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笔谈
邱蔚六：如何做一位好医师
— 学者笔谈■ 一位好医师除具备良好的医德外，还必须医教研兼顾；特别在教学医院中，应当树立：医疗是基础；教学是根本；科研是灵魂。
■ 外科医师不应只是依样画葫芦的“开刀匠”，而应该学会思考。
■ 创新必须来自思考，作为临床学术型医师或临床医学科学家必须学会思考，勤于思考。
■ 临床医师应该有“事业”的境界和追求。
目前，在医疗改革热潮中，人们都在谈论如何做一位好医师。笔者的看法是：一位好医师除具备良好的医德外，还必须医教研兼顾；特别在教学医院中，应当树立：医疗是基础——没有医疗便没有医学；教学是根本——育人是教学医院的主要任务；科研是灵魂——没有科研就无法提高医疗与教学质量，医疗事业就有发展，业务水平也无法提高，更无法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人才。而上述的这一切又都是为了患者和人类的健康，这就是医、教、研、患（图1）四者之间的关系。
图1：医教研患关系示意图
在医改过程中，医务界同样面临着有争议的问题，其一，医师需不需要科研？需不需要发表论文？尤其是SCI论文？是不是只要能看好病就可以了？其二，医学是不是科学？医师能不能争做医学科学家？因为，在人们的认识中，医师是一个救死扶伤、保障人民健康的“职业”，但是，医师还可不可以有更高的境界和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除职业外还应当有自己的“事业”。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技术要求较高的学科，然而，医学离不开科学。要真正解决实践中的难题，必须依靠科学；目前火热的“转化医学”即是医学技术与医学科学探索相结合的最好范例。一个好的医师可以成为医学科学家；一个好的医师也可以成为医学教育家。为了提高医疗与教育质量，除医疗外，临床医师应该参与研究和教学。
由于一直在教学医院中工作和任职，笔者在近60年的临床工作中从没离开过科学研究与教学。在此仅谈谈点滴感受。
临床科研重在实践
2011年1月17日《科学时报》登载了一条消息：针灸申遗成功。文中说：“2010年11月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阅后十分高兴，同时很自然使我想起在上世纪60年代参加“针刺麻醉”研究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医药卫生界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医的热潮。记得当时最热门的有两项：一项是中医治疗急腹症（如急性阑尾炎、肠梗阻等等）。另一项是“针刺麻醉”（简称“针麻”）。“针麻”的最先发源地是上海；在头颈部手术中最先开展的是耳鼻咽喉科的扁桃体摘除手术。在口腔颌面外科则首先被应用于牙拔除术。1963年底，为了扩大应用范围，摸索适应证，当时，组建了一个口腔颌面外科针麻手术研究组。成员包括临床医师，针灸医师，护士及高级技师（负责仪器研制），共9人；笔者出任组长。由于这项工作史无前例，需要探索；拿现在的话来说叫“摸着石子过河”。
研究针麻手术的内容很多，然而，撂在当时最迫切需要认识和肯定的问题却是：针麻究竟能否镇痛？它的镇痛作用达到什么程度？以及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针麻手术的镇痛效果？
为了弄清上述问题，笔者决定首先以身试“针”，即自己接受一次针麻手术，亲身体验一下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应当怎么做？这既是在技术研究层面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为了对患者负责。巧的是我左耳前有一个小蚕豆大的，肿大的淋巴结，正好可以施行一次耳前淋巴结摘除术。我的同事们开始都不同意，但经我的反复解释，最终说服了他们，而且顺利地完成了我以身试“针”、试“术”的愿望。
我亲身的实践证明：针麻具有镇痛作用，因为切开皮肤与缝合皮肤均无明显痛感；术中分离淋巴结时完全可以耐受，然而当一碰到知名神经（耳颞神经）末梢时，则有剧烈的，闪电般的刺痛感。我的结论是：“针麻具有明显镇痛作用，然而它镇痛不全”。
在此之后，我们在麻醉方法及手术操作方面总结了口腔颌面部针麻手术的特点，用于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并先后以书面形式发表在《针刺麻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以及《口腔颌面外科理论与实践》（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两书中；并在1979年北京全国暨国际针麻会议上做过报告。
1971年，中美建交前夕，陪同基辛格访华的《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患急性阑尾炎在北京手术后，因腹胀腹痛经针刺治疗消失而引起了他的热切关注。在访问上海时还专门到我院来看我们做了一次腮腺多形性腺瘤切除的针麻手术。回美后，由于他的介绍，在美国引发了一次针灸热。当我看到《健康报》2009年3月26日回忆“基辛格访华时的针灸事件”和《文汇报》2011年4月22日“针灸在美国生根开花”这两篇报道时，不禁又引起了我这一美好的回忆。
我们前前后后做了近2000例口腔颌面部针麻手术（牙拔除术除外），确定了不同手术的穴位处方；肯定了“得气留针”的针麻方法；创建了针麻手术操作原则和规程。我们的科研工作曾获得1989年国家医药局科技进步奖。
由于麻醉学的进步，目前口腔颌面部手术已很少应用针刺麻醉，但在特殊时期例如救灾，它仍能发挥一定作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由于麻醉药紧缺，我们全凭针麻帮助才渡过了第一轮大量手术的难关，至今仍难忘怀。
近见解放日报2012年11月13日关于“BBC镜头下的针麻手术”一文，报道了美国BBC电视台对仁济医院应用针刺药物复合麻醉进行心脏手术的实况，再一次证明针麻手术仍有其生命力，并在原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
思考与创新
外科医师不应只是依样画葫芦的“开刀匠”，而应该学会思考；思考临床上碰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经过研究后再回到临床去实践，去证明设想是否可行。这就是临床医学中最常见的科研方式；也是临床医学科学创新的主要形式。
70年代中期，一位老干部因患口腔癌多次手术，多次复发，复发的肿瘤侵犯了颅底，按当时的观念已经无法再次手术了；即使手术也只能从颅外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把颅底骨质咬除，但明显这是违背恶性肿瘤手术“整块切除”原则的。我们开始思考，能否像矫治颅面畸形一样，请神经外科医师合作行颅内外联合切除手术，从而达到“整块切除”，提高生存率的目的呢？经过研讨手术方案，在尸体上多次进行手术操练，我们终于在1978年成功地施行了第一例颅颌面联合切除术。这一手术不但填补了我国口腔颌面部肿瘤颅颌手术的空白，也为侵犯颅底的患者增添了一个可能治愈的方法。经随访，5年生存率可达35%以上。
也是约在同一时期，一位约12岁的儿童患者被收入病房。主诉是颞下颌关节强直术后复发，口张不开，但其父诉说主要的问题却是“严重打呼，夜不能寐”。当时还没有睡眠监测仪，只好在她晚上睡眠时在床旁进行实地观察。我惊讶的发现：她躺下后即鼾声大作，之后出现憋气并突然惊醒或立即坐起，长叹一口气，伴以全身大汗淋漓；采取坐位以后呼吸立即逐步恢复正常。再躺下时又会反复同样发作。经我们的检查和分析，她的下颌骨发育特差，下颌骨明显短小和后缩，加上睡眠时舌后坠致形成明显的上呼吸道阻塞而产生呼吸困难。从而我们决定：必须在施行颞下颌关节成形术的同时行下颌骨前移术，从而达到扩大口咽腔，解除上呼吸道阻塞的目的。事实证明，患者在手术后不但解决了睡眠呼吸困难问题，而且发育正常，还当上了篮球运动员。现在看来，这是一例典型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由于在实践中的思考与分析，才使我们开创了应用正颌外科技术治疗这类疾病的先例，并在以后跻身于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治疗。为此，2010年中国医师协会还授予笔者“睡眠科学技术终身成就奖”。
上述两个实例使我们认识到思考与创新的密切关系。创新必须来自思考，作为临床学术型医师或临床医学科学家必须学会思考，勤于思考。当然创新思维的条件还必须要年轻，年轻才思维活跃，年轻才更有实践勇气。笔者的科研成果基本上也都是在60岁之前取得的。
做、说、写的魅力
在外科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位好的外科医师必须“会做、会说，还要会写”。“做”指要会做手术而且做得漂亮，还要有自己的风格，时有技术或术式创新。“说”是指要把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创新的经验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介绍，要传授给学生，使影响和受益面扩大。要知道手术方面的发明或创新一般是没有专利的，不但不能保密，而且还要推广。“写”则是应把这些创新点写到论文或书中，以使全世界的患者都能受益。
参加国际会议做专题报告是“说”的最佳场所；发表SCI论文则是介绍科研成果的最好途径；SCI也常常会影响到我国临床医学世界排名或国内排名的结果。
在这里我回想起了有关“写”的一个小经历。1989年，从教育部介绍来了一位国际间委派的进修学者，是当时南斯拉夫籍的Miodrag Garvic医师。他说他到中国的目的是来学习应用显微外科技术整复口腔颌面部缺损的。到北京后，教育部给他安排了北京的进修单位，但他不愿意接受，执意指名要到我们科室来。原因是他看了之前我们在美国重建显微外科杂志（J. Reconstra microsurg, 1984.1:75）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后，才决定来华的（图2）。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写”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科还接待过数十名的国外短期进修的学者，由此，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IAOMS）在我科设立了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培训基地，以及AO内固定学会设立的“AO颅颌面亚洲培训中心”（图3）应该说都是来自于通过做、说、写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与先进国家比较，在做、说、写方面，我国目前仍存在较大差距。陆建平（光明日报2012-11-27）认为最大的差距在于“说”和“写”。英语水平不过关，致用英语阐述学术观点的能力缺如，这就是我国临床医师的现状，需要在今后进一步加强。
图2
图3：Garvic医师在介绍他来院的经过和目的。图2为他曾看到过我们发表的论文。
图4：我科建立的两个国际培训中心
据上所述，似可以回答：要想做一名好医师，为患者“看病看得更好”，医德为先，医、教、研工作也均不能缺：应正确处理医教研的辩证关系，切不可偏废。
临床医师应该有事业的境界和追求。从事临床科研可以成为医学科学家；从事教育也可以成为医学教育家；我国医学界三位国家奖最高获得者——王忠诚、吴孟超和王振义均莫不如此。
学者小传
邱蔚六，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口腔颌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临床口腔医学中心主任。擅长颌面部肿瘤与整复外科。1955年毕业于原四川医学院。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主任、口腔医学院院长、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总会理事、中华口腔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头颈肿瘤外科专委会名誉主任委员；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理事，香港牙医专科学院名誉院士及日本大阪齿大名誉教授，以及国际牙医学院等4个国际学会院士或成员。
曾获国家发明奖、科技进步奖3项；22项24次获部市级一、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和“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邱蔚六教授曾30多次出访国外和讲学。主编专著10余本，协编20余本；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300多篇。他本人也曾被评为全国先进教师（1989）、上海市先进教师（1996）、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2004），并获得首届中国医师扬子杯奖（2004），上海市科教系统伯乐奖（2007）。2009年获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华佗奖及由国际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学会颁发的最高奖项，杰出会士奖（Distinguished Fellow A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