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看，自电影面世以来，“宏大叙事”的经典研究一直占据主流和上风，以致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在1997年专门与人合写了一本叫做《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的著作。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在他之前，所有的电影研究都是宏大的，用理论知识生成新的理论知识，“宏大理论如过眼烟云，飘来往去，而学术和研究则是持续不断的。” 为了抵制宏大理论的诱惑，他针锋相对地提出“后理论时代”的概念，主张用“中层研究”(middle-level research)的概念替代宏大叙事，提倡在研究中同时兼顾 “既是经验主义的，同时又不排除理论性”。“碎片式理论化”的理念和操作也由此而起。波德维尔的主张引发了世界的关注，也对我国电影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我在这里，主要不想对波氏的理论主张做高低文野的评判，只是想借助社会学的视角，谈谈电影美学共同体构建中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在社会科学中，通常把从整体方面、大的方面去做的研究，叫做宏观研究；把从局部方面、小的方面去做的研究，叫做微观研究。具体到电影生产，亦可作如是观。毋需讳言，我国的电影研究曾有过特别青睐“宏观”的年代，具体表现为强调“政治挂帅”，秉持“政治标准第一”，以内容宏大为美，以理想超常为上。这种执念虽然对电影生产不无指导，但也确实导致一些电影作品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以及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冲刷，我们的创作观念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些积习和惯性其实是很难消磨殆尽的。比如，有些电影作品依然热衷塑造完美无缺、高大伟岸、具有超越常人智慧和胆识的英雄；有些电影作品照旧沉醉理念先行、放谈高论，满足于讲述高大上的人生道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举电影《攀登者》为例：该片“描绘的是上世纪6、70年代中国登山队为国两次攀登珠峰的真实事迹，讴歌爱国主义，高扬民族精神，目标不可谓不高远，立论不可谓不正确，但由于过度的应时意识，少有创意的叙事构造，以及对于宣传功能的过度诠释，最终效果与期待预设相去甚远。”与其他两部国庆70年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相比，影片内里的差距就在于多了一些“宏观”的度量，少了一些“微观”的经营；多了一些“大”的渲染，少了一些“小”的支撑。宏大的叙事、磅礴的意念最终遮蔽了人物存世的复杂情境。这样的影片还可以举出不少。它们相同的症状则是，为浩大而浩大，为宏观而宏观，有时难免因为张扬过度而适得其反。

那么，是否反过来，强调“微观”、青睐“微小”就一定对头了呢？当然并非那么轻巧。著名作家阿来曾发过一个设问：为什么中国人写的抗日影视剧别人不愿意看，为什么美国、苏联、法国写的战争题材全世界都可以接受？他的答案是：“是我们确实没有思想武器，我们觉得我们爱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永远处在这样一种定位上考虑问题，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他为此重申：“我们必须记住个更高的维度——人类。哪怕我们在写微小的事情的时候，首先它是个人行动，文学首先是从个体入手的。”这一解析，堪称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发人深省。缺乏顶天立地、振聋发聩的大思路、大维度、大格局、大手笔，困扰中国电影久矣！这里所谓的“大”，显然不是投入大，不是场面大，甚至也不是概念大，而是生活覆盖面大、精神包容量大、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促动大。一些电影人总是抱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有意无意地回避生活中的尖锐矛盾、精神上的重磅冲击，随波逐流、按部就班，甚至抄近道、走捷径、一窝蜂，裸奔市场和票房而去。“宏大”成为他们创作的畏途，思想的顾忌，日趋与社会和观众的心理期待拉开了距离（观众掏钱买票看电影，除了消遣娱乐，总还有一些精神需求，上世纪80年代末，主管电影的有关领导提出的“娱乐片主体论”之所以稍纵即逝，就是因为它不尽符合中国电影发展的目标理念和实践走向）。联想到前一个时期，“小妞”电影泛滥、情爱作品漫溢、无厘头逍遥、小鲜肉当道、摆小聪明、耍小噱头、出小花招、晒小确幸，观众敬而远之，避之不及，连基本的信任感都没有，电影美学共同体又何从谈起。

由此看，个人化的微观表达与影像的宏大叙事，一定不能偏废。在防范概念先行、高头大马、不接地气的倾向的同时，也要对技术化、应用化、碎片化、零散化、低俗化的倾向保持警惕，防止从一种倾向变成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宏观和微观从来不是对立的。优秀的电影作品当然必须表现民族的情感、民族的价值观和民族的精气神，而且这些情感、价值观、精气神的内涵，应当与整个人类情感、精气神和价值观相融合。要在普遍性中看得到特殊性，在特殊性中蕴含有普遍性。唯物辩证法从来不主张“非此即彼”的绝对化，而是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谋求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落实到影像创造，既要善于大中有小，也要学会小中见大；既要格外注重差异，又要善于揭示同一。也就是说，宏观的叙事需得有生动细节的支撑，微观的叙事要体现大历史的眼光。在电影社会学的视域里，宏观与微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单维的宏观，可能因为只是宏大而牺牲个体生命的鲜活，难免苍白和无力；单一的微观，则可能因为只见细微而丢失大千世界的意蕴，时常味如鸡肋。因此，均不足取，都在当下社会语境里难以为继。两者整体的关系应该是：宏观烛照微观，微观透视宏观，宏观和微观相互激荡，构成影像独特的人文社会价值。而观照生活、走进社会、赢得观众、引导市场，对电影生产来说既是宏观也是微观，既是标的也是标高。中国电影的未来建立在主体和客体新型关系的建构上，构筑在历时与共时、共性与个性、宏观与微观高度统一的地基上，恰如电影美学共同体的倡导者饶曙光先生所说：选题、角度、叙事、造型均存有诸多空间，“关键在于是否与观众构建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的方式、对话的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原载《时代报告》2020年第5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