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笔谈
谢富纪：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
— 学者笔谈■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时代性用语。这样的情境使创新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 作为时代性概念的创新，特别强调创新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各种创新事件的相互联系。
■ 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型人才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 全社会要营造崇尚创新的氛围，创新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人才脱颖而出之路。
■ 教书重要，育创新精神更重要。
我与创新研究
1978年3月18日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标志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国家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创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我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国家“863”计划项目的实施，当时我正读研究生。该计划是我国为迎接全球新技术革命和高技术的挑战，加快我国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于1986提出的。1988年我国第一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诞生，随后的几年国家相继建立了5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伴随着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起步与发展，我带着浓厚的兴趣开始探究世界高科技园区发展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也是我正式承担的第一项研究课题。之后攻读博士研究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也都聚焦在科技创新领域。近10年来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展到国家创新体系、都市圈创新体系、产学研合作创新、专利技术产业化、创新型国家建设等领域，构成了从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体系发展，到区域创新、产学研合作创新、产业技术转移的理论架构与微观运行等方面的系列研究。
对创新的再认识
当前创新被逐渐泛化，各式各样的“创新”层出不穷，创新一词甚至被滥用，冠以“创新”之名的所谓思路、举措无处不在。若细察，不难发现，名为创新，实则了无新意。因此有必要对创新进行再认识。
作为学术用语的创新概念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peter）1912年在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源于技术创新概念，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这一概念日益成为一个时代性用语。这样的情境使创新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熊彼特的经典定义之后，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将创新定义为达到一个有用的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新方法，纳尔逊（R. Nelson）和温特（W inter）把创新定义为现在的决策规则的变化，德鲁克（P. F. Drucker）则认为创新的行动就是赋予资源以创造财富的新能力。也有学者把创新定义为主体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处理和客体的关系中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独创性活动。在作为创新测度框架规范的《奥斯陆手册》中，最初是关注实物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创新，后扩展到服务与组织的创新，将创新定义为实现新的或重大改进的产品（或服务）、工艺、新的营销方式，或在经营策略、工作场所组织或外部关系中的新组织方式等。
而如今创新作为一个时代性概念则反映了人们对当代经济科技发展的某种本质性把握，与传统意义上的创新概念不尽相同，有其自身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普遍对创新在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对国家和民族实行全面创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取得了共识。由此诞生了诸如自主创新、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业态创新、软创新等被赋予时代特征和内涵的新概念。比如协同创新，可以理解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科学问题或重大需求，具有优势的创新主体（产、学、研）按照研究方向和技术路径分工并开展联合攻关，建立起从无序到有序、从单一到集成的创新模式，形成人力、资本、知识、信息、技术、设备等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合理流动与共享利用的新机制，充分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各自优势，汇聚全社会资源，产生集聚效应，形成重大创新成果的过程。而由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软创新则意指在产品与服务中主要对感知觉、审美吸引力、智能吸引力有影响的创新。
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并不强调各种创新事件的系统性，任何领域、任何行业、任何局部的任何创造性事件，都被视为是创新。但作为时代性概念的创新，特别强调创新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各种创新事件的相互联系。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学长生前曾指出中国大学缺乏创新精神，留下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且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长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型人才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关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主要就是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多年来，国家和各高校都已经认识到了其重要性，也相应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措施，从入学考试方式的改革，课程体系的再设计，到助学金奖学金水平的提升，培养模式的改革等。目前各高校都在积极进行新的探索，以寻求突破。
从多年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我体会到，最关键的还是如何优化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培养学生献身科学研究和敢于面对失败风险的创新创业精神。
■ 通过加强素质教育破除束缚学生创新力发展的障碍，尝试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升学制度改革和优秀学生评价体系的建立，破除以分数论英雄的做法，避免学生把完成学分和指标作为学习的第一要务，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作为教书育人的首要任务。
■ 强调思考式学习，改变“不给判断分析方法，只给标准答案”的传授知识的做法，强调学生在学习中质疑发现问题。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引导学生进行“批判型学习”，摒弃传统的“记忆型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在研究方法的应用、解决问题的思路，对获得研究结论的分析上跳出“规范”，激发学生的灵感、好奇心、创造性、判断力和批评力。
■ 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敢于挑战权威。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造成学生只向“中位数”看齐，用“平均数”水平来设计个人的学习甚至人生规划。鼓励学生树立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远大志向，在学习和学术研究上敢于创新，善于冒尖。
关于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涉及因素较多，我个人有三点体会：
■ 全社会要营造崇尚创新的氛围，创新与风险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要允许和宽容创新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人才脱颖而出之路。
■ 要根据科学发展和研究的规律，创造适宜创新的“场”，这个“场”能够使精英的科技人员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诱惑和干扰，长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工作。
■ 完善科技管理与评价机制，克服科学研究的浮躁近利心态和做法，鼓励出真正创新的高水平成果。简单的定量指标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科研评价的复杂性，试图将这些指标做标准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无异于舍本求末。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才与创新环境
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是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在国际上，创新型国家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三个衡量指标，一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高于2%，二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70%，三是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2020年我国有望达到第一个指标，但后面两个指标尚需较大的努力才能实现。
我对创新型国家的理解是：创新型国家是以追求原始性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基本战略取向，以原始性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通过制度、组织和文化创新，积极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不断把国民经济推向从事高技术经济活动，从而处在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链条高端的一种国家类型。其鲜明特点有：完善的制度框架，强烈的创新意识，良好的创新氛围，有整合制度、文化、创新组织等要素的开放的创新系统，国家学习、创新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机联系，创新活动建立在广泛的创新网络和产业一体化的基础上；优化的国家创新体系结构，体现在R&D结构的优化，产业集中程度高，研发效率高 ；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以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下，各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相继采取措施以激励创新。在欣喜地看到科研成果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不可漠视还有许多障碍横亘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道路上。
首先，在全社会需要形成推动创新的内生性力量，诚然影响科技创新的因素很多，有人讲是科技体制问题，有人讲是机制问题，也有人讲是政策问题，但终极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是推动创新的根本动力。钱学森之问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培养杰出人才对于国家发展起来的重要性。我国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切实要把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放在第一位。在西方创新型国家，年轻人以自立为荣，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创新创业为荣，这一点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进行思考。
其次，我们亟待改善现时的创新环境，我们需要宁静致远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在这些年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中，我一直关注一些科学大师的成长过程。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成果奖获得者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对研究的浓厚兴趣与执着追求才是取得重大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博弈论大师纳什、数学家陈景润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无人关注”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讲到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李政道在《物理的挑战》中讲过，“培养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好的导师和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的过程，这是省不了的，是不能用网络、程序代替的，需要较长期的精神上的培养，这样培养的人才，可以一生独立思考。”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身处国家强盛、社会转型的伟大时代，深感幸运，也深感肩上的担子之重，有责任为学生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个环境不是“压”和“逼”，而是师生之间的心智沟通，是在学习研究中知识与精神的潜移默化。教书重要，育创新精神更重要。
学者小传
谢富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技术经济与技术创新学科带头人。山东大学数学系本科、研究生毕业，获理学学士、硕士学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出站；美国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管理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先后到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进行访问讲学。担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上海市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评审专家，十余种学术期刊的编委、审稿人。
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等十余项。代表性著作有《创新型国家建设的R&D资源配置》、《中国都市圈创新体系》、《技术转移与技术交易》、《技术进步及其评价》等。主要研究领域：技术创新管理，区域经济与科技发展战略，风险投资。
讲授的主要课程有博弈论、知识管理、企业管理、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管理、运筹学等，指导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150余名（含毕业和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