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会计里面有句话，叫“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 在我看来，国际化更多地是指视野、方法、学术规范和严谨性上的国际接轨，而本土化则是指研究问题要立足本土背景，从本土出发，服务于本土。国际视野与本土问题的结合是未来的方向。

　　■ 相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基于中国本土背景的、原创性的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还极其缺乏，中国会计学术大厦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 从某种意义说上，身处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学者，不为饭碗而做研究，只为中国的重要问题、中国的进步而做研究，既是天命，也是人生。因为，这里是我们所生长的土地，这片土地需要我们的耕耘。

　　会计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很多非会计专业的人士常常问我，会计为什么还有硕士、博士等等这些很高的学位，会计不就是做做账吗？专科、本科不就够了吗？似乎更难以理解的是，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在国际和国内有大量的学者在从事会计学术研究工作。

　　没错，会计原本就是做做账，比较简单，经过本科、专科甚至半路出家的训练就足以应付会计实务。相对很多高深的专业而言，会计实在有点小儿科。然而，这些都是过去的情况。会计里面有句话，叫“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随着经济尤其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规模和合约关系大幅度扩展，会计已经成为企业一系列合约得以签定和履行的基础。

　　从企业的劳务合约、采购合约、销售合约，到企业的债务合约、股权融资合约、高管薪酬和考核合约、兼并收购合约、税务合约、监管合约，等等，无不以会计信息为基础。会计在围绕企业的一系列合约中，一方面发挥着定价和估值的作用，同时发挥着更为重要的监督作用。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核心。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式无非是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并且，由于非会计信息相对会计信息更加不可验证，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监督和约束非会计信息的作用。由此可见会计信息的重要性。

　　我想再以美国和中国的例子来说明会计在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现在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类似，充满了投机、掠夺、虚假信息、股价操纵、内幕交易和官商勾结。1929年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大萧条之后，当时的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重构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框架，其标志就是美国1933年颁布的《证券法》和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自此，美国资本市场才进入了一个规范发展的时期。这两部法律为美国资本市场此后70年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2002年左右，随着网络股泡沫的破灭，美国资本市场相继爆发了安然、世界通信等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财务丑闻，彻底打击了投资者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国国会和政府于2002年7月迅速出台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美国总统布什在签署该法案时称“这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其主要内容几乎都是关于会计和审计方面的改革措施。实际上，该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都以会计或审计命名，分别是“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公司和审计问责与责任法案”。这些充分体现了会计在资本市场和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

　　在美国资本市场发生上述财务丑闻的时候，中国也没能例外。在2000年前后，中国资本市场相继发生了琼民源、红光实业、蓝田股份、银广夏等系列财务丑闻。尤其是，银广夏的财务丑闻被称为中国的“安然”事件。为了应对会计和资本市场的问题，中国不仅在2000年前后相继成立了北京、上海、厦门三家国家会计学院以培训高级会计人才，而一向惜墨如金的朱镕基总理还为三家学院题下“不做假账”的校训。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9）56号文）则认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等经济鉴证类中介行业。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维护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表明会计早已脱离了“小儿科”的时代。

　　然而，资本市场和经济活动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信息、如何生产资本市场和经济活动需要的会计信息、如何监管会计信息的生产、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等等，却不仅是理论上复杂的问题，也是连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依然未能有效解决的实践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会计学界和业界的使命。

　　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说起会计研究的国际化，实际上指的就是美国化，因为如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美国的会计学术研究在国际上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国际三大顶级会计期刊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The Accounting Review也一直都在美国的大学和教授主导之下。然而，比起经济学等学科，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严谨研究的美国现代会计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其真正开始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一群从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开创了美国会计研究的新时代，这些学者包括Ray Ball、William Beaver、Philip Brown、Ross Watts等等。此后，Ross Watts和Jerold Zimmerman等人又在罗切斯特大学开创了会计研究的罗切斯特学派，从合约角度进一步奠定了会计研究的理论框架。

　　五十多年来，美国会计研究主要围绕美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探讨会计信息的生产、使用和监管有关的问题，运用合约理论、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的理论解释资本市场的会计现象，积累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据。主要的研究领域涉及基本面分析和定价、有效市场检验、会计在合约中的作用、会计政策选择、盈余管理、会计与信息披露、会计与公司治理、独立审计、管理会计、公司税务等。五十多年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为理解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的功能和角色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会计研究的历史和美国有相似之处。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会计研究和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的会计研究类似，研究范式停留在价值判断和逻辑推理层面，科学方法的运用非常缺乏。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以及会计学界与国际交流的增多，从规范分析到实证研究的范式转变成为必然。大约从1997年开始，中国会计学界逐渐接受了国际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越来越多的高校和师生积极实践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经过十多年的模仿、学习，一批年轻学者逐渐掌握了国际接轨的研究范式，并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在完成研究范式或研究方法的国际接轨之后，中国会计研究的未来向何处去？这便是中国会计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看来，国际化更多地是指视野、方法、学术规范和严谨性上的国际接轨，而本土化则是指研究问题要立足本土背景，从本土出发，服务于本土。国际视野与本土问题的结合是未来的方向。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封闭自己，脱离国际学界自娱自乐，这样很容易坐井观天。因此我们要积极关注、跟踪、学习国际上会计研究以及金融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学术研究的演变和新的发展。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不仅可能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企业的问题提供参照系和启发，同时也可以为中国问题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的跨国研究文献已经大大促进了对不同国家会计和资本市场特征的差异及成因的理解。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转型、大发展的时代，我们始终要有基于中国时代背景的问题意识，我们的研究需要服务于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虽然中国的转型在大方向上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的制度、规则和做法，但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各个层面的成功经验，避免“南橘北枳”，不是简单的问题。

　　从会计研究来说，美国会计学术的大厦已经建成，现在更多的是在做装修工作，在既定的框架下修修补补，而我们则是处于盖房子的阶段。而且我们的土壤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在不一样的土壤中盖房子。这个土壤包括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和观念，中国以往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和路径，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中国转型经济的市场特征等等。因此，要理解和解决中国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重要问题，自然需要大量的基于本土背景的原创性研究。对身处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学者而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为经济学、商学（包括会计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研究素材，如果我们不去体会、参与、研究这一变革的过程，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从目前来看，从事中国会计、审计、公司治理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支是从本土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其中很多人已经在国内外一流期刊发表中国问题研究的论文；一支是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并任职于大陆高校的学者，其中一些学者已经逐步转向中国问题研究；还有一支是任职于海外高校的华人学者，最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会计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这三支力量常常在一起交流，并且已经开展了很多的合作研究，各自发挥本土和国际的优势。然而，相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基于中国本土背景的、原创性的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还极其缺乏，中国会计学术大厦的建设还任重道远。

　　饭碗、天命与学术研究之路

　　走上会计研究和教学的道路，出乎我自己和身边很多人的意料。本科毕业后，我在苏州地区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真正地接触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那几年的工作令人兴奋，学到很多新东西，尤其是对会计和审计实务有了切身的认识。2000年，我进入上海财大会计学院读研究生，并进而于2003年考上了上海财大会计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到了上财之后发现，中国的会计研究范式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而上财是国内高校中与国际接轨的实证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虽然我开始并没有准备走学术道路，但也有幸受教于当时在上财开设课程和讲座的诸多海内外学者。推动和实践新的研究范式的学者们，往往充满了学术热情，因为他们在开创一个新的时代。由于上财很多老师都有业界和监管部门的从业经历，有的直接参与会计准则和监管政策的制定，他们及他们所指导的学生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中国的制度背景和中国自己的问题去开展研究。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发表于国内外一流学刊的基于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很多研究成果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十多年来，我个人的所有研究工作都围绕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的问题，涉及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度量、中国审计市场的需求特征、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对审计师的选择、政府控股和市场环境如何影响公司治理和企业价值、司法独立性如何影响投资者保护、政企纽带如何影响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能力、企业创始人的作用如何受市场环境的影响，等等。基于这些研究工作，我也多次接受一些媒体关于中国资本市场会计和公司治理问题的采访，借以推动有关问题的理解和解决。去年，我从上财会计学院来到交大安泰，在安泰这样一个多学科、与国际接轨并与中国商业实践有着紧密联系的平台下，继续开展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用自己的研究启发学生思考和理解中国会计和资本市场的问题。

　　很多人说，中国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这足以说明制度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体制”如何有问题、怎么影响到企业和官员的行为、怎么影响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怎么影响会计信息和资源配置、怎么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如何去改进体制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重要的问题却极其缺乏科学、严谨的研究。经过多年的思考、研究及与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我们逐渐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所建立的研究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会计和财务问题背后的制度根源，于是我们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口味”。令人高兴的是，在中国会计和财务问题研究领域，这一“口味”的海内外同行学者，越来越多。

　　钱穆先生说，离开“天命”，无从讲“人生”。从某种意义说上，身处中国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学者，不为饭碗而做研究，只为中国的重要问题、中国的进步而做研究，既是天命，也是人生。因为，这里是我们所生长的土地，这片土地需要我们的耕耘。学者不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因而饭碗研究难以避免，唯有希望为了饭碗而做的研究少一些，为自己的天命和人生而做的研究多一些。这需要热情、坚持，同样也需要“体制”的支撑。

　　学者小传

　　夏立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问题的研究。2006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学位，后于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专职研究员。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2009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上海市曙光学者。学术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国内外顶尖期刊。研究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大量引用，被South China Morning Post、Sing Tao Daily、Ming Pao、Hong Kong Economic Times、《中国改革年鉴》、《上海证券报》等海内外媒体报道。 　　生于南通，求学杭州，谋生苏州，再求学和教书于上海，人生主要经历辗转于长三角。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与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行当结下不解之缘。10年前学做研究，师夷长技，再回到本土问题。学术论文20余篇，见于国际、国内学刊，偶有得意之作，更多为饭碗研究。寻寻觅觅，上下求索。终有所悟，会计研究需服务其所处社会和时代，切中要害问题，启发同行和大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