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1972年4月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学习阿拉伯语，事情来得很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原来，这是当时国家援外工作的需要，亟需一批既有一定专业知识又懂被援国语言的外语人才。外经部委托上海外国语学院办3个语种（阿拉伯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培训班，规定从上海抽调来的培训人员都学习阿拉伯语。交大被抽去学习的共3人（有一人始终未报到），我是其中之一。

我分明知道，阿拉伯语对我们理工科工作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只输出不输入，心中不大想去。但当时我们的信念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考虑到这是国家外事工作的需要，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尽管心里不想去学，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后，还是毅然地服从组织安排，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按时去上外报到了。

报到后方知，我阿语班共19名学员，有高校专业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农场农艺师等。报到后还有一番入学教育，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意义，当时的豪言壮语是：立足天安门，放眼全世界，支援亚非拉。人人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纷纷表示一定要学好阿语，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决不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培养。

一次，一个埃及什么代表团访问北大东语系，和阿语班的同学交谈，戏言：“你们真了不起，掌握了世界上最难的两种语言——汉语和阿拉伯语。”阿语确是一种比较难学的语种，而且我们都是些30开外的中年人了，要学好它实属不易，非下一番苦功不可。于是每天早起晚睡、勤练强记，像小学生诵读课文那样大声朗读，经过3年多的勤奋学习、刻苦磨炼，终于完成学业，领到了结业证书，回原单位储备待命。

1976年年底，接到组织通知，要我去北也门参加援外教学工作。当时家庭困难极大，两个孩子还小，一个3岁半，另一个才1岁多，正需父母照料的时候，怎么办？一时焦头烂额乱了方寸，遂邀来至亲相商，请求协助帮我克服难关。还好，大家深明大义，都知以国事为重，愿分担我家庭负担。感谢至亲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暂无后顾之忧，才得以按时报到、准时赴任。

援外教学工作地是北也门萨拉技校，萨拉是北也门首都。北也门当时是接受联合国定期补助的贫穷国家之一，当然也是中国的援外对象。当时中国给北也门的援助项目有公路、纺织厂、医疗队、技校等。萨拉技校是其中之一，设有建筑、公路、机电几个专业，主办单位是西安公路学院和上海同济大学，专业教师也主要由该两校委派，另有北京外语学院和上海外语学院派翻译人员。交大虽不是主办单位，但前三任专家组组长都是交大人，他们是苏宁、傅赤先和李士敏。

我被分在机电专业，主要工作是用阿语讲授机械力学这门技术基础课，不配翻译（俗称“独唱”，配翻译者俗称“双簧”）。第一次用阿语讲课难度是极大的，不仅要掌握大量的阿语专业词汇，还需学会必需的课堂用语。为上好课，必先充分地做好准备工作：用阿语写讲稿、编写讲义习题集等，编好后还要打字、印刷、装订，从头到尾全部一人承包，工作量极大，这在国内是见不到的。好在那时正值壮年精力旺盛，经常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赶工，确是相当辛苦的。但时刻想着，为了能正常走上讲坛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不辱使命，如此辛勤的付出是必要的值得的。

初登讲坛确实有点“胆战心惊”，但由于准备较充分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开始时最担心的是我的发音、用词、表意同学们是否能听得懂，讲了一阵后，我问他们听懂了没有？得到了高声回答“听懂了！”，于是一颗紧张的心立即放松不少。初期还有一件尴尬事，我讲的他们都能听懂，可他们回答我的提问时，因土音太重我却听不懂，不能做到相互沟通，这是很麻烦的，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磨合才慢慢有所改观。为上好每堂课，前一个晚上必须作好准备。尽管讲授内容较浅显，无须花大力气备课，但因用阿语授课，必须将明日的课堂用语及所用专业词汇认真而仔细地背诵几遍，备课成了名副其实的“背课”，想来有趣。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语上课越来越熟练，上课效果也越来越好了，期末考试结果也令人满意，这是对我艰辛劳动的最大回报和最好慰籍。在也工作期间，我还负责帮带一名北也门当地年轻教师（曾到中国留过学，粗通汉语），以逐步培养壮大也门自己的教师队伍。

北也门学生尊敬老师、遵守纪律，上课秩序很好，校风校纪也不错，同学间较友善，在我任教的几年里，没有见过一次同学间吵架斗殴的事。北也门人对中国人也很友好，我们外出走在路上偶尔也会遇到也门人用中国话“你好！”和我们打招呼。

我这个职业教师没有想到，第一次正式走上讲坛竟是用外语在国外进行的，真有意思。在萨拉技校共工作了4年8个月，期满回国后仍回交大工作。从学习阿语到期满回国，前后共经历了9个年头，占我整个在职工作年限的四分之一，这8、9年时间（3、40岁）正是人生黄金时段。我将人生的宝贵时间和旺盛精力献给了援外教学工作，所付出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业务上与回国后的教学科研工作毫无关系，回国后一切还要重新做起，即使这样并不后悔，因为这是从开始学阿语时就预料到的，有思想准备。回想起来可问心无愧地说，为响应国家援外事业的呼唤，我克服了重重困难，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较好地完成了组织所交付的援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