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无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掌政，历届内阁基于国家利益考量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虽然作为政府立场无一例外坚持钓鱼岛属于日本，但基本上都能遵守中日两国间的约定，即只要中方坚持搁置争议，日方就不仅不许外国人，也不让政府人员以外的日本国民上岛，即便对本国的政治家即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不例外。

　　■ 迅即改变日本国民对民主党政权的不信任感，以帮助现政权妥善处理山积般的国政难题，进而确保民主党在下次众议院大选中再胜，这才是野田内阁“国有化”对策第一义的目的。

　　■ 日本近年政界的一个突出乱象，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势力不仅问津中央政治，对内政外交频频诘难，甚至还另组政党及政治团体，在全国推展政策活动。

　　■ 从政治过程的分析看，“国有化”主要还是日本国内的权力关系调整和政治势力重组的产物。

　　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是由五个0.8平方公里以上的岛屿及若干礁岩组成的总面积约6.3平方公里的无人住群岛。20世纪60、70年代之交，因国际调查机构预测东海海底可能埋藏巨量油气，中台日三方相继表明对该岛拥有主权，遂使围绕钓鱼岛归属的系争成为外交悬案。今年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演讲时称将以东京都政府名义购买钓鱼岛，致国际舆论哗然，之后石原又高调煽动舆论和募捐集资，在购岛政治外交过程出尽风头。然至7月7日，因“顾虑中方不满”迟疑了许久的野田佳彦首相终于表明钓鱼岛国有化的方针，然石原对此却不以为然，不仅不愿放弃购岛计划，还批评日本政府做出的是“粗杂”的决定。

　　国内一些学者在解读“国有化”问题时，把它看作是钓鱼岛问题重大化的标志的意见较多；但日本外务省官员的发言却道出另一番情由：“让国家而不是东京都知事方面购岛，虽在对华关系上不是最善，但也许是除那以外的次善”。那么，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国有化”对策的意图究竟何在？笔者在这里拟通过将该对策置于日本内政外交过程之中加以考察，略呈几点浅见。

　　稳定对华关系局面，续行不准私人上岛政策

　　日方称自19世纪末即已将钓鱼岛置于其“实效支配”之下，但长期以来五个较大岛屿中也只是赤尾屿（日本名：大正岛）一岛是日本“国有地”，其他岛屿均为私人“所有”。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日本无论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掌政，历届内阁基于国家利益考量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虽然作为政府立场无一例外坚持钓鱼岛属于日本，但基本上都能遵守中日两国间的约定，即只要中方坚持搁置争议，日方就不仅不许外国人，也不让政府人员以外的日本国民上岛，即便对本国的政治家即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不例外。不过，由于钓鱼岛的多数岛屿是私人“所有”，所以历史上还是发生过一些日本人及团体乘巡逻人员不备而登岛活动的事件。因此，2002年日本政府为统一管理和加强控制，从现居于日本琦玉县的“岛主”手中租借了“私有”岛屿。可是，这些岛屿租约至明年3月底就要到期，而据曾任首相的自民党政要披露，现在的“岛主”对执政的民主党颇为不满，在社会政治观上与石原共识较多，并已公开表示只想把岛屿售给石原，这就使民主党政权对租约到期后是否能够续借甚感危机。

　　另一方面，虽然石原现在答应东京都购岛之后，会转售于国家，但从其在其他场合的言论可见，这个承诺并不靠谱。因他言明的买岛目的，首先是在钓鱼岛上建造建筑物和小灯塔，并将灯塔标入日本的航海图中；还企图长期采获钓鱼岛海域丰富的海洋生物尤其是高级海产品。他甚至还在新版图书中写道：“钓鱼岛问题，今后必然日益白热化，将成为日美中博弈的关键。”可见，石原的买岛，绝非为单纯的领土之争，而是追求在长时段中不断挑起国际争端，以实现其拉住美国和箝制中国这一战略目的。这就意味着，石原购岛如果得逞，钓鱼岛局面将变为不可控，也等于让石原掌握了中日关系定时炸弹的遥控器。更为严峻的是，对石原的搅局动机，日本舆论几乎没有细察，相反在民族主义狂热下还予之压倒性的支持，如日本最大门户网站日本雅虎4月17日开始的网络民调表明，支持石原购岛的数值一直在90%以上。这个状况当是促成野田内阁下决心以“国有化”扭转在购岛问题上一直由石原主导的态势的主要背景。可为这个判断佐证的，或可举最近日方外交当局的动向：日本外相就钓鱼岛问题临时召回驻华大使时，对其下达的一个主要指示，即是就“国有化”问题向中方“准确转达日方立场”。

　　改变低支持率，尽快摆脱政局困境

　　当然，说野田内阁的“国有化”对策全是为中日关系救火，则纯属误读。迅即改变日本国民对民主党政权的不信任感，以帮助现政权妥善处理山积般的国政难题，进而确保民主党在下次众议院大选中再胜，这才是野田内阁“国有化”对策第一义的目的。去年8月，野田内阁登台执政时全国支持率高达六成，眼下这个六成变成了不支持率，根据日本政界的潜规则，内阁支持率如跌至二成以下，那么首相就应知趣让贤，所以现在支持率勉强维持在28%左右的野田政权不用说正处于施政的最艰难时期。野田内阁执政基础之弱，首先在于执政党内派系林立、作为党首难以统摄党的政治意思，如围绕日本是否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是否提高消费率税率、是否全部弃用核电站等问题，党内长期陷入派系纷争乱局，党的前任干事长小泽一郎甚至在国会表决的重大时刻率近50名议员与党对抗甚至决裂，酿成战后日本政党史上的奇闻；其次是时刻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党自民党取而代之的挑战，一直把民主党轻视为“小儿科”的自民党不仅拥有可与美国民主党、英国保守党等西方老牌政党媲美的辉煌执政经验，而且是指导日本民众从战败废墟上站起，并把故土建设成世界一流富强国家的引领者，凭借这些政治资本，自民党自然会利用内政、外交的各种机会对民主党政权找茬挑刺，创造重新执政的契机，如钓鱼岛的“国有化”案，就是先由自民党拟制提出，并将此作为煽动民众批评民主党对外软弱的政治牌加以利用；三是苦于民众不信任的高度政治压力，民主党政权深知三年前之所以能挫败自民党而执政，主要是靠不满自民党腐败不作为的民众的推举，所以今天已处于执政地位的民主党如重犯自民党之错，下场必与其同然，而且鉴于当下日本民意中对华持有恶感者竟达八成以上这一特殊状况，在日本各类媒体上常被一些意见斥为“国贼”、“对华磕头派”的野田首相及民主党政权，就钓鱼岛问题处理做出一些按原理原则处事的姿态，甚至故作“大义凛然”状，也不失为转移国内对其拙政关注的视线，以及提升民众的支持度和抑制政敌攻击的有效手段。据最近日本主流媒体的调查表明，有65%的受众对野田内阁的“国有化”立场表示赞同，足见民主党政权为达成上述政治意图已在策略层面的“初战告捷”。

　　反制地方势力，维护国家政治主导权

　　日本近年政界的一个突出乱象，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地方势力不仅问津中央政治，对内政外交频频诘难，甚至还另组政党及政治团体，在全国推展政策活动。现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等人就是这股势力的政治代表。与此呼应，日本学界也有人积极推崇所谓“道州制”论，这个理论不只是讨论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关系，也不停留于将目前日本的一级行政区划47个都道府县合并为9至13个道州，借用经营学家大前研一的话说，道州制的本质则在于把除外交和国防以外的国家权力的相当部分交由地方掌握，而且当国家遇到不测和危机时，如国民判断中央政府已属失控，那时日本国家这艘大船将由地方政府掌舵并驶向彼岸。然现实情况是，日本国民的多数还只是期待地方分权和加强地方自治，并不赞同道州制。于是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为转换这个流向，不惜炒作敏感涉外纷争事件，在煽起民众对中央政府不满同时，徒增自身的存在感。如前久的河村否认南京大屠杀发言是为此，这次的石原硬是要到距东京两千多公里外购岛的行动也是为此，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通过利用民意急望出现政治强人的焦虑，成功制作了地方政要比国家领导人更有能力和魄力，也更为体恤民情和热爱国家的形象，从而为其在国政众多领域与中央政府博弈奠定社会基础。所以，这次野田内阁欲以国家之力直接购岛，实有借此截断地方势力任意干预国家政治的剑柄，使治政复归常态和秩序的用意。

　　避免肇事者的负面形象，期待引出美国更有利表态

　　在民主党政权看来，如果听任石原等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味搅局，其后果使中日关系的全面倒退，将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也会损及被日本官民视为国家外交基轴的对美关系。因为美国的战略利益在于让钓鱼岛问题永远存在，使之成为低成本且有效的对华、对日关系的制约器；为此，美国长期采取的是以问题的存在为前提的平衡战略，即既不希图以任何方式最终解决问题，也不愿看到中日为争岛而出现武力相拼，当然更谈不上让自身卷入战火。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日三国关系的蜜月期，美国一直持模糊战略；至90年代中期中方实力迅增之后，便又改采清晰战略，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施政权在日本的钓鱼岛。这次“国有化”动向被报道的次日，美国国务院等机构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日方就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说明原委，就是担心日方的出招致使钓鱼岛问题上双边关系格局失衡。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民主党政权其实明确具有主动改变钓鱼岛问题现状并非得策的时局观。即如果围绕钓鱼岛问题的格局最终为中方打破，这才可能引出美国基于同情和平衡的考量，就该岛主权归属进而做出有利于日方的表态；可是，如果肇事者为日方，结果就会迁怒于美国，而为取得美方的支持和援助，也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样的结果又不难激起日本民众的情绪反弹，从而削弱坚实日美关系的社会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党政权的“国有化”手段，实不失为对涉外事务处理这个主权国家中央政府的圣域加以严控，以及对上述状况防微杜渐之策。

　　总之，即便没有“国有化”，也不能抹消钓鱼岛一直处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状况；而即便有“国有化”，也不意味着此举能为日本领有该岛增添丝毫法理的根据，在主权系争之地进行所谓所有权转移的做法，不仅非法无效，而且也十分荒唐可笑。然而，从以上关于政治过程的分析看，“国有化”主要还是日本国内的权力关系调整和政治势力重组的产物。

　　学者小传

　　翟新，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8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课程毕业，1998年日本庆应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毕业，获该校法学博士学位。

　　翟新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日本政治外交、对外领域的公民社会等。曾任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研究员、（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2001年起在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任教。共开设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国际政治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十余门课程。

　　翟新教授以负责人主持的课题主要有：日本住友财团2003年度亚洲各国有关日本研究项目、上海市2004年社科课题项目、日本丰田财团2005年度多元价值社会的创建项目、国家2006年社科课题项目、教育部2011年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12年度日本研究项目。

　　主要著述有：出版专著六部、译著六部；在国外学术期刊与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及在《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专业学术论文约四十余篇。代表作有：《东亚同文会和中国——近代日本的对外理念及其实践》、《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松村谦三集团和中国》、《战后日本的对外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