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之所以成为文学大师，乃至最终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居功至伟。

　　■ 翻译跨越古今，沟通中外，传播思想文化，影响历史进程。全球化的世界翻译须臾不可离。

　　■ 实际生活中翻译经常遭到轻视乃至忽视，对翻译问题的漫不经心导致大量可笑的错误。

　　■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曾在中国翻译史上抒写过辉煌的篇章，值得后辈学人铭记学习。

　　■ 翻译在学校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大有可为。

　　2012年，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令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万分自豪。在领奖词中，莫言衷心感谢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莫言外语水平相当一般，无力直接阅读英文与西班牙文原著。莫言了解他们的作品，必定通过翻译。他所熟知的两位文学巨匠的作品其实只是翻译家咀嚼消化后的再创作，并非原汁原味。

　　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于各种语言的翻译，莫言的作品才真正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只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真正精通汉语，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著。其他评委评判莫言的著作，只能依靠自己所擅长语种的译作。没有翻译，莫言何以熟悉外国文学，又怎能吸收其营养成分，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没有翻译，莫言何以打动无数读者，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青睐？一言以蔽之，莫言获奖，翻译功不可没。

　　翻译至关重要

　　在《圣经·旧约》中，有一段关于通天塔（Babel）的记载：人类的始祖本来说同一种语言，当时联合起来想要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一怒之下，惩罚人类散居四方，语言不通。尽管如此，人类通过翻译，使变乱的语言纷纷成为民族财富，在保存各民族文化特质的同时，打破语言束缚，展开思想交流。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曾对翻译进行过富有哲理的思考，提出翻译的悖论：翻译的绝对必要性与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性。

　　翻译如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只要操不同语言的部落、民族需要相互交流，就需要翻译。翻译活动贯穿人类文明的各个时期，中外皆然。在全球化的世界，翻译更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交流途径。从某种意义上，人类完全离不开翻译。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翻译活动都以某种方式得以开展。经过翻译的新闻稿件、影视作品、文学经典、畅销读物、教学材料、使用指南等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与文化差异。总而言之，没有翻译，人类的生活必将陷于混乱无序。

　　翻译传播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末年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其结果是佛教中国化，对中国文化、政治、思想、建筑、艺术、民族性格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的翻译高潮则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大量西方科技知识引入中国，为中国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第三次高潮则是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西方知识与学问全方位引进到中国。

　　翻译影响历史进程。据历史学家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对待翻译态度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成败与后果。《南京条约》的签定是中国近代饱受外强凌辱的开端，其诞生过程令人唏嘘不已。当时清政府禁止外国人使用中文，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违者处死。从备战、谈判到签约，中方没有真正合格的翻译，条约的起草与签订竟然完全由英方操纵，清政府拱手让出主动权，导致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及日后执行时的种种摩擦。

　　翻译大有可为

　　尽管翻译十分重要，但在实际生活中，翻译常常被轻视乃至完全忽视。会外语就能翻译的错误观念至今根植在许多人脑海中，即使外语专业人士也未能幸免；在很多教材与学术著作中，文章或论文只署原作者的名字，译者的名字踪影皆无，好像读者直接与作者交流；译作对学术晋升几无裨益，译者千辛万苦译出的文字不算“学术成果”，而大量东拼西凑、缺乏创意的垃圾论文却高高在上。其实，只要认真翻译过文学作品、学术著作、科学论文、法律条文，不难体会翻译之艰辛。

　　著名学者、诗人、文学评论家余光中指出，外语院系的翻译课，校方与学生对其重要性均认识不足，而其对学生日后影响深远。其实，不仅外语院系的学生需要学好翻译，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同样需要了解翻译。在多年从事翻译教学的过程中，笔者深刻意识到必须普及翻译教育。无论针对外语专业、翻译专业还是非外语专业，翻译训练与常识对学生的影响可能十分深远。未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有可能有意无意从事相关的翻译工作。在学校学习翻译课程，可以为将来以专职或兼职形式从事翻译打下一定的基础。

　　翻译工作者要带着强烈的责任心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要将生硬错误的翻译引入汉语，破坏母语的纯洁与完整，否则在英语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作为中华文明载体的汉语可能发生质变。尽管中国几乎全民学外语，人人会英语，但真正精通英语而又学有所长者寥寥无几。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翻译质量成为不能回避的制约因素。中译外高端人才的匮乏，严重影响中国对外传播效果。翻译的职业化、制度化、学术化必将有助于培养更多各个层次的高水平通才与专才，从而为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增砖添瓦。

　　翻译错误举隅

　　翻译不是文字搬家，不能望文生义，缺乏翻译训练与常识常常导致错漏不断，贻笑大方。2000年底，有一则中文新闻报道轰动全球华人：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选举中国科学家、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为校长(Chancellor)，从2001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随后不少中文媒体大肆转载，国内不少报刊千方百计联系诺丁汉大学留学生，希望能够跟踪采访杨校长。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杨校长到达诺丁汉后，只和留学生代表合影并共进自助餐，然后便打道回沪。

　　其实，这则新闻轰动性的根源就在于Chancellor的误译。在英国英语中，Chancellor并不是大学校长，而是名誉校长，并无实权，仅参加学位授予等重要场合的活动，在学校没有办公室，不需要上班。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绝大多数大学其校长的正式名称是vice-chancellor，而美国大学的校长一般是president或chancellor。因此，一个不大不小的翻译问题由此产生，该如何将“副校长”译为英文？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如果指英联邦国家，则多为pro-vice-chancellor，美国则为vice-president或vice-chancellor。

　　在当下浮躁、功利的大背景下，各类学术笑料不断，由翻译引发的不在少数。2009年，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原文为威妥玛拼法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还将其他很多历史名人完全译错，搞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得不令国人对中国专家学者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产生巨大怀疑。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归咎于两点。第一，译者在其学生时代与学术生涯，可能从未正式修读过翻译课程，缺乏翻译常识，对人名翻译的复杂性一无所知，译名标准化意识淡薄。第二，负责图书出版的编辑责任心不强，没有认真核对译名，核查各种史料，或许以为译名小事一桩。

　　更为严重的是，拙劣的译文常常大行其道，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对中文之美稍欠敏感者对其危害浑然不觉。一日在课程顺便提到Ladykiller一词，且问交大学子如何翻译。满堂皆呼“少妇杀手”、“少奶杀手”，反应之敏捷，语气之坚定，令人始料不及！从语法分析，这个译名大有问题，意思模棱两可，极易引起误解。这个译法究竟应该按照并列结构还是偏正结构理解呢？“少妇杀手”是男是女?

　　其实，如果翻阅多数权威英语单语词典如牛津、剑桥等，便可发现这个词在英文中的意思是a sexually attractive man who has sexual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women，译成中文大体是“风流男子”、“玩弄女色者”。如果把lady与killer分开写构成名词短语，a lady killer便可以指a killer that is a lady，立刻摇身变成“女杀手”、“女刺客”！无论语言水平、翻译技巧、文化素养或敬业精神任何一环存在不足，译者都可能成为制造语言污染的罪魁祸首。

　　上海交通大学校友翻译大事及成就举隅

　　交通大学校友在翻译事业中建树颇丰，亲历不少重大历史事件，通过翻译参与历史进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在民国时期的军事战争中，不少校友响应国家号召，从事翻译活动。黄宏煦，资深翻译家，1937年入交通大学电机系。1942年响应号召奔赴缅甸、印度战区担任翻译；黄裳，著名散文家、藏书家，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3-1946年应征在西南及印度战区担任美军翻译；刘祖慰，资深翻译家，在科技翻译方面造诣深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创始人，曾于1942年赴安徽绩溪担任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翻译，亦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沪时口译；周锡卿，翻译家、英语教育家，193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管理系，曾于1946年奔赴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

　　陆定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文化部部长，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学识渊博，记忆超群，通晓四国外语，以俄语和英语尤为擅长。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的采访。正是通过陆定一之口，毛主席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传遍世界，“纸老虎”的英译paper tiger被收入各大英语词典，成为正式词条。屠岸，诗人、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总编辑，1946年肄业于交通大学，从事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济慈诗歌翻译，译作《济慈诗选》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彩虹翻译奖（文学翻译最高荣誉），2010年获得中国翻译协会“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翻译界最高荣誉），2011年获得“2011年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奖”。

　　学者小传

　　王金波，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员，国家级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和上海市精品课程英汉翻译课程组主要成员，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中国典籍翻译、翻译教学、词典学。

　　2006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翻译研究方向博士学位。通晓多种外语，擅长英汉互译，长期从事口笔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大学英语、英汉口译、英汉笔译、翻译批评与赏析、科技翻译、西方翻译理论概要等课程，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外语界》、《外语教学》、《红楼梦学刊》等刊物发表十几篇论文，主编、参编多部著作与教材。

　　曾经获得全国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优秀奖、CASIO杯文学翻译竞赛优秀奖（英译汉）、优萌杯翻译竞赛一等奖（最高奖项）、CASIO杯文学翻译竞赛三等奖（德译汉，一等奖空缺），荣获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青年岗位能手、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一等奖，主持教育部、学校资助的《红楼梦》翻译研究课题四项，论文《清代评点派红学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影响》获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