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笔谈
姚玉峰：我的“青椒”生涯
— 学者笔谈■ “和谐实验室”主要目的是给研究生和老师营造一个具有和谐融洽气氛的实验室，在这里每个学生不仅学会如何做科研，更要学会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我想这对他们将是受益终生的。
■ 人生已走过近40个春秋，也有着各种各样痛苦和快乐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是：一是教研结合；二是准确定位；三是张弛有道。
■ “青椒”们要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不需要你拼命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身体，合理作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身体，但是在需要你拼命的时候请一定要懂得坚持与拼搏。
■ 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断地发展自己，也造就了你自己的人生，因为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接力。
接到编辑部的约稿，正感觉自己要写点什么。不知不觉已近不惑之年，想给自己写点东西，虽然很早就想写这些年来的感受，但真的要写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年纪大了，就会经常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现在想来年少的生活很简单，年少的思想也很简单，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感觉是随波逐流，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未来，至少没有真正的思考过。有个笑话，说是很多有钱人早上不想起床，不是太累想睡一会懒觉，而是生活没了目标，不知道起床以后干什么。当然在高校中这种情况较罕见，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大家都在忙碌着，或迫于尊严、或迫于生计、或迫于压力，当中也有很多人乐于自己的兴趣，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我也在经历各种人间凡事后从懵懂少年成为一名老师，期间很多人生的关键点大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几天前开会期间和我的博士导师闲聊时发觉今年是博士毕业的10周年，而来交大转眼也已5年。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正是该借此机会对自己走过的路好好回顾一下的时候。
懵懂进入师范学堂
70后的我出生于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农村度过学前时光。父亲曾是军人，对我要求较严，特别是学习方面。我在东北读完小学，接着在当地中学继续读书，本来我觉得东北挺好的，还有很多好朋友，但父亲觉得东北的教育水平还是不如安徽，而且有故土情结，想回家，所以我也就随着父母回到了家乡继续读书。初中阶段我是跟随着自己的兴趣玩了三年，到了高二才感觉到高考的压力，理科7门课，门门重要。当时有句名言“7减1等于0”，也就是说有一门课成绩不好，高考就没戏，因为当时的高考录取率是1/8到1/7，文科达到1/10，正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好在后来自己很努力，高考成绩还不错。填报志愿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金秋莎是个很好的老师，不仅课教的好，而且对学生很热心。她建议我填报安徽师范大学，这样录取的机会很大，而且将来毕业后当一名老师，在当时看来也是个不错的职业。接下来选什么专业是个大问题，我的数物化成绩不错，但当时高考对生物愈来愈重视，所以打算学生物专业，图的是将来毕业后能有较好的选择。于是我就带着毕业后到中学教生物的打算上了大学。
辗转走上科研道路
1991年开始了大学生涯，然而没两年，原有的人生规划被打乱，原因是高考的改革。在新的高考政策里，生物学已经风光不再，语数外的地位凸显。班里的很多同学也都在考虑将来的前途，一些人打算毕业后转行，更多人在准备考研，我也决定去读研，现在看来这个决策非常明智。在选择报考专业时，我仔细考虑了很久。通过课堂和课外阅读，我发现微生物很有意思，首先是种类繁多，而且这么小的一种生物，竟然有非常大的能量。微生物参与地球各种物质循环，是生物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很多基础的生物学问题，如物质和能量代谢、遗传和变异、细胞分裂等都是以微生物作为模型来研究并得到解决。此外，微生物能净化污水，能发酵酿酒，也能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和巨大益处。加之当时邻近芜湖的南京农业大学的微生物专业在国内很有地位，所以就报考了南京农业大学的环境微生物学方向。
1995年来到南京，一年后基础课刚上完，导师就出国了，而且是长期的。导师走之前和我讨论了将来的课题，我当时希望能分离纯化一种降解废水中染料的关键酶。但实验室当时的条件无法满足我的课题需要，无助的我只好自己联系了上海农业科学院，得到了时任院长潘迎捷教授的支持，接下来的近二年的时间里，我在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进行硕士论文研究工作。在食用菌研究所，虽然老师们非常支持，但关于我的课题他们却无法提供实质的帮助，毕竟他们都在做食用菌的应用和基础研究，而不是染料降解。“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自己的努力，顺利的完成了硕士论文。在硕士二年级时，我就在考虑将来的发展，基于我的表现，食用菌研究所非常希望我毕业后留下来工作，或者是考潘迎捷老师的博士。而我当时觉得食用菌固然重要，但能做一些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研究则更有意义。所以当时就报考了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抗结核药物力福霉素的研究，这也与我现在的结核分枝杆菌的研究有联系。
1998年又回到上海，开始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在导师焦瑞身先生和赵国屏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放线菌产力福霉素的研究。焦先生年事已高，赵老师当时身兼数职，非常忙碌，每学期很难见到几次，课题都是在师兄师姐们的帮助下进行的。当时实验室流传一句话“赵老师的学生独立性都很强”，很好的描述了我们当时的境况。不过对于我，由于有了硕士阶段的经历，眼前的现状都算是“浮云”。虽然和赵老师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和他讨论课题都收获很大。赵老师以科研为生命，不断学习的执着态度强烈着感染着实验室每一个人，而且在赵老师的实验室耳濡目染都能学到很多。Kahlil Gibran的“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可谓是对赵老师最真实的写照。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赵老师冲在第一线，组织国内各相关机构在基因组水平对SARS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对SARS进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的公认。特别有感触的是赵老师对学科领域新的动向有很好的判断和把握，喜欢做开拓性研究，如微生物基因组，他是国内的开创者之一。又如最近两年细菌蛋白质乙酰化修饰的开创性工作，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在赵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四年的努力和实验室老师同学，特别是姜卫红老师的帮助，终于顺利通过毕业答辩，并于同年获得博士学位证书。毕业后我先后去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行了五年的博士后研究。博士毕业前，我已打算今后能从事微生物相关的科学研究，并希望将来的研究能更进一步的与人类健康接轨，所以博士后的单位都是做病原菌研究的。
2002年坐上人生第一次飞机到了美国，NIH的研究条件非常好，在那里我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如基因芯片和共聚焦显微镜等，英语的口语和写作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文章发表数量和质量都不错。但当时的实验室风格是PI(课题组长)确定具体课题，博士后没有选择余地，这对我将来回国，建立独立实验室的计划没有太多的帮助。两年后我转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继续进行博士后工作，在这里除了拓展到新的传染病研究领域外，还学到了课题立项、申请、实施以及实验室运转管理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对我以后回国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可以说在科研生涯的起步阶段得到了国内外最好的三个机构的不同方面的训练，为日后顺利开展科研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再度拿起执教之鞭
5年的博士后研究很快过去了，打算着回国发展。原来从研究所毕业的，比较了解研究所的氛围，不是很喜欢，还是觉得大学的气氛较好，除了科研，还可以做些教学。由于一些机缘巧合，我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开始了我的“青椒”生涯。一开始的那段时间，虽然学校和教研室很支持，给了两间实验室和一些启动资金，但对我仍是一个考验。如何设计实验室、怎样用捉襟见肘的经费购买必要设备、搭建各种实验技术平台等。好在通过自己和实验室成员的努力以及各方面的支持，实验室在经过近五年的运转后，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包括人员组成、科研经费、平台技术以及科研产出等方面。特别是我构建“和谐实验室”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实施。“和谐实验室”主要目的是给研究生和老师营造一个具有和谐融洽气氛的实验室，在这里每个学生不仅学会如何做科研，更要学会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我想这对他们将是受益终生的。在交大的5年里，得到了学校很多老师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教研室主任郭晓奎教授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经验成为我解决问题的法宝，使我能更快地进入状态和更好地开展工作。和已经比较得心应手的科研工作相比，我又面临新的挑战-教书育人。因为来到高校，意味着不仅要做一名科学家，同时也要做一名教师，而且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刚开始备课时的紧张和痛苦，花了很多时间来看教材以及大量的相关资料，同时旁听老教师的课，或者看他们上课的录像。教学工作从一开始的自己紧张和学生反应平淡到现在课堂上自信自如和连续几年学生评价高于教研室和基础医学院的平均水平。
人生已走过近40春秋，也有着各种各样痛苦和快乐的经历，对于自己以及与自己类似的“青椒”群体多多少少有些感想，这里就简单谈谈。
一是教研结合。作为高校的教师，现在的评价制度已大不同前，不只是教好书，更要做好科研。很多人将教学与科研视为矛盾体，觉得教好书的搞不好科研，科研做的好的教不好书。当然，有的老师每年三四百学时，每天都有课，基本很难抽出时间从事科研。课题很多的老师则不可能上很多课，否则课题任务完不成，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美国在这一点做的比较好，比如一个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他既从事临床工作，也有科研任务，他的工资表就清楚的表明临床工作(clinical effort)和科研任务(research effort)占的百分比，他的收入也就由临床工作和科研任务共同决定。我们国家高校的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目前是以科研为主导的气候，对教学有些忽视。但作为高校“青椒”，我觉得科研和教学不是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不可缺一的Complex(复合体)。首先现在高校的教学已经不再是照本宣科，用着几年或十几年不变的讲义来填鸭。虽然教材的基本内容不可能有彻底的改变，但实质的内容已经在不停更新和丰富，其源泉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有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科研在实验室中来探索解决。在这方面，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实验室主要研究做结核分枝杆菌以及肠道杆菌，在这方面的经验较多，每当给学生讲述这方面的内容时，感觉特别自如，将具体内容与临床相结合，同时引入最新的研究进展，将枯燥的书本内容讲的很吸引人，这样课堂效果也好，学生也有兴趣。
二是定位准确。有了对高校教学和科研关系的正确认识，每个“青椒”还要对自己有合理准确的定位，也就是说自己的effort到底有多少用在教学上，有多少effort用在科研上。虽然目前各大高校的评价体系偏向于科研，算经费和加SCI论文影响因子，但我觉得将来定会采用更合理的评价指标和体系。比如中国科学院系统将杂志按照在各学科的影响力综合进行分区，而不是机械按影响因子排序。现阶段每个人都可根据自身条件和状况来给自己一个定位，是做一个偏教学的教师，还是做一个偏科研的教师，还是一个双管齐下的全才。偏重教学的教师能否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形式的创新，能否参照新近科研进展进行教学内容的调整，能否提出一些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让学生思考。偏重科研的教师能否在科研过程中避免过分专注某一小领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况，能否考虑并尝试解决教学过程中发现的科学问题。这里提一下基础医学院的Co-PI政策，该政策目的是对有学术发展潜力的“青椒”给予一定的待遇和支持，特别是要求他们在固定PI的指导下工作，目标是3到5年后成长为独立PI。这个政策给了本土青年教师，特别是定位于科研的“青椒”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途径得到锻炼和成长。
三是张弛有道。当然，现代社会各个行业竞争都十分激烈，高校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高校“青椒”压力山大，教学压力、课题压力、文章压力、晋升压力、经济压力等等都是“青椒”身上的大山，使得“青椒”疲惫不堪。但我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青椒”们越要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不需要你拼命的时候懂得珍惜身体，合理作息，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身体，但是在需要你拼命的时候请一定不要对自己手下留情。现在很多高校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各种活动为“青椒”减压，比如我们基础医学院举办的各种体育活动班就是很好的例子，充分给大家提供锻炼身体，缓解压力，增进交流的机会。“青椒”也应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的氛围。
现在回头去看看我这近40年的经历，很多感叹，也有很多遗憾。感叹的是在自己能为自己的将来人生作出规划后，都能设定较好的短期的或是长期的目标，并努力达到。遗憾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也曾没有把握住机会。有人说，命运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当机会出现时，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抓住，因为失去了便没有下一次。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断的发展自己，也造就了你自己的人生，因为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接力。从小到大，从年轻到成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有目标，否则就没有了生活的动力，毕竟我们要为了尊严、为了生计、为了理想活着。所以，要么做个有钱人，要么做个有人生目标的人。一点感悟，与“青椒”共勉。时值博士毕业10周年，也是赵国屏老师回国20周年，谨以此文感谢赵老师知遇之恩。
学者小传
姚玉峰，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科学研究院病原细菌学实验室课题组长，上海高校特聘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微生物学会医学微生物专业委员会委员。
2002年于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获博士学位，2002年至2007年分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作为引进人才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工作。
目前主要从事结核分枝杆菌致病机制、基因组微进化和肠杆菌分泌系统研究，并获得了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科技部传染病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上海市科委、教委的资助。曾获上海高校东方学者、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交通大学晨星青年学者奖励计划SMC优秀青年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百人计划”、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跟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首届“青年十杰”等荣誉称号。
在J Biol Chem、J Infect Dis、Infect & Immun、Science等国际知名SCI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近30篇，论文多次被Nat Rev Microbiol、Annu Rev Genet和Curr Opin Microbiol等高水平综述杂志引用，并拥有多项国际和国家专利。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报告。
主持医学院本科生《医学微生物学》以及研究生的《细胞微生物学》等课程建设，以及参与“探究为基础的学习”(RBL)教学改革工作，指导医学本科生进行科研训练，并获得一项上海市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此外，长期作为咨询专家参与上海市青少年科技活动，负责指导中小学生进行课外科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