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的政府公共传播对内要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主动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传播；对外则要实现国家形象从形象宣传到形象传播，再到形象营销的转变。

　　■ 有健康才有幸福，健康是一切事业的基石，失去这个基石中国梦也就无从实现。

　　■ 面向老年人的传播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短板，这个短板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补齐，否则，当我们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社会的问题则更多。

　　■ 如何将各类传统渠道整合，形成公共安全传播的协同机制，既保证公共安全传播的大众性，又能实现公共传播的精确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梦的落脚点在于人民共同享有国家发展的成果，归根到底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国梦是发展愿景，我们目前还处在筑梦阶段，还要从很多具体的环节做起，从解决一个一个现实问题出发才能逐步实现中国梦。尽管存在批判学派，但传播学本质上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必然要回答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作为一名传播学者，笔者一直在思考传播学能在国家新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什么作用，传播学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学科价值。这个问题不但是对传播的社会功效的思考，其实也是笔者一直在探求的一个问题，即传播学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见解。公共传播涵盖很广，下面仅从政府公共传播、健康传播等几个领域谈一些浅显的思考。

　　思考一：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如何进一步提升？

　　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包括很多层次，既涵盖对受众的直接传播能力，也包括与媒体（传统媒体、新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体生态急剧变化，政府公共传播若不进行主动改进，则公共传播能力就很难适应新的传播要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后的政府公共传播对内要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主动进行有效的政府公共传播；对外则要实现国家形象从形象宣传到形象传播，再到形象营销的转变。

　　十八大之后，微博上悄然出现了一个“学习粉丝团”的微博账号，实时向粉丝推送习总书记的公务活动信息，博主称习近平为“习大大”，其粉丝数已达130余万，此现象甫一出现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无论怎样，面对每天活跃在微博、微信上数以亿计的用户，政府公共传播必须提升与之互动的能力。“学习粉丝团”或许为政府公共传播提供了一个参照，各级主要领导若能通过社交媒体与受众互动，则会带来一股政府公共传播的新风，可以预见，随着社交新媒体的发展，更多形式的政府公共传播将会出现。

　　政务公开是另一个政府公共传播焦点。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廉政会议上说“要加强政务公开，让人民有效监督”，今后政务公开需要在多个层次展开，如果受众不晓得政府做了什么，准备做什么，那么，政务公开就是一句空话，所谓监督也就难以落到实处。在政务公开的具体方式上，除了新闻发布会，政府传播平台与媒体传播平台还要在传播内容的视觉传达、新媒体推送、活动营销等方面不断研究提高以适应当不断变化的传播新环境。

　　政府公共传播还包括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我们的国际传播经历了“我说你听”的宣传阶段，“双方互动”的传播阶段，目前来看，国际传播中多多少少增加了一些营销的成分，中国国家形象正逐渐进入以我为主的主动传播阶段。2013年3月，中国形象的传播除了新一届领导人集体亮相外，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当属“第一夫人”的国际传播中展现的新景象。“第一夫人”彭丽媛实现了对外传播的一种突破，此次国家形象传播不再像以前依赖宣传片之类的传统传播手段，凭借更具亲和力的“第一夫人”的形象达到了很多宣传品无法达到的高度，国外受众对于本国的“第一夫人”已有了解，当接触到代表中国形象的“第一夫人”时内心自然产生一种对比。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不可避免要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非议、误解以及歪曲，对外传播需要更多地具有突破性的主动传播策略，比如通过领导人传播、事件营销等方式将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以合适的形式传播出去，而不再依赖宣传片等传统形式。除此之外，政府外传播要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体系及时观察国家形象的变化，以利于决策者更有效的进行传播。

　　思考二：健康传播如何更加“健康”？

　　有健康才有幸福，健康是一切事业的基石，失去这个基石中国梦也就无从实现。除了医疗改革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本学科更加关注传播健康知识、健康生活等内容。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健康传播的内容。如今你随便走进一家书店，养生书籍往往位列畅销书架最显眼的位置；打开电视，各类专题健康节目让你应接不暇；看场电影，导演也会植入广告向受众讲述某一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网络上的信息就更是浩如烟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目前这个阶段，我国的健康传播主要承担传播医疗健康知识、弭平医患之间的隔阂与误会、普及健康生活方式。但我们必须看到健康传播这块大蛋糕，令许多人垂涎欲滴，当前的健康传播有太多的利益渗入。一些媒体传播为了逐利，不惜传播虚假健康信息，比如假“国医”张悟本主张生吃泥鳅就能治百病；还有一些媒体一本正经地传播一些貌似正确实则有害的信息，比如《非诚勿扰2》中李香山建议人们有痣尽快点掉，殊不知此种说法是非常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点痣稍有不慎反而诱发更大的疾病。健康传播的内容对社会公众影响是性命攸关的。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中介，承担着信息传播把关人的责任，所以，对健康传播的媒介伦理的要求也最高。受众接受的健康信息应该是具有科学依据的，不应是道听途说，更不能是有害身心的；票房、高收视率高意味着受众范围广，影响面大，但任何不科学的、绝对普适性的健康建议都有可能使普通受众陷入突然恐慌，或者使受众陷入高风险的致病行为中。媒体应尊重患者，对于患者，肩负着以平和视野去抚慰患者的人文关怀。媒体在传播重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信息时，应考虑到健康传播的受众存在多种行为可能，媒体应慎重处理未经证实的、不科学的疾病预防信息。在市场与公众面前取得平衡，媒体不应为了扩大市场规模而呈现有可能引发受众极端行为的情节。可以说，我们的健康传播目前还不“健康”，还需要各方协力逐渐改进。

　　思考三：环境传播如何推动环境治理？

　　2007年5月，无锡太湖爆发蓝藻，市民蜂拥抢水，笔者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闻此消息，立即赶往无锡，在无锡街头无偿帮助水贩卖水，亲身体验环境污染造成的城市焦虑。通过观察笔者发现，水源地被污染固然是引起市民持续焦虑进而蜂拥抢水的原因，但是媒体在公布环境信息时不及时、不透明、不细致，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环境传播是中国环境治理监督与提高公民环境意识的重要平台。放眼世界，工业先进国家大都为环境的污染付出了沉重代价，既然如此，我们似乎不应该重复他们的老路。那么，环境传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呢？环境传播包含很多领域，概言之，首先是对环境事件的新闻报道，通过媒体报道述说环境变化，探究环境真相。环境报道是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污染主体的监督。目前，一批受人尊敬的环境深度调查记者和擅长自媒体推送的公民广泛参与环境报道，可以预见，随着公民意识的提升，通过环境报道内容形成的舆论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有利于持续改善环境的现状。真实、客观、及时的环境信息传播可以减少环境危机爆发带来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发现，在诸多引起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中，信息不对称造成公民对物资紧缺的强烈预期会直接导致抢购、挤兑等行为。除了报道与监督，环境传播也对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的宣传与动员，从环保低碳到节约资源，从垃圾分类到绿色出行，从世界“熄灯一小时”到反对过度使用农药，这些保护环境的行动都需要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参与。

　　中国的环境传播刚刚起步，但是面对可以渗入每一个肺泡的有毒颗粒，面对各类偷排的污水，面对已经没有了水的湖泊，未来，环境传播任重道远。

　　思考四：面向老年人的传播框架如何构建？

　　笔者偶尔早上9点以后出门，那个时候小区里剩下的多半是老年人了，很多人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多年前就已“空巢”。他们无人倾诉，一只小猫咪就是他们最好的伙伴，我们很多人也会步入这个年龄段。那么，传播能为老人做些什么？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是我国快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红利不久也会不复存在。据《东方早报》报道，现在上海户籍人口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如今，不但在上海的许多老弄堂里，在一些新式小区里也居住着各个年龄段的老年人，他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更不会使用新媒体，在获取新知识以及新能力上比年轻人明显慢一些。据CNNIC公布数据，2012年底我国的手机上网用户4.2亿，但我们逆向思考一下，这实际上意味着还有近9亿人还没有用手机上网，这其中有很多是年事已高的老年人。面对我国未来“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如何能够保障老年人获取信息、参与社会的接近权与参与权，如何基于老年人的需求创办更多适合老年人接触的老年媒体，如何使这些老年人及时交流思想、抚慰心灵，如何使他们更快接受新生事物等问题成为传播研究的焦点。目前，上海建设的智慧医疗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好的系统，他们或者自己学习使用，或者可以通过儿女的帮助学会使用，但是对于失独老人、孤寡老人、高龄老人这些弱势群体——他们人数不多，却最需要投入精力——传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通过传播的力量让他们了解、掌握有关知识，使这些最困难的老人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成为了老人传播的难点问题。

　　面向老年人的传播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短板，这个短板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补齐，否则，当我们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社会的问题则更多。

　　思考五：公共安全传播如何整合？

　　你是否知道突发地震时该做什么，你是否了解地铁突发故障时，乘客应该如何跟随指令疏散的知识，如何在火灾发生时逃生等等，这些都是公共安全传播的内容。未来10年，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公共系统越来越复杂。比如，2015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超780公里，各类公共交通密集，一秒的失误就有可能酿成大祸，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系统性的公共灾害，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城市，当小城市逐步向大城市转变，社会既要不断追求基础设施的零误差，也要不断的提高公民的公共安全知识。目前，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公共安全知识的传播，即公民在各类公共系统中如何做才是安全的：比如什么情况下拉动地铁制动手刹，在隧道中遇紧急情况如何疏散，演唱会遇突发事件如何逃生等等。如果将安全问题扩展开来，不止在公共交通，在防灾减灾、防止诈骗等方面，公共安全传播都有着巨大的应用空间。现实情况是，看到这些张贴画的受众几乎每天都在看，而有一些受众从来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容，如何将各类传统渠道整合，形成公共安全传播的协同机制，既保证公共安全传播的大众性，又能实现公共传播的精确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传播到底如何助推“美丽中国”是一个国家命题，如何破题是大文章，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笔者相信，传播作为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社会必备的要素，应该能够大有作为。

　　学者小传

　　禹卫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上海交大（2010）SMC晨星学者，香港城市大学（2009）“大陆青年访问学者”,上海交通大学“烛光奖”二等奖。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微博客舆情监测与主动引导机制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群体行为涌现机理与风险辨识》子课题四、上海交通大学文理交叉一般项目（2011）《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控的模型建构与实验研究》等十余项纵向、横向科研项目。

　　在《新闻与传播研究》（B类权威）、《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等各类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2篇；获1个省部级一等奖（2010）（排名第三），1个省部级三等奖（2012）；独著（2009）《中国发展传播学（四川卷）》（教育部重大课题子项目成果）。讲授《新媒体导论》、《传媒战略管理》、《英语新闻写作与报道》等课程。研究专项：第三人效果理论、微博传播、群体行为、政府公共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