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对华的“双重标准”肇始于鸦片战争。

　　■ 之所以以大幅文字描述近代中西交往过程之初，西方文化兴起，中国文化萎缩，进而沦为批判对象的过程，皆因此为西方在中国执行双重价值标准的文化背景。

　　■ 正如历史给予的启示，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建设，才是根治之本。当中国开始对外输出文化观与价值观，这种由文化偏见所带来的双重标准必将消失。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对普通民众来说，既可争取机会出国学习、旅游，来直接感受异国风情与其价值观、文化观，也可通过媒体、网络获取需要的资讯。甚至有人提出，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生活爆炸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对世界规则与处理国际关系准则的通晓程度，与170年前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打开大门容纳世界的同时，也为世界所接纳。然而，这种接纳来得如此之艰难，以至于今天我们亦面临着来自西方的双重价值标准。有感于此现象的似曾相识，故作此文。

　　从“傲慢的苹果”谈起

　　中央电视台在今年的3·15晚会上，首先曝光了苹果公司涉嫌歧视的在华售后服务政策，央视质疑苹果售后“中外有别”。根据记者在多个国家的调查，苹果手机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换机时都是连后盖一起更换，在中国却不予更换，借以规避中国手机三包政策。针对媒体揭露，据称苹果公司只有简单声明对应，并无更多沟通，表现出傲慢姿态。因此除了“中外双重标准”外，“傲慢”也是媒体指责苹果的“罪名”之一。3月25日，《人民日报》内版的报道标题为“傲慢苹果‘啃’不动？”；3月27日，《人民日报》时评的标题为“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接连批判苹果公司的傲慢。

　　对中国消费者实行双重标准的“洋品牌”绝不只此一例。此前，有关“双重标准”的事件便层出不穷,如国际品牌强生婴儿洗发水被曝在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配方生产,在中国的配方中含有致癌物质；零度可口可乐原液被台湾检出禁用的防腐剂，而可口可乐公司回应在内地属于合法食品添加剂；麦当劳的麦乐鸡被检出含有化学成分等等。洋品牌“双重标准”的危害已经泛滥至各个行业。2012年6月13日，商务部市场秩序司负责人曾在《人民日报》上表示,绝不允许进口商品在我国搞双重标准,如果有违法现象,须坚决打击,予以取缔。事实表明，此一现象却是屡禁屡出，层出不穷。晏子曾说：“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积”。是不是就像现在报章所分析的那样，多因中国政府监管不力？

　　一战定“天下”：中、西之初较量

　　西方对华的“双重标准”肇始于鸦片战争。蒋廷黻曾说过：“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说起鸦片战争，似乎多与“天朝崩溃”、耻辱挨打联系在一起。在我开始学习近代史的时候，记得在第一堂课上，老师开宗明义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古代史的人，越学越红光满面；而学习近代史的人，则越学越腰背佝偻。这似乎寓意着近代中国的多苦多难，而这苦难又始自鸦片战争，从此开始中国昔日荣光随着鸦片烟雾的缭绕而模糊，最终消散。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战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耻辱，还包括文化上的冲突与反思。而对西方来说，战争带来的除了经济、政治上的利益之外，还包括文化上优越性的展现。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以天朝上国之姿态，仅开放广州一口与外贸易往来。经商的外国人居住地点也固定于商馆，交易对象也仅能与国家指定的行商办理。他们能接触的中国人除了行商便是买办、仆役，十分便于管理。甚至为了防范他们，广州贸易体系的规则中还规定不准他们购买中国书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从深层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自身的修养与磨练，即所谓孔子所言：“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当时士大夫视来华之经商与传教之外人为“夷狄”，认为他们来华谋利，既不服华夏文明，因此中国亦无变之为华夏之义务与责任。并且，在19世纪之前，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乃世界之中心，在《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有这样的记载：“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这样的地理格局简单明瞭，中国居于世界正中，受四夷拱卫，四夷可能会有转换，但是“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驭外”。地理上的中心，政治上的恒世不移，意味着文化上的至尊地位。因此，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也认可中国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随着西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西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自信一并增强。传教士对中华文明的态度开始转变，认为他们有责任将上帝福音传播于世界，企图以宗教文明征服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为此，他们开始在中国徐徐图之。鸦片战争后，西人藉“船坚炮利”显示了其技术上的优越性，这也成为中国人对西人“长技”印象的代名词。战败后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开始兴起，但学习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器物，如西方的船炮制造之术，学习的目的乃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首先提出，器可用而礼不必学，以坚守中国的传统之礼，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整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通常被用来指称乃是中国士大夫坚守传统伦常之证据，而实际上，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

　　在“西学为用”的过程中，士人很快便发现问题的关键点：“西学”能否“体”、“用”分开？整体文化是否可以分开学习？如果不能，将置“中学”于何种地位？争论过程实际也是中国思想界对中西文化定位的重新梳理。此时，中学尚未完全丧失其主体地位，然而对西学的尊崇开始成为潮流。西方的指称也不再是“夷”，而开始进为“西”，乃至“泰西”。至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举国寻找战败原因，严复《天演论》恰逢其时，开始风行全国。他在《天演论》中所提出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很快成为共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加深了这种共识。这也成为之后国人留学热潮之主因。优胜劣汰实际已经暗示国之强弱乃生存之根本，这彻底颠覆了中国礼让、尚道不尚力的传统。这实际也意味着“西用”优越的背后是“西体”的优越。由此逻辑可推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再也不能为“主体”。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也带来了对中国传统习俗、生活习惯等的怀疑，这种通盘清算在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极致。

　　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曾论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此处，“天下”可指中国文化，亡天下更甚于亡国。当西方文明成功逆转，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开始出现“西强东弱”的论述模式时，实已表明士人心中的“天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其时，趋新人士言必西化。西方人士也开始以文明自居，认为文化优于东方。这种影响也流至今日之中国。

　　“双重标准”其来有自

　　之所以以大幅文字描述近代中西交往过程之初，西方文化兴起，中国文化萎缩，进而沦为批判对象的过程，皆因此为西方在中国执行双重价值标准的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外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这实开启了中国新的中外交往方式。罗志田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更重要的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这才是真正最不平等之处。这种方式说的简单点，就是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从更深层次言，这种订约方式在东亚确立了西方外交中的双重标准，即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西人可以不按西方自身的价值标准行事。”也就是说，随着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西方在中国行事实行双重标准的直接体现。当他们藉不平等条约获取了特权后，反而却以此特权显示其优越性。

　　在确立这一交往方式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屡屡相争，因此，双方谈判过程中，所争最激烈的可能不是具体利益，而是双方交往方式，但从历史上来看，清政府所争者最后并不能如愿。对此，时人已有反思。

　　试举一例说明之。清人笔记《外交小史》中曾记载：“鸦片战争既告终，于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先后订约者凡三，清廷已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公文照会，禁用夷字。而其时所谓清议者之势力，尚于尔后数十年间，左右一世之舆论，虽清廷亦时为其所劫持焉。独其为战争原因者之鸦片之禁令，清廷初无明文解除，而臣民吸用之习，蔓延益甚。从而英商之输入，亦依然盛行。清廷不得已，至咸丰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药之名，征收关税。由是吸食鸦片之弊风，不啻为法律所默许。而诸外国人反从而丑诋之，或且携我国一二粗制烟具，陈诸博物院，以为我国民风俗之代表矣。”在此，作者指出鸦片本为英人等输入物，从而造成国民吸食之陋习，但外人反而以此来嘲讽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之风俗。这或许可视为其帝国主义文化思维的一例明证，这也或可表明，价值标准双重的背后实际是文化竞争的结果。而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尊崇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贬低，使西人的这种双重标准日甚而犹不自觉。

　　当时对中国影响较大，又能体现西方双重价值标准的莫如治外法权。有识之士对此现象已有观察，如曾游历租界的王韬在谈到西人在华的治外法权时便曾提出，此权关系国家之权，“必屡争而不一争”，争法则“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惟在折冲于坛坫之间,雍容于敦之会而已。事之成否不必计也,而要在执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他认为可用西人之标准与之辩解，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消除此权。但在当时的中国，此一想法过于书生气，并无实现之可能。之后，中国多藉战争时机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直到1943年才最终完成。然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亦仅从形式上消除了西方在华的双重价值标准，那种藉文化竞争所遗留下来的偏见却依然存在。

　　消除偏见，打掉傲慢

　　今天，当西方大品牌进入中国，历史上那种赤裸裸的偏见已经在市场的包装下改头换面，转换为各种各样的隐性歧视。如何消除以大企业为代表的西方对华的双重价值标准？中国已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可以纠正西方由文化上的偏见所带来的傲慢。就现实而言，一方面，需要扎紧自家篱笆，建立起完善的监理制度与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民族企业提升自身的质量与标准，并支持国家提高行业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历史给予的启示，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坚守与建设，才是根治之本。当中国开始对外输出文化观与价值观，这种由文化偏见所带来的双重标准必将消失。

　　学者小传

　　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00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博士期间主攻中国近现代史。2009年8月起在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至今。

　　主要研究方向：民国经济史，同时也兼及中国当代经济史研究。近年来，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一项（经济统制与政治合作：抗战时期沦陷区商人研究 项目号：10YJC770085），发表《战后“经济汉奸”审判-以上海新新公司李泽案为例》（《历史研究》）、《日本在华占领区内的排英运动——以1939年英资纶昌公司罢工案为中心》（《近代史研究》）、《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1949-1953)》（《学术界》）等学术论文多篇。2011年获上海交大“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SMC优秀青年教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