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学会睁眼看世界。

　　■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各国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相应地，经济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 经济全球化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把双刃剑，所谓的“利”和“弊”只是相对的，关键是看我们自己能否熟练掌握这些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

　　■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教育国际化。国际化办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能够引领国际化潮流、担当起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领导人的一流人才。

　　前不久，我在瑞士日内瓦列席了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对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贸易政策审查是世贸组织及其成员了解有关成员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履行自己入世承诺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世贸组织规则在每一个成员的适用属于间接适用，即各成员必须确保其本国或本地区的贸易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一致。因此，除了通过争端解决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外，世贸组织及其成员只有通过贸易政策审查会议才能全面了解有关成员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相关内容。

　　世贸组织根据各成员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和影响，将贸易政策审查定为每两年、四年、六年一次几个不同期限。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中国每两年接受一次审查，其余发达国家每四年接受一次审查，发展中国家每六年接受一次审查，最不发达国家无需接受审查，因为它们的贸易份额在整个世界贸易额中微不足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是否与多边贸易体制保持一致无关紧要。

　　中国当初虽然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的，但是鉴于当时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已经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世贸组织规定每四年对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政策审查，到了2008年以后改为每两年一次。如果说审查期限的改变只是让我从制度层面了解中国近年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那么，此次参加贸易政策审查会议则让我切身感受到世贸组织及其成员对中国的重视。

　　世贸组织现有正式成员155个，按照上面提到的审查机制和审议期限，日内瓦隔三差五会有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审查会议。别说世贸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就连许多成员常驻日内瓦的代表都未必会出席这么多的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但是这次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不仅动用了世贸组织最大的会议厅，因为绝大数成员代表都参加了，甚至连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先生也亲自到场。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代表团共收到各成员提出的问题一千两百多个，涉及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方方面面。

　　改革开放让我们重新学会睁眼看世界

　　和我的兄长相比，我是个幸运儿，因为在我接受教育的关键时刻，“文革”已经结束，“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已经在全国吹响。改革开放让我们走出了一个封闭的社会，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1978年，我考入自己所在县城的一所重点中学，这是该校恢复重点中学后招收的第一届高中生。入学后不久，班主任的一席话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人生的重要选择。他说：“以前人们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你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应该说‘学好英语，走遍世界都不怕’”。

　　在“走遍世界”诱惑的感召下，我在考大学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外语学院英语专业。四年大学的勤奋读书让我能够留校当一名英语专业教师，但此时的我对“看世界”的目标似乎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我出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仅凭自己的语言能力，我到了国外，除了与人一般人交流之外，很难学到专业知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提出了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虽然那个时候的我对“法治”的理解并不深入，但是我直观地感到发达国家比我们先进，肯定有其制度的原因，而制度是靠法律来完善的。于是，我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二次创业”。我先是利用工作之余旁听法学院本科生的所有课程，继而在获得英语专业文学硕士之后，又开始正式攻读法学硕士。1998年。我获得教育部“中英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资助，赴英国做访问学者，不久又顺利申请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全额奖学金，师从著名的Alan Boyle教授，开始攻读法学博士，成为这所世界名校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法学博士。

　　从1978年筑梦，到1998年圆梦，这种个人命运的转承起合折射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

　　经济全球化与法制的趋同化

　　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其《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中提到，随着全球一体化进度的加快，各国间的冲突将被合作与共同体意识所取代，从而传统的国界不复存在。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浓提出，民族国家已成为“时代的错误，跨国公司的挑战使国家主权的作用日渐式微”。  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约翰逊则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俞可平等中国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各国经济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相应地，经济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如果说上述中外学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经济全球化的蓝图，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已经从理论层面渗透到百姓的寻常生活。世贸组织规制的对象是各成员政府，其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由原先的货物贸易延伸至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世贸组织要求各成员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其在各项多边贸易协议中承担的义务保持一致，这使得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和法律制度最大程度地趋以一致。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法制建设，2001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不仅修改了宪法，将经济发展模式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制定或修改了法律、行政法规近五十部，废止行政法规十多部，停止执行国务院文件五十多件，修改或废止部门规章1000多件。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清理了与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的司法解释2600多件，废止177件。中国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由1992年的平均42.5%降至2005年的10%，达到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平均水平。包括配额、进口许可证在内的非关税措施也进一步削减。与1992年相比，进口管制的税目由1247个降至2002年的372个。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影响到部门法的具体规定，也影响到程序法中的相关规定，甚至对我国的宪政体制也带来新的挑战。

　　趋利避害 寻找发展机会

　　经济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把双仍剑。所谓的“利”和“弊”只是相对的，关键是看我们自己能否熟练掌握这些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对外交往中遭受过不少损失，付出了一定的学费，但这是成长的代价。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五年，除了参与一起别人发起的贸易争端解决之外，没有与别的世贸组织进行过正面交锋。自2006年以后，中国遭遇的申诉案件陡然增加，面临的对手既有美国、欧盟这样的老牌市场经济国家，也有墨西哥、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争议内容涵盖多个产业领域，既有货物贸易，又有服务贸易；既涉及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又涉及中央政府宏观决策的调整。

　　如果说刚入世的时候我们只有防守之功，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现在我们已有了还手之力。自2007年以来，我们不仅在世贸组织积极应诉，还向别的成员提出8项申诉。这些申诉的提出不仅表明我们已经学会运用世贸组织的规则与别人抗争，更显示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底气。

　　数字有时是枯燥的，但是数字却能直观地反映中国入世以来的惊人变化：199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1357亿美元；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5097.7亿美元；2011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36420.6亿美元。两个十年相比，后十年的增长数度超过前十年，而且是在基数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一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国家经济决策正确有关，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从而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年，英国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和工业革命的助推，称霸世界两百多年，成为“日不落帝国”，直到十九世纪末才逐渐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赶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短短三十多年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从世界第7位攀升至世界第2位，外贸出口总值从世界第30位跃居第1位；1978年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到2011年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还远远超过位居第二位日本的1.3万亿美元。2012年6月，中国政府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30亿美元，以帮助目前正面临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渡过难关，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大国风范。

　　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

　　2003年初，我博士答辩通过时正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成立。在上海这座魅力城市的吸引下，在上海交大各级领导和同仁的感召下，我成了一名“新交大人”。交大吸引我的地方固然有很多，但是她那种宽广的胸怀和国际化的视野却是让我感受最受的一点。我所在的凯原法学院虽然学生人数在全校并不算多，但是留学生的比例却是全校最高的学院之一。我们学院的留学生涵盖本科生和研究生各个学历阶段，不仅有来自日、韩等亚洲国家，还有来自欧、美以及澳大利亚的学生。凯原法学院已经与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建立起合作关系，每年都有数十名学生出国深造，继续攻读学位。

　　凯原法学院虽然成立不久，但是高起点的办学目标让法学院很快就在全国众多法学院校中脱颖而出。法学院的教师中有近一半在国外一流大学获得过学位，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师有在国外访学的经历。目前，法学院已经开设一批高质量的全英文课程，每年都有多篇高水准的英文论文发表国际学术刊物上。学院还与日本最大的经济社团“经社联”合作，聘请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法务部人员给法学院学生上课，将企业法务的实战经验搬到了交大课堂。

　　国际化的视野带来国际化办学的理念，而这一理念之所以能成为现实，除了依赖全校领导和教师形成共识外，还得益于当今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社会和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时代。作为国际法专业的教师。我经常对自己的研究生讲：“现在你们在不同学校学国际法，硬件设施已经差别不大，不像我们当年做硕士毕业论文时，还得去北京的一些国家部委和高效查找资料。网络资源的高度发达已经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那些重要的国际条约都可以在一些国际组织网站搜索到。交大的文献搜索系统能够让我们及时阅读到国际一流刊物的最新文献”。

　　经济全球化与其说是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不如说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中国的崛起正是我们抓住了发展机遇，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后的一个自然结果。

　　学者小传

　　胡加祥，上海交通大学晨星学者，宝钢优秀教师奖获得者，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浙江大学法学硕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程负责人，市级精品课程“国际经济法”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先后发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制完善的若干思考”、“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WTO Law”等中英文论文七十多篇，出版《多元视角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WTO and Its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中英文专著和教材五部，承担多项省部级和校级课题。

　　主要学术观点包括：在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Development of WTO Law一文中提出，WTO法律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它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与其它部门法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是WTO法的指导原则，WTO法的解释遵循的是国际法的解释原则。在《多元视角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法学研究与法学学科的划分是从两个不同维度展开的，前者是横向的，后者是纵向的。法学研究需要运用法学学科的所有知识乃至其他社会学科的知识，法学学科的划分则是按照法学专业职业化的脉络发展。法学研究推动了法学学科的发展，法学学科的发展又进一步完善了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