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riosity是西方启蒙教育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 与好奇心息息相关的一个对于治学同样重要的美德是“好问”。

　　■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固然是在教导我们要保持谦虚的品性，但也可以解读为教导我们要多和别人交流——毕竟，不经过交流，怎么能发现有人在某方面可以称之为“师”并得到别人的回馈呢？

　　我个人曾经在美国求学六年，其间有过很多和欧美同学相处的经历，也多次讲授过本科生和博士生的习题课。和中国学生比起来，欧美学生的劣势主要在于从小对数学等基础学科的训练不够，以及吃苦耐劳的钻研精神相对缺乏。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成功之处，而这些成功之处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长期的成就不会小。我在回国任教后通过比较和思考，总结出了几条他们比较典型的优秀特质。这些特质固然和从小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也并非不可以在大学阶段培养。如果老师和学生都能够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诱导，则无论学生日后的人生规划为何，都会终生受益。

　　好奇心与求知欲

　　Curiosity是西方启蒙教育培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如果牛顿没有对熟苹果落地这一普遍现象后面的作用机制产生好奇，或者如果爱因斯坦没有想象出人坐在接近光速的列车上会引发的怪异现象这种看似荒诞的问题，物理学研究就不会有长足的进步。而历史上不少由好奇心推动的发现，即使在当时看来只有理论的价值，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认知范围的扩展，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领域。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本来只是数学上的一个游戏，但随着计算领域的发展和网络加密技术的需要，其在密码学中也获得了重要的应用。

　　不仅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好奇心，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是如此。经济学上经典的期望效用理论在Allais Paradox和 Ellsberg Paradox上遭遇了滑铁卢，从而促使了有限理性假设和行为经济学的产生。而实验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经济学者对于各种理论模型在现实生活中解释力的好奇心上；当模型预测和现实不符，新的假说被提出并检验，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完善。

　　现在有些大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很强，对于分数过于看重，虽然和外界因素也不无关系——学校和社会对于本科生的考核出于公平性和可操作性，主要还是采取了一些量化指标，使得把时间投入在培养提问和思考能力这类在长期才能显出成效的训练的回报小于把时间投入在应试上。另一方面，学生没有时间观察和提出问题，自然也就没有时间思考——各种第二专业的课业负担导致一些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一学期总学分超过三十，使得学习的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应付考试。在美国求学的人士大概都了解西方教授们对于中国学生的评价通常是hard working, with high technique skills, 但在critical thinking，giving interesting research ideas上很可能不及基础课和专业课成绩不如中国人的美国同学。思维模式在成年以后通常会固定下来，所以中国学生在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职业后可能会面临的一个窘境是在最需要好奇心激发的好idea的时候，因为早年比较短视已经来不及培养。

　　经济学通常假设理性的行为人会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因此只对当前有利而不利于积累对未来效用有很大作用的“资本”的短视行为是不符合行为人的利益的。建议大家有效利用每天的闲暇时间，甚至是上网浏览新闻时，提出两、三个和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或现象并看看能否运用已有知识分析它，或者为什么不能分析它。

　　勇于提问

　　与好奇心息息相关的一个对于治学同样重要的美德是“好问”。这里的好，既有众所周知的喜欢的意思，也可以附加上不错的意思——多提问题，提好问题。对于各阶段的学生而言，好问也体现在课堂上。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教学方式是互动式的而非填鸭式的。提问和答问中，学生把理解情况对教师做了一个反馈；而另一方面，教师有时候也能通过思考答案而获得新的视角，这一点，有过较多教学经验的老师都有感受。

　　提问还可以让自己更为有效和合理地分配时间。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某些问题，在学生独立思考的时候，往往可能只差最后一个环节就能得到答案，但学生由于经验不足而不知道欠缺的某些关键点。这时候如果请教老师，可以事半功倍。

　　遗憾的是，中国，甚至亚洲的学生，鲜少在课堂上提出问题。美国的教授常说这类学生很docile and quirt, 让老师无法了解教学情况。亚洲学生不愿意提问的原因, 通常是害羞以及自尊心作祟: 担心自己的问题太肤浅, 从而影响老师和同学对自己的观感。事实上，其他同学可能也有类似的困惑——从课堂上的提问常引起连锁反应就可以看出这点。另外，科学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看似愚蠢的问题很多时候可以开启通向新知识的大门；正如国外教育界很流行的一句话所言，“there are no stupid questions”。

　　当然，鼓励提问并不意味着要求放弃独立思考。没有经过思考而提出的问题通常干瘪无物。在课堂上接受到新知识时，通常可以思考的问题有很多，例如：这个知识点在整个体系中有着什么作用？和以前的知识有着什么联系？如果是某些问题的新思路，那么可以思考，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有哪些？由此看来，其适用的场合或适合解决的问题为何？

　　经常性的思考是提问的基础。当闲暇时间意识到大脑在放空时，可以多观察身周的现象，多问自己一些为什么，思考和学科相关的问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积极交流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固然是在教导我们要保持谦虚的品性，但也可以解读为教导我们要多和别人交流——毕竟，不经过交流，怎么能发现有人在某方面可以称之为“师”并得到别人的回馈呢？而“三”泛指多，交流的人数越多，自然更加有益。

　　硅谷被誉为计算机技术上新思想的温床。究其原因，硅谷独有的文化功不可没。当年以苹果公司的年轻人为基础所形成的在喝咖啡的闲暇时间进行idea交流的习惯现在已成为了硅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而无数思想火花的碰撞也推动了计算机相关技术的不断革新。可以说，这种氛围良好的学术讨论是西方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国外有过博士求学经历的人大概都参加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group discussion: 比较正式的一般是由各人把自己近期工作简单介绍，然后大家进行点评和建议；随意一些的则是在午餐或者咖啡时间聊一聊时事或者学术界的最新成果，讲讲自己的看法。这类交流和讨论对于个人和集体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它有利于信息的获取：通过information sharing，你可以知晓其他人关注的领域和近期学术热点；这些信息可能对你自己的研究有触类旁通的作用。另外，这种群体交流中较易形成热烈的气氛（通过辩论等），而这类气氛通常是新思想等产生的催化剂。

　　这类交流在国内比较难看到，可能跟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有关。例如，服从权威——当参与讨论的人里有老师或者上级，我们通常倾向于服从或者不发言，尤其是在他们提出观点之后。藏拙的想法也是可能性之一——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贸然发言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的评判。第三种可能性则是对别人的警戒心——其他人都是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果自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而被别人知道，即使想法不会被剽窃，也可能触发别人更好的idea。这种警惕心的产生当然也和学术道德日下息息相关，不过不要忘了其他人也很有可能成为你的合作者。很多发明创造，尤其是实验科学领域和一些交叉学科的，并非是某个个体闭门造车的成果，而是集思广益下的结晶。

　　对于大学生来说，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自发组成study group 对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讨论。另外，我们学院的不少老师在教学中已经将考核方式由传统的考试变成了写小组论文并由小组代表present，这种鼓励team work 的方法也会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总之，不论同学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学术相关或是和业界相关，保持open-minded，从交流中取长补短，长期而言必会受益匪浅。

　　培养国际化视界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世界已经成为了“地球村”。每年学生就业潮之际，大型招聘会上跨国公司的数目在逐年上升。这些公司里面有总部在欧美但越来越倚重中国市场的，有从国内品牌发展成为国际品牌重视开拓外国市场的，也有成功收购国际品牌积极重组的。这些公司总是在寻找国际化人才。什么才是国际化人才？除了各专业具体的要求之外，一些共通之处在于具有国际化视界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国际化视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要有目的性地多接触来自国外的资料。例如，我们可以在闲暇时多上网浏览国际新闻：经济的、科技的、文化和历史的等等。对于社会科学专业的同学来说，还可以把国内外的一些事实和现象进行联动分析：例如，欧债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从大环境上而言，全球化的进程和客观需要使得名校对于人才的培养目标的定位越来越偏重国际化。在这种方针下，学校也在给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机会。以交大为例，目前学校已经开授了不少本科生的全英文课程。这些课程通常使用国际经典的英文教材，由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英文讲授。这些教师，包括我本人，由于在海外求学期间对于由中外文化差异带来的其它差异（例如思维模式等）有深刻认识，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提及甚至运用西方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从而从客观上促进了对学生国际化的培养。另外，学校也积极地通过与欧美高校的合作为学生提供短期游学的机会。这些经历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外文化环境的适应性，也可以帮助学生决定日后是否要在国外长期求学。

　　与国际化密切相关的一个工具是英语。所谓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英语是与国际社会沟通一个必要桥梁。可喜的是现在大学生的英语能力普遍比较优秀，尤其是听说读。通过我个人的全英语授课教学经验，我认为学生还需要强化的能力是think in English。如果接受知识时大脑先把英语变成中文再用中文来思考，对方可能已经讲到后面去了，那之间的重要内容可能就会流失。因此，大家应该尽量做到接收英文内容时用英语同步进行思考。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在平时多收看英语的一些电视节目，例如英美的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和live show，来逐步培养。

　　总而言之，我们要保持a curious spirit, think about critical questions, b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ake challeng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并且让它们成为我们的life-time treasure。

　　学者小传

　　徐晓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2005年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获得数学与应用数学理学学士学位，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2011年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起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研究方向为微观经济理论，产业组织和拍卖理论。拍卖理论是应用博弈论及机制设计理论的前沿分支，随着1994年起美国FCC运用其设计大规模的国家电磁频谱拍卖而大获发展，也因此成为了微观经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成功的例子。其后西方国家将拍卖理论广泛运用于其他公共领域，如二氧化碳排放量拍卖，供电份额拍卖，机场航班起降时点拍卖等等，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徐老师现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级市场的存在对于拍卖机制中均衡、拍卖方利润、社会效益等的影响。

　　已于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ame Theory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论文一篇。多次担任国际期刊，如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Theoretical Economics 和 Economic Theory匿名审稿工作。受邀参加国际及国内学术会议多次，如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和 Midwest Economic Association Theory Meeting等并宣讲论文。曾在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等作过学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