨论的影响。

作者介绍

付舒，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美国政治和量化方法。迄今为止，付舒的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s、World Politics、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

威廉·豪威尔（William G. Howell），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与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Sydney Stein荣誉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总统。

文章摘要

阻挠议事（Filibuster）是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立法规则，也称“费力把事拖”，通常为冗长演说，少数党议员在无法获得足够票数（60票）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或威胁使用阻挠议事，以达到拖延议事的目的。正因为阻挠议事的存在，参议院通过法案采取的是绝大多数投票制。阻挠议事改革是当今美国政治的热点议题之一。阻挠议事的捍卫者认为，阻挠议事的存在给持怀疑态度的议员一个发言机会，从而确保提案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反对者则认为，因为政治极化，民主、共和两党分歧越来越大，少数党经常威胁使用阻挠议事，导致对法案的辩论无法提上日程，因而阻碍了立法的充分讨论。目前，学界对于阻挠议事是否影响立法讨论，尚缺乏系统性的实证评估。关于阻挠议事的讨论，不论支持还是反对，多凭一时印象和党派偏见，而非因果推断。

本文在此基础上采用了量化的研究方法，利用阻挠议事在历史上的规则变化、采用议事大厅发言来测量立法讨论的充分程度、应用双重差分的因果识别策略，以评估竞争性的观点。具体而言，阻挠议事规则在美国历史上几经变化。第一个变化发生在1917年，参议院规则第22条，设立了终止辩论（cloture），当时规定有2/3的参议员（67票）就可以终止辩论，进行投票，从而限制了单个参议员无限期占据议事大厅发言的能力。第二个变化发生在1975年，终止辩论的门槛从2/3降到3/5（60票）。第三个变化出现在2007年，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成为共和党领袖。他的出现，改变了阻挠议事的使用规范，出现了阻挠议事的大量使用。

研究设计上，笔者整理出参众两院议员每年在议事大厅发言字数的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因果识别策略。因为阻挠议事的规则变化只作用于参议员，所以参议员是实验组，众议员是对照组（如下示意图）。蓝色的两个点指的是，平均每个参议员于自身比较在阻挠议事规则变化前后的发言量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包括阻挠议事规则改变的影响，也可能包括随时间变化的影响。黄色标记出的众议员是一个很好的反事实例证，因为他们的发言量不受到阻挠议事规则变化的影响，其变化反映了除阻挠议事规则变化之外的影响。为了确保双重差分具有因果效应，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假如没有阻挠议事规则的变化，参众两院议员发言量的变化趋势相同。在美国国会，一项法案的通过，需要同时经过参众两院的讨论和投票，国家的立法议程同样作用于参众两院，因此，理论上平行趋势假定是满足的。

论文使用了标准的双重固定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固定议员和时间效应。干预变量为几次阻挠议事的票数阈值和使用规范发生的变化，结果变量为每位议员在议事大厅每年的发言量（对数）。根据每次规则变化，论文测量不断增大的时间区间，即比较阻挠议事规则变化前后的一届国会，前后的两届国会，一直到前后五届国会。为了确保推断的精准性，标准误聚类到每届国会的参众两院，即核心干预变量的所在层级。

实证结果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阻挠议事对立法讨论没有影响。在有显著影响时，阻挠议事反而会减少议员在议事大厅的发言量和发言时长。如表1显示，2007年，随着麦康奈尔上台后阻挠议事被大量使用，参议员们的发言量却显著下降了，平均下降约20%左右。

论文也进行了诸多稳健性检验。使用原始的议员发言字数作为因变量，结果一致。对不同的议员群体做了异质性检验，包括多数党、少数党，民主党、共和党，温和派、极端派，分别都做了回归，发现结果一致。同时，论文还对重要法案的讨论程度以及对总统法官提名的讨论程度分别进行了验证，均发现阻挠议事对立法讨论无显著影响。

此项研究为美国时下的热点争论提供了科学的实证依据。根据多种测量和因果识别策略，我们的大部分分析表明，阻挠议事规则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改变议员的发言量。观察到的显著差异表明，阻挠议事的大量使用削弱了国会辩论的充分程度。因此，至少在国会议事大厅内，阻挠议事并没有鼓励参议员仔细斟酌法案和法官任命；相反，阻挠议事可能会减少立法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