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由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发展产生全局性、广泛性、长远性和深刻性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并未改变和动摇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内核和基础，未来我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 与十年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不同，当前，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我们要根据新时期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精心谋划，抓住和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科学判断，体现了我们党对当今“世情”和“国情”变化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提出来的。从党的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升。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变化，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经结束了。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该如何去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呢？这一问题涉及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值得认真审视和思考。

　　“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内涵

　　什么是机遇? 从字面上理解, “机遇”就是遇到了好的机会或时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给机遇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某些事物原来常是出于某种作用，符合于某些目的，兹乃忽然发生，此类事物其起因不能不归之偶然者，便是机遇”。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所谓机遇系指碰巧会发生重大作用的琐事。”这里两位学者都强调了机遇的偶然性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机遇的偶然性是指由某一偶然因素出现或某些因素偶然巧合而提供的。要认识和利用机遇，就要正确认识偶然性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社会运动有其内在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机遇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一种偶然性，但就其内容看来却受着必然性的规律所支配和制约。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之中。”可见，机遇是一个与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概念。从哲学上讲，机遇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却能促使事物向有利于特定主体方向发展的客观事件或条件。它有几个基本规定性：其一, 它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客观事件或条件，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想创设出来的；其二，它的出现是偶然的，而不是人们刻意制造的；其三，它必须对特定主体是有用的。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大量偶然性事件，但并非所有的偶然性事件都是机遇，只有对主体有用，而且能够改变主体的现存状态，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主体自身方向发展的偶然性事件和条件才可称之为机遇，这是机遇的价值属性。对主体是否有用的判断取决于主体的内在需要和战略目标，当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而表现出的某种可能性与社会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联系起来时，我们才能判断它对于主体是否有用，是否具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机遇不能离开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而独立存在，只有当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满足了实践主体内在的生存或发展需要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是一种机遇。

　　那么，什么是“重要战略机遇”？战略是事关全局的综合筹划，全局性、综合性、长远性是其根本特征。因此，战略机遇具备机遇的一般特性，但它又具有战略概念所规定的某些特殊性：从机遇影响的空间维度看，战略机遇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和广泛性的；从机遇影响的时间维度看，战略机遇的影响是是长远的和深刻的。“重要战略机遇”是指有利于实践主体发展的具有全局性、综合性、长远性影响的客观事件或条件。“重要战略机遇期”则是指由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有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契机，并对其发展产生全局性、广泛性、长远性和深刻性影响的特定历史时期。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等诸多有利因素孕育而成的，是多种有利条件在特定时段的集中表现。一般而言，要想正确的认识机遇和把握机遇，首先需要社会主体在实践中分析外部客观环境，通过寻找外部客观环境发展变化中的有利因素来识别机遇。除此之外，正确地认识机遇和把握机遇还需要从实践主体的内在需要和目标出发，通过分析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之间等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综合研判。只要主体善于识别机遇，能够抓住已有的战略机遇，创造新的战略机遇，那么，战略机遇期就可能被延续和保持。反之，如果主体由于主观原因而错失战略机遇，那么，战略机遇期就可能被缩短甚至在较短的时间内丧失。

　　“重要战略机遇期”延续之理据

　　未来1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与10年前相比，今后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面临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发生一系列发生新的变化。深刻认识和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是我们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和基础。

　　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将为我国赢得有利的上升空间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力量对比正发生着较大调整和变化。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力量此消彼长的态势更加突出。这种变化将打破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首先，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较大，整体实力有所下滑。美国作为危机的发源地，危机后经济陷入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最深刻的衰退。尽管从2010年开始，美国经济扭转了下滑势头，但复苏乏力，失业率仍在8%以上的高位徘徊。欧元区受债务危机拖累，经济复苏整体乏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整个欧洲被债务危机阴霾笼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欧元区2012年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5％，“将进入缓慢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难以摆脱低迷。由于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公共债务水平很高，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结构性调整步履维艰，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等问题困扰，日本经济将长期低迷。其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明显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趋势逐步显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新兴经济体崛起是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重大变化之一。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世界秩序，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力度与深度，世界经济多极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世界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将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它使中国有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为中国从国际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主导者，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创造了机会。我国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提升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使中国逐渐从“外围”走向“中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力量对比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达国家在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方面的领先地位暂时不会改变。因此，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西方对中国模式崛起的担忧和警惕进一步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和打压的力度会增加，美国的战略东移就是例证，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

　　经济全球化趋势仍将为我国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十年前，我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积极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出口，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资源，加快我国发展的步伐。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1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4.9倍。2011年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这充分说明我国在过去十年中较好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融入和适应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抓住用好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法国等国政府提出在采购中优先购买本国货条款，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断出台针对中国等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性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的确会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和阻力。然而，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改变不了当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由于支撑全球化的基本要素和内生机制尚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未发生逆转。因此，后危机时代，尽管由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仍在不断演化之中，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仍将持续，贸易保护主义会加强，我国可能会成为发达国家重点遏制的对象和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的对象，在人民币汇率、贸易、气候变化等方面我国将面临较大压力；未来我国也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但我国继续获得“全球化红利”的机遇尚未消失。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加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深刻变化。我国已经不仅仅是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外生变量，而是日益成为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内生变量。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创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具备了把战略风险和矛盾转化为战略机遇的可能性。

　　新科技革命为我国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提供可能

　　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曾推动一些后起国家利用科技革命的机遇而获得跨越式发展。一般而言，新科技革命将会带来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变化，它将催生一些新兴产业，开辟众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世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摆脱经济衰退，纷纷以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为突破口，加大科技投入，力争在低碳经济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把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作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领头产业，试图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的历史最高水平，力争在新能源、基础科学、干细胞研究和航空航天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在2013年以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虽然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仍面临技术、成本、体制等诸多制约，但一旦获得重大技术突破并形成新的产业技术标准，将成为主导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这场以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创新将对全球贸易格局、经济增长方式等都将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这场新技术革命中，对于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网络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各国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谁在新兴战略产业方面率先实现重大突破，谁就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新格局中占据主动。因此，这一轮新技术革命为我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科技创新推动的跨越式发展，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机遇。我国能否顺应当代世界技术变革的潮流，抓住以“低碳技术和绿色能源”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契机，大力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有利于把握好战略机遇期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紧紧抓住逐步形成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3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02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06年达到20万亿元，200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短短6年内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0年，我国GDP世界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9.5％；2011年，我国GDP总量达到47万亿元，人均GDP目前已经超过5000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06年到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59元增长到28810元，年均增长9.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加到6977元，年均增幅9.3%，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另外，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加快，社会保持稳定，所有这些都为我国今后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各种所有制经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都有了进一步提高。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持续推进，垄断行业和公用事业改革继续深化，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成为我国开拓国际市场的生力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宏观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明显成效，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我国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仍有较大差距。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百位之后。虽然中国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是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我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我国的科技、教育、社会保障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200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我国仅排第92位，被划归中等发展程度国家之列。后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面临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调整，而且还面临着内部更为艰巨复杂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任务。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仍处于初级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亟待完善。行政性配置资源、价格管制、资源性产品定价机制等体制机制性问题突出。这意味着我国还将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我国不仅要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继续深入推进各项尚未完成的制度改革任务，而且还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较大，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原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参与国际竞争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财富集中、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并没有改变。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和差距恰恰是发展的空间和机遇。从工业化发展水平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推进，将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从城市化率来看， 2010年城市化率为44.9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3.0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31.8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从地区发展差距来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差异虽然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和共振效应；同时，我们在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将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从改革进程来看，我国深化改革的任务还未完成。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仍在深化推进，随着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必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综上，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没有变，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却发生了变化。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的变化，继续抓住和充分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就一定能够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学者小传

　　周泽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199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里丁大学访学和进修。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近年来，主持《国际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高校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等。出版《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论纲》等3部专著。发表《美国经济危机根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析》、《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辨析-从“国进民退”的争论谈起》等论文30多篇。主讲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和通识核心课程《资本论选读》、研究生专业课《中国现代化实践和发展战略专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曾获得2012年上海市育才奖和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