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当代哲学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哲学，它善于吸收和溶汇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哲学，哲学是民族精神之魂，哲学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学习哲学是学习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学习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一种境界。因此，学习哲学既是学做学问，也是学习做人。这种哲学观本身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国人把哲学看作是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把学哲学与做人、与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而大部分西方哲学家并不觉得为学与为人是一回事。

　　哲学创新要关注伟大的实践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需要关注现实，了解时代的要求、时代发展的大势，脱离现实，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是产生不了伟大的哲学的。哲学理论的表现形式可能是抽象的、思辨的，是逻辑的推演，但是哲学所关注和把握的问题一定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哲学家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呼唤新时代的诞生，指引时代前进的方向；有时是时代现实的批判者或警示者，帮助时代航船不断地校正方向；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后面，回顾发展历程，总结发展规律。

　　哲学创新离不开实践，实践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离开了实践哲学创新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不能直接产生哲学，哲学和实践也未必同向同行、同步调同比例地发展，但是，没有新的伟大的实践是不可能产生出新的伟大的哲学。人类实践的每一次伟大的飞跃，科学技术的每一次伟大的革命，人类社会的每一次伟大变革，必然会使哲学改变自己的形态。因此，中国哲学创新要研究中国国情，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哲学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

　　哲学创新要注重历史传承

　　哲学的创新不是无中生有、横空出世，它一定是有着历史源流，在继承中发展的。虽然每一个学科都是在继承中发展，但是在哲学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现得尤为突出。有哲学家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也有哲学家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发展的逻辑、哲学范畴的演进与哲学发展的历史有着大致的耦合。因此，学哲学就是要学习哲学史，和前人对话，和思想巨人、哲学伟人对话。哲学家的思想永远是活着的，永远不会过时。正如不能因为20世纪有了罗丹的雕塑、毕加索的绘画，就说古希腊罗马的雕塑、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绘画就过时了一样，不能20世纪有了纷繁复杂眼花缭乱的哲学流派就说孔孟老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用了。哲学的理论是变化的但哲学的问题是永恒的，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断变化的但人性是不变的，在生存哲学和为人处世上今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们今天仍然觉得孔孟老庄很伟大，远比我们聪明。我们是在与古人对话、向古人学习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灵感、新的火花，才产生创新的欲望。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要不断地回到古人，阅读大师们的经典是学习哲学最好的办法。

　　恩格斯曾经批评过，一些青年人经常认为自己有了全新的发现或伟大的发明，其实是对于历史的极其不了解和不熟悉，可能在历史上几百年前人们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已经有无数的探索证明他们的想法或发现是错误的或幼稚的。因此，恩格斯希望青年人应该多学习历史尤其是哲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要进行哲学创新首先就要学好中外哲学史。

　　哲学创新应该有国际视野

　　中国当代哲学要创新首先就它应该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开放的胸怀和气度，包容和融汇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当代哲学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哲学，它善于吸收和溶汇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仅从我国目前的哲学教育而言，纵观世界各国的哲学系，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哲学系能像中国的哲学系一样，平等地、没有偏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犹太哲学、阿拉伯哲学、日本哲学、韩国哲学等，在吸收借鉴世界上各家各派哲学的基础上来形成和锻造中国当代哲学，发展中国当代哲学。

　　只有开放和包容才能孕育哲学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历史哲学的几次大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如先秦的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各派，孔、孟、老、庄、韩非、墨子、荀子各家，自由争论，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翻开了中国哲学灿烂辉煌的篇章。宋明理学就是经过唐朝的儒道佛的合流之后结出的哲学硕果，佛教就是外来的、国际的。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各种哲学传入之后中国哲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发展就是用中国哲学去吸收融化西方哲学的结果。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大家看，凡是成大家者一定是贯通中西的，而不是偏狭于一种思想传统或一种流派。冯友兰、梁漱溟、贺麟、金岳霖等都是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国传统的经典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又有着多年甚至十多年在西方求学的经历，精通数门外语，有着良好的西方学术训练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从中国当下的比较哲学研究来看，几位有成就的学者如张世英、成中英、杜维明、叶秀山、王树人等都不是搞中国哲学出身，都是先治西方哲学，然后研究本土文化和哲学，再从事比较研究。因此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也是研究不好的。

　　哲学创新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应该有责任、有自信为解决人类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贡献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给多元的世界文化增添绚丽的中国色彩。应该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哲学。

　　首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哲学首先就体现在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进行哲学研究，在哲学理论中运用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尤其是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政治学说和历史学说中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哲学，就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成分和有价值的元素，保持和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和思维风格。例如，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表现为社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主张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和谐相处，表现为生态哲学和文化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主张顺应自然，与时偕行，应时而变，中庸圆融，心境宁静，表现为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第三，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哲学就是要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形成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大众的语言风格。既要符合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规范，又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范畴体系。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防止哲学“言必称希腊”。要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哲学思想。

　　哲学研究、哲学教育应该有一种坚守精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哲学，哲学是民族精神之魂，哲学思维能力和思维水平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学习哲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来说也是终身受益的。但是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并不被社会看作是一个好职业。因此，哲学工作者应该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有一种坚守精神，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哲学工作者要注重学术积累，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树立严谨的学风，防止把哲学研究泡沫化、商业化、工具化。十年前我曾经在一篇笔谈中讲过，在此我还想简要地重复一下部分观点。首先，哲学和人文基础学科有着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不同的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固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学者也需要厚积薄发，但是他们的成长规律与哲学和人文基础学科的人才成长规律是不一样的。前者往往会因为在某个课题或某项技术的突破而成为大专家，他们出成果的规律是飞跃式的；而后者成长和出成果的规律是渐进式的，往往是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出版数十本书才能使一个学者逐渐成名。前者往往是成名于创造性最强的青壮年时代，而后者则成名于积累日益丰厚的中老年时代。其次，哲学创新不服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原则，无积而发，少积多发，急功近利，现买现卖，必定是粗制滥造、次品、废品。哲学创新也不服从“以最大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原则，当然，哲学创新还是领导越重视越好，没有必须的经费投入、没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很难进行精神文化生产。但并不是说领导越重视、给的钱越多、荣誉越多就能生产越多越好的精神文化产品。这里不能大干快上、多快好省，也不能批量订货、立等可取。往往是作者自己有感而发，有兴而作，在头脑中转了多年的东西发出来才是好作品，急就章、应景文、献礼作，很难成为精品上品。作家的传世之作常常是在他困顿拮据之时写出的，而不是在他大富大贵之时写出的，哲学创新也是一样，往往是项目费越来越多，精品力作越来越少。

　　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应该每个学校有自己的特殊定位和风格特点，不能千校一面。我听过张杰校长讲上海交大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理念，他说的大意是，交大发展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对问题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不求学科的齐全和均衡发展；其次是要有国际性的眼光和视野，注重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突出国际性的研究；第三是注意发挥交大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资源优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手段和技术支撑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交叉和融合。我十分赞同和欣赏张校长的理念和观点，我认为交大的哲学研究和教育应该突出以问题为导向、更加关注现实；应该突出国际性，加强国际研究，加强国际合作；应该突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交叉融合；在哲学教育上应该突出原典经典的学习，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少读二手书、用二手教材。让学生在读哲学大家的经典中受感染熏陶，吸收丰富的营养。

　　学者小传

　　冯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讲席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2001.2-2008.8）、哲学博士（1987）、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8），哲学院院长（2005.5-2008.7兼任）、二级教授（2007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先后担任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欧盟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4），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2009年起）。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麦考利大学参加中澳“影子校长”项目，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政府高级管理者”培训项目。

　　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比较哲学、高等教育、干部教育，个人专著有《笛卡尔第一哲学研究》、《法国近代哲学》、《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 》，《行走于教育和哲学之间——冯俊教育讲演录》，等；合著有《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西方哲学史新编》、《西方哲学问题研究》、《当代外国伦理思想研究》等；主编教材、文集40余本，翻译和主持翻译著作、教材20余本，在国内外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100余篇。主持和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论文奖一、二、三等奖20余项，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学术交流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