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珠院士（左四）与学生们在一起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从被侵略、被奴役的深重苦难中，一步步走到综合国力强盛、人民生活日益美好的今天，我的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我今年85岁了，党龄61年。我出生的1936年，正是日本入侵中国、民族遭受磨难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小时候母亲教育我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国才有家，才有老百姓安定的生活。”母亲教育我们要懂得知恩图报，长大要为国家作出贡献。我的大半生都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度过的，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

我一生走来，心中装满着感恩。我觉得我一生是很幸运的，虽然出生在不幸的年代，但最终从一个普通的乡下女孩子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感到倍受鼓舞和知足。我时时觉得，我的成绩不属于自己，而属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属于集体和国家。

我感恩我们的党和国家。我出生在宁波乡下，小时候家境贫寒。1944年，我的父亲因病早早离世，留下我母亲和4个孩子相依为命。父亲在弥留之际，还牵挂着家里缺钱少粮和孩子读书问题，特意把我叫到病床跟前，嘱咐我读好书、带好弟弟。那时我8岁，我的哥哥14岁，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最小的不到两岁。父亲走后，母亲一人挑起了家庭重担，我哥哥则辍学开始做徒工补贴家用。如果没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我想我后来是没有继续求学的机会了。所以爱党爱国，这不是一句口号或是一种姿态，对于我来说，我是真挚地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人生的一条红线，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我从初中树立起来的信念。我上初中是在1950年到1953年，正碰上“抗美援朝”，我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在那时接受的。我还记得当时老师给我们上时事政治课，讲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多么地慷慨激昂！很多年轻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踊跃报名参军上前线，作为一个初中生，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看到他们为了国家勇于牺牲自我，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内心受到了强烈震撼。此前，我读书多多少少还是为了家庭。因为没有父亲，母亲那么辛苦，所以为家庭争口气，有个出头的日子，报答母亲是我最初读书的动力。但老师和高年级同学的这种爱国热情，使我突然成长起来，认识到一个人不仅要为家庭而读书，更应该为国家和民族作贡献，在国家需要时可以付出一切。人活着不只是为个人或家庭争口气，更要为国家争口气。我的家国情怀就是这样逐步萌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怀更有沉甸甸的感觉。

1957年9月，我有幸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一名学生，能在名校、名系里读书使我感到格外自豪和兴奋。大学毕业后我又留校任教，在交大学习、工作整整64年，回忆那流光岁月，真是满满的情缘，说也说不尽。2006年，上海交大110周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半世纪的恩惠》，感怀交大对我的培养和熏陶。“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交大的校训，我在文章里谈到，钱学森学长等杰出的交大校友是弘扬校训精神的典范，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科学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也谈到给我上过课的那些恪尽职守、学养深厚、教学精湛的老师们，他们也一直是我的人生楷模。

5年的大学生活中，我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艰苦困难，那是国不强、民不富的特殊年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时我的责任和担当精神油然而生，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我读大三时被批准入党，当时同窗室友帮我拍照庆祝，为我保存了珍贵的记忆。从此，党员的责任和使命感始终负在我的肩上。

我1962年毕业留校至今，已在交大工作近60年了。总体上，前面20年为高电压做了一点事，后面30多年为微创和无创医疗在奋斗。有的做得比较完美，有的做得有些不尽人意，有的还在进行之中。不管是在什么年代，也不管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我一直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为国为民的责任和使命，和敢为人先的交大精神，这些始终是推动我不断前行的力量之源。党和国家给了我许多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交大，属于培养我的老师们，属于和我并肩奋斗的团队，属于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

岁月流逝，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容颜虽已苍老，但尚有激情在。现在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去支持年轻一代继续推进大型高端医疗器械民族化、产业化的事业。我非常欣慰地看到，他们正在推动“健康中国”事业蓬勃发展，我希望可以站在他们身边继续为他们加油鼓劲。我也将仍然在研究和转化应用中继续从事我未完成的工作。

人生因为短暂而无比珍贵。我特别期望今天的年轻人能珍惜学习工作的好条件，胸怀理想、不懈追求，将个人成长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去，将生命活出闪耀的光芒，不负国家，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