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暑期，我在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毕业了，接着是长达一两个月的紧张备考，参加了当时华东地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消息过程。8月份终于等到发榜的日期了，我迫不及待地在《解放日报》上找到了交通大学的录取名单，令我万分雀跃的是在交大电机工程学系的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家中的老母亲和兄长们都为我被录取在当时炙手可热的交大电机系十分高兴，至此我实现了高中时代的梦想，同时亦决定了我今后的工作方向。

很快到了九月初，我带着录取通知书跨进上海华山路上交通大学宏伟的红色大门，笔直走到校园大草坪西面的办公楼——容闳堂，在注册组办理了入校手续，终于成为正式的交大人了。交大位于上海徐家汇的校园，给我的印象是面积不算小，建筑物包括老旧的上院、中院、南院，只有少数系科还在上院有教室，其余都作为男、女生和单身教师的宿舍了。当时最新的教学楼是科学馆（哲生馆），是理学院授课教师的所在；工程院（恭绰馆）则是工学院授课的地方；上院一楼还有一处礼堂，名称是文治堂，当时已不用。开大会和全校学生上政治大课时则集中在校区西部的新文治堂进行。另外，学校的图书馆在大门内右侧；室内体育馆则在大草坪西部容闳堂旁边，底层是游泳池，二楼则是篮球场。学生饭堂则在南院附近；附近还有一家私营书店，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附近还有一座纪念史霄雯、穆汉祥二位烈士的陵墓，他们是当时交大学运的领导者，先后为上海解放光荣牺牲。

学生的宿舍楼有“西斋”“新宿舍”“电信斋”三座楼房，其中“电信斋”专为患有肺结核的学生住宿的。在教学楼方面，工程馆面积最大，外围是一圈教室，中间草地有一座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的纪念碑。工程馆一楼有设备齐全的电机工程实验室、机械工程实验室、金工实习用的车床间、钳工间、新型机床间等；工程馆后面还有木工、铸工、锻工间。这一切说明母校拥有完善的实验与实习场所和培训工程师必须学习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必备条件。工程馆后面停放着两架飞机实体，一架是双引擎运输机，据说是日本侵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座机；另一架则是小型的战斗机，这两架飞机是航空工程系同学了解飞机构造所用。汽车工程系则拥有一辆古老的“老爷”汽车，还能在校园内行驶，该系同学可用以学习驾驶技能。学校还有许多实验室和工场，因为我不了解详情，就不多叙述了。
以上描述的是母校早在1950年已经拥有的优美环境，完善的工程系和理化类实验室和实习工场。当然和60年后的今天不能相比，但当时已为我们莘莘学子提供了如此完善的条件，使我们在德智体等各方面都得以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全体交大人的幸运。

9月份开学之后，逐步了解到母校当时设有三个学院，包括管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管理学院有四个系：财务管理、电信管理、运输管理和航业管理。理学院包括数、理、化三系。工学院最为庞大和完备，计有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造船工程、轮机工程、汽车工程、机车工程、水利工程、航空工程、纺织工程和工业管理工程等十多个专业工程系科，与交通大学的校名真正实至名归。

我们入学时，交大校务委员会是学校最高领导机关，主任是吴有训先生，当时吴先生还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所以平时不常在校。副主任委员是陈石英教授，他是机械系的老教授，负责校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教务长陈大燮教授；工学院院长朱物华教授，能开设当时尖端的雷达工程课程。对我们关系最大的领导是电机工程学系主任钟兆琳教授，他是电机工程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母校在以上多位知名学者的领导下，不断发展进步，同时在数量可观的教授、学者的努力下，把母校打造成我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早年即享有中国的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我们就读的电机工程学系，更是最早拥有“电机工程师摇篮”的称号。我们得以在如此美好的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从内心感到三生有幸。

1952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委派彭康同志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据闻他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以后交大在他的领导下，得到了更好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全体同学在学业上也得以更上一层楼。

正式上课了，与中学不同之处首先是各班级没有固定教室了，电机、机械系开设的课程在工程馆上课，而物理系开设的课程则在科学馆授课，当然，也不尽如此，数学系开设的微积分、微分方程课则由电机、水利二系的同学合井上课，所以设在工程馆222号阶梯教室而不在科学馆授课。上课后，首先感到的是主要课程的讲课老师，一般都是由学识渊博的教授担任，当时交大拥有多位留美的博士就任教授，而且多数是优秀的学者，讲学经验丰富，使同学们易于接受课程的内容。

下面回忆一下几位令我感到最佩服和感恩的老师，由于年代已久，又限于篇幅，只能略举几位，不免会遗漏许多使我受益的恩师。首先是大一时的微积分、微分方程两门课程的授课老师莫叶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他是湖南人，一口纯粹的湘音，开始有些同学听不大懂，但慢慢也习惯了，他讲课做到了深入浅出，掌握要领，使我们都能掌握课程的精髓，为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了良好基础。讲授普通物理的赵富鑫教授，他讲课时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由于他教学经验丰富，普通物理课程很少有同学不能理解的。工程画图课程由一位资深的副教授担任，由于他耐心细致讲课，指导我们绘制机械零件的工程图，为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到了大二开始学习专业基础课，以下几位教授也是十分出色的。例如教授电工原理的张钟俊教授，他的学问造诣很高，讲课时一些较浅的内容如电路学由于怡元讲师主讲，到了讲电场学时则由他亲自讲授，使我们得以深入理解。交流电路学由林海明教授授课，他也是留美学者，他讲授这门课程时，先为我们补授了电工数学的主要内容，再讲授应用数学内容较多的课程。这门课程多数同学也都能学好学懂。大二时主课还有应用力学、材料力学两门课程，由金悫教授授课，他讲解清楚，着重举实例讲解。很快我们完成了两年学习课程，这时全国的大学进行了院系调整，全国高校的学院和系科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同时教育部又下令大学工科原定在1953和1954年毕业的学生，一律提前一年毕业，以满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人才需求。当时还有中央文件规定，大学本科提前毕业的学生参加工作后，本科的资格不变，经济待遇和政治待遇亦不变，由此我们在一年的学习时间内要把大学三、四年级的课程全部学完，对我们来说，大学第三年的学习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同时我们也为今后即将参加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而感到十分荣幸。

1952年暑假过后，我们电机工程系因院系调整仍留在交大，且并入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大同大学与震旦大学的电机系。院系调整后，增加了许多新同学。交大的管理学院、理学院以及工学院的多数系科则调整到其他大学或成立了新的学院，变动不可算不大，这是当年学习苏联的一项大措施。我们迎来了许多新的同学，以后大家逐渐熟悉，建立了同窗间友谊和情感。我们的电机工程学系也改名为电工器材制造系，内容划分也较多样化，同时，还有一些老师也由其他大学调入了交大。我们电制系的系主任仍由钟兆琳教授担任，副系主任则由同济大学电机系主任程福秀教授担任。

前面述及我们第三个学年课程是比较繁重的，下面再简单回忆一下几位最令我尊敬的老师。直流电机课程由严晙教授任教，我们进入电机系，这门课是最先接触的专业课。严教授凭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将直流电机的原理和构造讲得十分透彻，还详细讲授了直流电机的许多类型和主要用途，至今我还能大体上记得一部分课程的内容。第二个重要专业课程是交流电机，我们本来希望能直接听系主任钟兆琳教授讲课，不料我们所在的乙班改由另一位教授许应期老师授课。他原本是讲授电子学和无线电课程的，我们对于他是否能教好交流电机课程不免有些疑惑。开始上这门课了，他以一口纯朴的江阴口音来讲课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一开始便把变压器的原理和结构讲得十分清楚，以后又对交流电动机、发电机进行了深入讲解，对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等不同种类电机的原理讲得清清楚楚。有些难于理解的原理，他彻夜绘出不少示意图进行讲解，使我们得以从理论上彻底学懂。至今，我对交流电机的各种类型和性能仍有深刻的印象。第三门重要课程是电机设计，由系副主任程福秀教授任课。他以百分百的山西口音讲授了变压器和异步电动机的设计原理和全部步骤。他采用的是德国教材，变压器设计全部用公式计算出来，理论上可以节省铜和硅钢片的用量。异步电动机的设计原理也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工厂使用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他不顾疲劳地抄了不少黑板，尽力为我们灌输知识。

另外还有几位教授讲了其他课程，如金守礼老师讲授电工材料，刘美荫教授开设的电机制造工艺，还有金属材料、机构学、电机仪表等等有用的课程，都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前面讲述的是讲课的大致情况，还有一些着重实践的课程也必须重点说一说。交大的校徽是一个打铁用的铁砧，前面斜放着一把铁锤。铁砧上放的是一排精装的书籍，说明交大十分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不会出现电机系毕业生不会修电灯的笑话。

我们大一开始便学习了木工、铸工、锻工、钳工等实践课程，以后又上了机床操作课，这些课程由讲师级的老师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讲授并指导，这些课程亦是重要的基础课，使我们到工厂或科研设计单位既能自己动手，也易于掌握生产过程。当然，在开始学习这些课程时不免出了不少笑话，例如某同学在学锻工时，铁锤打不准，反把烧红的铁块打飞起来，落在他戴的帽子上，幸而没有受伤。我们学钳工时用手锤和凿子铲铸铁块表面时，一不小心铁锤就会打在手上，以致“遍手鳞伤”，十分疼痛。不过我们也都坚持下来了。另外还有一些主要课程便是实验课程，普通物理实验包括力学、热学、光学、电学等等实验，尤其重要的是电机实验课，其中包括交直流电机的性能测试、电机发动机组的反馈法测电动机的效率损耗等。这些实验课程，都为今后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交大也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质，任教我们体育课的讲师是上海篮球名将李震中，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学到了一些投篮的技巧，也提高了我们的身体素质。我们是在上海解放第二年入学的，为了提高我们的政治素质，学校开设了政治课程，大一时请了当时华东区交通部部长黄逸峰任教政治课，他主讲社会发展史。以后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使我们在今后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后我们虽然从事工业方面的工作，也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这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当时，交大的图书馆也具有一定的规模，由于宿舍内不适合自修，因此图书馆亦是我们必去的场所。

前面已对母校的组成院系、教舍及实验、实习设施、教师队伍、体育场地等作了简单回忆，其中难免有遗漏或差错，希望校友、学长们的指正。以下将对三年来的学生生活及一些老同学的情况作一番回忆。

母校当年的宿舍多数已较陈旧，但住宿条件和多数兄弟院校一样，也是随着年级升高逐步改善的。大一时我们住在西斋和南院的大房间里，特别是西斋一间宿舍住了30多人，南院则特别老旧，条件十分艰苦。到了大二搬到“新宿舍”（宿舍名“新”，其实也不算新），一间宿舍也要住上十几人。待我们成了“大三大四”毕业班，又回到西斋，但那时住的是6人一间的最佳住宿条件的宿舍，我还从家中搬来一张“微型”写字桌，可以在宿舍里自修了。

大一时，吃的是粗米饭和没有油水的青菜，生活是艰苦的。大一下学期学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管理部门的贪污浪费，整顿了风气，所以在大二时，我们全体同学享受了最好的待遇，政府部门不但免了我们的学费，还提供了免费的伙食。吃饭改为8人一桌，两荤两素一汤，米饭的质量亦提高了，为了我们更好地学习，上午10点钟每人还发一个馒头，以补充营养。这样的待遇，足足享受了一年。第三年取消了免费的伙食，当然食堂的条件还是远较大一时好。当时校园北门外面是比较热闹的，有各类早餐店和饭店，少数家境富裕的同学有时去那里吃点心或正餐。我因当时没有花钱的习惯，也不知道有这种条件。唯一花点钱的是在饭后到小卖部买一包花生米，吃完了去上课，精神便会好些。

我们在大一时没有分专业，全班63位同学，其中3位同学属于特别照顾入学的，他们中两位是归国华侨，另一位是排球好手。第一学期中间对他们进行了测验，成绩都合格，就转为正式生。这样原定录取60名学生名额没有受到录取人数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是公平的。我们在大一时，全班都是男生，戏称为“和尚班”。班长是林熊飞，后来他参加了抗美援朝离校了，班长由李嘉亮担任。团支部书记是陈中基，另外两名团支委是王征庆和严璋。还值得一提的同学是一位叫徐悫的，他属于“天才”类型的人，入学考试分数是第一名。他对《微积分》课程根本不听，自己去钻研高深的数学如拓扑学等等，他在交大仅读了一学期便转到某科技大学去了，以后再未联系。

一年时间飞快过去了，我们毕业了。不久，学校宣布了我们分配工作的红榜。当时，在分配工作之前，学校和团组织做了不少宣传动员工作，要求我们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结束，东北地区大量需要建设人才。我们4名同学一起分配到沈阳一机部第四设计分局（后改为第八设计研究院），由王征庆同学带队，包括林正平、吴树基和我本人一同离开母校，登上开往东北的火车，从此结束了在母校的学习任务，开始了我们新的征程。

60余年前在母校的点点滴滴，汇成了这篇如同岁月般悠长、深刻的回忆长文。时光久远，难免有不周和谬误之处，希望校友、学长们予以指正。但是我更记挂的是，希望能在母校西斋前的草坪上树立一块石碑，镌刻“饮水思源”的校训，正是母校的教导一直激励着我毕业后对祖国、对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60年后的今天，我享受着退休后的安逸生活，回味往事，感恩母校的赐予，“饮水思源”更是我发自内心的，想告诉母校的深情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