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从事博物馆的发展工作，需要的是一种宗教家、教育家的奉献精神。

　　■ 博物馆事业是崇高的，也是昂贵的；建造和运营博物馆都要耗费巨资，博物馆人应以虔敬之心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 大师看重科普，舍得为之付出时间与心血，关键在于大师具有超越普通学者的见识和胸怀。

　　■ 国际竞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博物馆的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播工作就是为滋养此种“根源”而存在的，其终极目标在于提升这种“伟力”。

　　坐落在交大徐汇校区的钱学森图书馆，是一座关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纪念馆，属于博物馆大家族中人物馆这一类型。我全程参与了它的建设，开馆后天天在这里上班，成了一名大学校园里的新博物馆人。因此，关注博物馆界的动态，思考这一领域特有的一些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转型的失与得

　　从2003年冬天，作为钱学森图书馆的一名筹建人员，第一次与钱老之子钱永刚教授见面算起，我参与这个项目已近10年。开馆之后，我开始从筹建时期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回归常态。当我浏览10年来形成的难以计数的各类文档时，或者从一件件熟悉的展品旁走过时，仿佛看到了10年筹建路上一个个清晰的脚印。这10 年，是我一生中最紧张、忙碌的十年，也是我人生历程中知识和经验增长最快的十年。然而，与此前的10年相比，清点一下以论文和著作为形式的学术成果，几乎没有。在此前10年我发表的论文中，有些论文的观点被多所学校编写的教材所引用，有些论文不时出现在一些学术期刊的“参考文献”中……但是，10年筹建路上的耕耘几乎没有收获这样的果实，能以文字形式面世的主要成果就是一个陈列内容设计方案。这个方案是集体劳动和创作的成果。它凝聚了各级领导、有关专家和我的同事们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我只是作为陈列内容研究和设计的负责人尽了自己的心力而已。面对前后十年的反差，我在布展工程竣工后的一段时间里头脑中不时闪出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的忙碌值得吗？开馆以来，看到那络绎不绝进馆参观的人流，尤其是在展板前驻足细看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不仅得到了答案，而且感到欣慰和自豪。

　　我走上工作岗位至今已有30年，最初的十几年是以教师的身份工作。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是以研究人员身份从事档案史料和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之后就投身于钱学森图书馆的建设。比较教师、研究者、博物馆人三种身份的工作及其社会评价和声誉，我对一位资深博物馆学者的一句话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从事博物馆的发展工作，需要的是一种宗教家、教育家的奉献精神。建设钱馆的10年心路历程告诉我，大学教师、研究人员转型为博物馆人是需要在学术上做出一些牺牲的，或者说，需要在学术价值取向上做出某种修正。

　　博物馆是服务于大众的文化田园，这里有许多人在默默无闻地耕耘，他们收获的不是个人署名的文字产品，而是以集体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的文化之果。

　　博物馆事业是崇高的，也是昂贵的；建造和运营博物馆都要耗费巨资，博物馆人应以虔敬之心用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博物馆需要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有识之士对博物馆有很高的期许。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把兴办博物馆视为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重要举措。1905年，以“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己任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博物馆。100多年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事业迅猛发展，各类博物馆涌现出来。全国博物馆数量已达3000余座，每年推出的展览10000多个，接待国内外观众2亿多人次。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博物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前不久，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在我校宣告成立。大家都认识到高校博物馆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校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需要大力提升高校博物馆文化育人的整体功效和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

　　作为一个新博物馆人，既为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的空前的发展机遇而感到欣喜，同时，又对其现状存在隐忧。

　　中国博物馆事业处于黄金时期，发展态势如火如荼，但内涵提升却不尽如人意。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除了那些著名的大型社会历史类和有特色的博物馆外，不少中小型的行业性、科技类、人物类博物馆，有的是参观者寥寥；有的虽然观众川流不息，但大多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在展品展项前驻足细看、琢磨、思考、探究者为数不多。造成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对展示主题和内容缺乏深入研究、挖掘以及符合观众认知心理的编排；展示形式、手法、手段单一，缺乏直观性、趣味性、互动性、启发性，因而大大降低了展品展项的吸引力，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乏强有力的学术与技术支撑。博物馆陈列展示的理想目标是把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积淀的精神财富，包括先进的科学和文化知识、理念与精神，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富有艺术性的方式传递给社会大众。这就涉及到对许多专业性的、甚至是高深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诠释方式，进行符合观众在陈展语境中认知规律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效果与转换者把握这些知识的系统性、深刻性、透彻性成正相关。可以担当这种转换者的最佳人选就是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专家学者只愿意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以学术成果的研究上，而不愿意涉足科学普及、文化传播范畴的陈列展览领域。

　　因此，突破制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推进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迫切需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学家、专业学者转变观念，腾出部分时间、精力参与博物馆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等工作。

　　像大师那样给力科普

　　博物馆担当的重要社会使命之一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不少科学大师不仅钟情于科普，力倡科普，且身体力行，乐此不疲，被誉为科普高手。

　　钱学森的导师、世界力学和航空大师冯·卡门就是一个代表。他特别善于用通俗、形象的方式向非专业人士讲述高深的科学概念。据钱老回忆，当年他与冯·卡门及其团队一起研究超音速问题。有一次，一个国会议员问超音速是怎么回事。冯·卡门把他带到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开始划得很慢，水波就呈圆形散开了，随后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了尖形，向两边散开。冯·卡门告诉他，开始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音速；之后手划得比水波快，像超音速。

　　钱学森回国之初，给解放军高级将领讲导弹技术，连讲三天，将军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解放军将军连导弹是何物都闻所未闻。1958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他为报刊和电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向社会大众宣传卫星知识。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推进科普事业成了他工作的重心。他不仅想方设法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传播，而且倡导把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纳入科普事业之中。他建议每一学科的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后，要写一篇相应的科普文章，倡议建立科普学，以便用科普理论指导科普实践。为此，他与多位学者书信往返，探讨建立这门学问的种种学术问题。

　　对博物馆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基本手段的陈列展览，钱学森不仅特别重视，而且提出不少颇具创新意义的意见。1978年在中国科协召开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钱学森提出：“展览是人民喜爱的一种教育方式……戏剧和电影的创作都有很深的研究，为什么就没有一门展览学？”在他的启发下，杭州的一位学者转变研究方向投身于创建展览学，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展览学的书籍《展览学导论》，随后又完成另一部业界的奠基之作《中国展览史》。在他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钱学森通过书信频繁地与其交流探讨，及时指点迷津。这位中国展览学的奠基人先后共收到钱学森的回信18封。

　　大师看重科普，舍得为之付出时间与心血，关键在于大师具有超越普通学者的见识和胸怀。钱学森认为，人类社会的理想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如果没有很高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就不可能进入自由王国，“而且不是哪几个人，而是全体人民都要有一个很高的认识世界的水平，所以要对全民进行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教育，这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内容。”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国际间科技竞争、教育竞争、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将毛泽东的名言作一个简单的演绎：国际竞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博物馆的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播工作就是为滋养此种“根源”而存在的，其终极目标在于提升这种“伟力”。

　　以政策导向强化博物馆的学术支撑

　　在钱学森看来，作为科普对象的广大人民，不仅仅指工农业战线的广大劳动者，也包括干部和科技人员。因为“科盲”是当不好干部的；科技专家也需要了解非本专业领域的新发展。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门类众多，专题展览层出不穷，不论是普通劳动者，还是干部和科技专家，走进博物馆都会受益。但前提是陈列和展览必须具有吸引观众眼球的展示内容和艺术形式。这就需要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正如钱学森所言：“科普工作需要真正懂行的科技工作者才能搞好。”博物馆的科普更是如此。因为科学普及的任务，不仅在于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还包括传播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使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真正懂行的科技工作者”才有可能借助各种技术手段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科技知识，并挖掘和展现蕴含在科学发现、发明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为了推动科学家和专业学者，包括有研究经验的大学教师参与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和社会教育工作，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之明确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调整现行的科技和学术成果评价制度，通过政策导向激发其参与博物馆及科普工作的热情和动力。比如，对于为大众所喜爱、社会教育效果显著的科普成果要像其他学术成果、教学成果一样给予奖励，并在业绩考核、职称晋升等方面予以认可。同时，也应鼓励部分专家学者转型为博物馆人，专司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播等陈展项目的策划与创作。这样，博物馆的学术和技术支撑有望日益增强，其提升社会大众科学文化素养的功能将会充分发挥出来。

　　学者小传

　　史贵全，理学博士，研究馆员，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陈列展览部部长。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在中国科技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

　　史贵全于1982-2002年先后在武汉理工大学、天津大学任教，获得过天津大学“亿利达”优秀青年教师奖和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曾任天津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教研室主任和职教所副所长，期间完成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人事部人事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6月调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工作，任档案史料研究室主任并负责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发表学术论著30余篇（部），代表作为《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研究》（自著）.研究领域为档案学、高等教育史、钱学森学术思想。

　　史贵全从2003年起参与钱学森图书馆的筹建工作，负责钱学森科学成就与学术思想研究和陈列内容方案设计及相关的学术性管理工作。作为采访小组负责人或主要成员，先后采访了原航天部部长刘纪原、著名航天科学家孙家栋、王永志等专家学者100余人。曾应邀为“上海市领导干部科学精神与思考艺术研修班”讲授“钱学森的思维科学理论与大成智慧工程”。近年来，在上海、北京、浙江、内蒙古等地的大、中学校及地方电视台多次举办关于钱学森爱国、奉献、创新精神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