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尊重事实而又不受制于事实，才有人的价值可言，才有精神生活可言。

　　■ 功利主义固然庸俗，科学理性也不尽人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明白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学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学理性的。

　　■ 自由不等于服从，权力不等于真理。繁荣我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样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这几年为本科学生开设“西方现代当代文化思潮”一课，听者主要是文化产业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也有一些理、工专业的学生。为了向他们说明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性和意义，我几次提到“二二得几”的问题。

　　二加二等于四，二乘二等于四，这还有什么疑问？还真的有，而且正是在对这一公式的质疑中，像人文精神这类人人耳熟能详却又难得真解的议题才得以展开。

　　狄更斯的质疑

　　英国作家狄更斯可以作为一个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登上了全球权力高峰，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又是世界上最现代、最进步的国家，英帝国权势熏天，大伦敦一片繁荣，有产者欢欣鼓舞。给这个盛世良辰画龙点睛的是，在女王的夫君（也是其表弟）阿尔伯特亲王的主持下，1851年在伦敦成功举办了“万国工业成就大博览会”（即第一次世界博览会），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但狄更斯却发出不和谐音。在其小说《老古玩店》（1841）中，工业城市伯明翰的景象仿佛但丁笔下的地狱，而在另一部小说《艰难时世》（1854）中，工业小镇焦煤镇的场景也并不比地狱好：“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的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蛇似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头。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艰难时世》，金增嘏、胡文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8页）光明的盛会是以无数人的贫困和无数地方的烟灰为代价的。

　　也是在《艰难时世》中，狄更斯以并非漫画式的手法刻画了“二二得四”的非人性。商人出身的国会议员葛擂硬有一句口头禅叫“二二得四”：

　　我要求的就是事实。除掉事实之外，不要教给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任何东西。只有事实才是生活中最需要的。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要培植，一切都该连根拔掉。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全无用处。

　　我这个人为人处世都从这条原则出发：二加二等于四，不等于更多，而且任凭怎样来说服我，我也不相信等于更多。……我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的乘法表，随时准备秤一秤、量一量人性中的任何部分，而且可以告诉你那准确的数量和份量。这只是一个数字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艰难时世》，同上版本，第3、4页。）

　　没有人否认，资本要增值，资本家要赢利，社会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人否认，金钱交易必须量化、数字化，利益计算必须加减乘除，现代经济少不了“二二得四”。但当葛擂硬的尺子和乘法表把工人换算为一连串的数字时，我们不能不犹豫一下。狄更斯评论说：“葛雷硬先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什么都得出钱来买。不通过买卖关系，谁也决不应该给谁什么东西或都给谁帮忙。感谢之事应该废除，由于感谢而产生的德行是不应该有的。人从生到死的生活的每一步都应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钱买卖关系。”（《艰难时世》，同上版本，第349页。）这是一种“事实哲学”，是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哲学，但人，包括工人只是中是一种可以为资本家生产价值的工具吗？一个奉行“二二得四”的社会，是一个一切都由买卖关系塑造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同情、理解、尊重和自由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可能是富裕的、繁荣的，也是令人沮丧的、唯利是图的社会，它绝不是文明人类所理想的社会。

　　西方现代性、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就是这种“事实哲学”日益主导文化生活的过程。此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资产阶级在……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思是极而言之，绝不能因此就以为西方社会的道德、宗教、艺术、人情和家庭关系已全部受控于交换关系、利益原则，政府机构、公民运动、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都在以各种方式保护生活资源，现代西方依然有热诚、有伤感、有表现真善美的文化艺术。但确实存在的是，经济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动力，它创造了繁荣也带来了灾难。反思早期资本主义的教训，首先就要反对这种顽强的、残酷的“事实哲学”。不但赤裸裸的功利是反人类的，即使是真实的事实也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想。为什么要“仰望星空”呢？以月亮为例。中国人之所以喜欢月亮，因为月亮上面是有嫦娥与吴刚。“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是寂寞的嫦娥；“吴刚捧出桂花酒”——这是热情的吴刚。一轮圆月，在寄托了我们美好想像的同时也开拓了我们的情感世界。虽然我们知道，月亮上既无嫦娥也无吴刚。但我们不愿满足于这种事实，我们希望美化现实。所以，尊重事实而又不受制于事实，才有人的价值可言，才有精神生活可言。从狄更斯这里，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至少也是在功利主义之上的。

　　超越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

　　“二二得四”是资本家残酷的功利主义的表达，那么二二得几呢？它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三，总之不等于四。把这个话题提出来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

　　现代性就是理性化，这里的理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天启、迷信、权威、偏见而言的人的思维能力，它发端于伽利略-牛顿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并主要表现为科技理性。科技理性最简单的表示方式，就是二二得四。这是一个普天之下概莫能外的普遍公式，它蕴涵的是世界的可计算性。无论是什么文化传统，无论什么国家政府，只要通过启蒙进入现代，它就要遵守这个公式。18世纪的启蒙主义相信，只要按照理性的原则重组人类社会，我们就能进入一个理性的王国，进入一个天堂般的城市。从此，科学成为现代人的宗教，理性成为组织生活的准则。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以为理性可能改变人性、数学可以安排生活，以为人类有一个普遍的、统一的目的，这种信念无论动机如何美好，实践的结果也只能是取消人的自由，让自由的人成为呆板的琴键。人性的深奥诡秘在于：“即使事情会给我们带来明显的危害，而且有悖于我们的理性在利益问题上所做出的最明智的结论，它仍可能不失其为最重最有利的利益，因为它为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顾柏林译，载《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赌徒》，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61页）人如果是自由的，他就有权去干最愚蠢、最于已不利、也最不可思的事情，只要他喜欢。科学理性不能兼容人性的差异性、多样性、矛盾性、荒谬性。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但是一个神话，而且与多数人的暴政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有人以此为由来改造人性，那不过是以权力来剥夺个人的自由。人之所以为人，在其自由；自由之所以为自由，在于差异和个性。剥夺了差异和个性，就是剥夺了人的生命。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启蒙主义、现代科学所宣讲的所有关于人类生活的规律、公式提出了挑战：

　　当事情发展到只有表格和算术的时候，当唯有二二得四流行于世的时候，还有什么个人意志可言呢？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二二总是得四。个人的意志能是这样的吗？

　　总之，人就是滑稽可笑的；一切笑话，显然盖源于此。不过，二二得四终究是极其令人不能容忍的东西。依我看，二二得四无非是蛮横无礼的化身。二二得四双手叉腰，吐着唾液，神气活现地挡住你们的去路。我承认，二二得四是高明的东西，但要不得对所有的东西都一律赞美的话，二二得五有时也是非常可爱的东西哩。（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同上版本，第164、166页。）

　　“二二得四”只是数学公式，但人不是物，生活不只是求平方根，在如何生活、什么才是幸福之类的问题上，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先验的公式和权威的导师可以代替自己的选择。自由意味着不受限制地表现自我、创造自我，只要我们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敲一下响一下的琴健，我们就必须挑战一些公式化的普遍规则。科学、逻辑不能完全解释人的心理与行为，在人类生活中，更为可爱的是“二二得五”。这话说起来奇怪，其实只要我们反躬自省，哪个人的生活不是充满冲动、幻想、无所事事的发呆、难以解释的荒唐乃至错误？功利主义固然庸俗，科学理性也不尽人情，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我们明白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反科学理性的，至少也是超越科学理性的。

　　自由与人文精神

　　那么，“二二得四”就一定是限制自由的吗？也不一定。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寓言小说《1984年》虚构了一个“老大哥”监控下的社会，生活在这里人的不但其日记，而且连下意识的心理活动也受到严密监控。一直在“真理部”参与制造谎言的温斯顿几乎活不下去了，因为他的心还没有死，还在憧憬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就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你不能否定“二二得四”，你也就不能否定人的自由。

　　“二二得四”是事实哲学、科学逻辑，因此它就不是权力逻辑。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还想自由的温斯顿被捕了。审讯者奥布莱恩一边握着可以控制痛苦程度的转盘，一边和他进行着这样的对话：

　　“你还记得你在日记上写过的话吗？”他接着说，“‘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

　　“记得。”

　　奥布赖恩举起左手，伸出四个手指，大拇指屈起来，不让温斯顿看见。

　　“我竖起来的手指有多少？”

　　“四个。”

　　“如果组织说不是四个，是五个——那你说有多少？”

　　“四个。”

　　话未说完，温斯顿已痛得喘着气。控制盘的指针指着五十五。他浑身冒着冷汗，吸进肺里的空气化作痛苦的呻吟声吐出来。他咬着牙，但一点也减不了身上的痛楚。奥布赖恩目不转睛地望着他，还是竖着四个手指。他按了按把手，温斯顿的痛苦稍微减轻了点。

　　“多少个？”

　　“四个。”

　　指针跳到六十。

　　“多少个？”

　　“四个！四个！你要我怎么说？四个！”

　　指针一定又跳高了，但这次他没有看。他看到的只是奥布赖恩严肃的面孔和他竖起的四个手指，手指像擎天的巨柱一样挺立在他眼前，有时朦胧且摇摆不定，但数目错不了的：四个。

　　“温斯顿，多少个手指？”

　　“四个！别再用那东西折磨我了！四个！四个!”

　　“温斯顿，多少个？”

　　“五个！五个！五个！”

　　“那没用，温斯顿，你在撒谎，你还是相信看到四个。好，再来一次，多少个手指？”“四个！五个！四个！你要我说多少就多少吧，只要不让我受苦就是。”（乔治·奥威尔：《1984》，刘绍铭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36-238页。）

　　这个场景就是中国成语“指鹿为马”的现代版。权力就是影响、操纵和控制的力量，它的最高要求，是无条件的服从，是不计利害、不计生死地为之赴汤蹈火。在通常情况下，权力的运行是柔性的，并受到文明生活中其他力量的稀释、分散和平衡。但温斯顿所面对的权力是钢性的、绝对的，为了彰显它的权威性、至上性，它可能甚至必须不承认事实、不相信科学。强权即真理，权力之外无真理。当温斯顿承认四不是四，而是“五”或者上级所说的任何一个数字时，权力的效用和后果开始显示。既然二二不得四，那么自由也不是人性的自然或当然。当服从成为生活和生命的唯一原则时，自由和二二得四一样，都不是不可更改的、自明的事实和道理，活着比自由重要。

　　温斯顿选择的只是一个选项。古今中外，即使在追求自由可能丧失生命的制度下，也有人如裴多芬所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不等于服从，权力不等于真理。繁荣我们的文化生活，需要自由的激情，需要像尊重二二得四那样尊重人的自由，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奥威尔这里，我们明白，人文精神如果不是对抗权力，至少也是不以权力之所是为是、不以权力之所非而非的。

　　文化问题总是复杂的。无论是文化情怀、人文精神、人格气象是什么，上述三位作家的提醒总是我们创造文化、提升境界的基础，这就是超功利的理想主义、突破知性与逻辑的自由精神和权势不能屈的大勇气概。

　　学者小传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媒体与设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副主任。

　　自1985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后，一直从事文化思想与文化产业研究，研究和写作范围先后涉及《红楼梦》研究、中国美育史、西美学史、纳粹德国文化、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文化诸领域，并以调研报告、决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方式积极介入当代文化生活。独立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多项，观点多次被引用，论文多次被转载。主要著作有《中国美育史导论》（合著）、《人与梦：〈红楼梦〉的现代解释》、《被解释的传统：近代中国思想史略论》（合著）、《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西方美学初步》、《现代性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合著）、《辽远的迷魅：中德文化论集》及文化批评文集《走向思维的故乡》、《寻找反面》、《现代仪式》、《迟到的光》、《岭外风铃》、《因为现状可以改变》等，译有《法兰克福学派史》（原著Martin Jay）、《痛苦的革命——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斗争》（原著Rana  Mitter）等著作。近期出版的《革命人》、《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两书以广阔的视野深入讨论了现代中国的若干方面，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好评。即将出版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大屠杀、希特勒及纳粹文化》、《风雷激——现代世界的文化探索》等将给中国文化思想带来新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