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就一直伴随着我，使我沉浸在幸福之中。记得从懂事起，总是有人，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兄长不停地告诫我，每个人都有三部曲，要一步一步去完成。

我的入队

出生后不久，随父母因工作关系从上海来到东北。1957年9月，七岁在沈阳入小学，1958年6月1日加入少先队。对于少先队的认识，从名称上理解，中国少年先锋队，总是由少年先锋组成的，只有学习好才能入队。一年级时我在班里任班长，学习也算可以吧，第一批就入队了。

小学的印象不太多，只记得读书学习，课余时同学们一起闲暇游戏也很欢乐，绝不像今天孩子（包括家长们）在学习上有那么多苦恼。再就是我做班级干部，负责管理班级纪律，尤其是自习课时，总有顽皮的孩子；那时的班长就像一个小大人，经常要巡视课堂，制止个别同学的违纪行为。今天想起来可笑，你一味地批评人家，不知私底下会惹来多少抱怨。当然，孩子们总都是天真无邪，数十年后大家相聚，回忆的还是友情，全无怨恨。

入队以后，三四年级在班级任中队长，五六年级到大队部任大队长，这时社会活动多了，经常要做一些管理方面的事。初到大队部，先做宣传委员，具体任务就是负责编辑稿件，出黑板报，都要向高年级同学一一学起，逐步独立制作完成。宣传委员做了一学期，后来担任大队长，好像基本没有具体事了。那时，小学的大队部是个空架子，工作都由大队辅导员老师在做。那么，大队长究竟干了些什么，我印象中，每学期一次大队会是由大队长主持的，每次会议前鼓号队的入场仪式历历在目。这种仪式不知道今天的活动中是否还在使用，不过这对我少年时代的人生观形成有直接影响。严肃、庄重、敬畏、激情，一下子都会激发出来，这种强烈的仪式感使我终身难忘，对我后来的工作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我的入团

入团是第二部曲。团章规定入团年龄为15岁，我1963年进入中学，时年13岁，只觉得早着呢。中学时代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上进心非常强烈。那个时代也是一个令青年人极易畅想的火红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一项项成就令我们精神振奋、信心倍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口号使人们激动得热血沸腾，“雷锋精神”成了行动的标杆和榜样。那时的学校并没有什么名气，但老师都十分敬业，堪称名师；同学也并非状元、学霸，但班级集体十分团结融洽，凡事都要为班级争光，维护集体声誉。

虽然年龄还小，但在班主任的启发下，早早写了入团申请书。由于学习好，又是学生干部，也常受到老师关心。在班中，许多同学年龄比我大，已有五、六人入团了，我自然也很羡慕。1965年10月的一天，团支部书记叫我放学留一下，交给我一份空白的《入团志愿书》，告诉我尽快填好。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我的生日刚过去没两个月，竟然这么快就入团了，真是太幸福了，好像一切都来得这么容易。回到家，立即报告好消息，父母也为我高兴。10月25日，召开团支部的审查会，大家都是同学，说不出太多的道理，不像后来入党时那样思想碰撞、触动很深。入团了，继续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并无太多故事。只是参与了几次大型活动，使我受益匪浅。

1965年秋，参加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分会场活动。活动在北陵公园的大草坪上举办，来自各方面的青少年组成了十几个方阵，日本青年也分成一个个小组分别加入到方阵中。我们这组大约两三百人，中学生占大多数，还有一所工厂的青年团员。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位主持人，据说是该厂团委书记，一位活跃非凡的大男生。只见他一会儿指挥、一会儿报幕、一会儿拉手风琴、一会儿又给大家说笑话，思维敏捷，载歌载舞，营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欢乐场面。对于当时颇显得内向的我来说，真是开了眼界，这位主持人的组织能力和活泼性格真棒，暗暗地我也把他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

大约1966年5月，我被选派参加沈阳市学联、青联的一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平生难忘的活动。记得会议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上千人的会场，密密麻麻坐满了代表，气氛庄重；年轻人活力四射，激情勃发。我们初中学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世面，在占主导地位的大学生、高中生面前，还是显得幼稚。鼓掌、举手、呼口号，都是跟在大哥哥大姐姐们后面，但总是有了一次难忘的经历。

我的入党

入党可不像入队、入团那样顺当。回忆起来，从写出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到正式被党组织审查，整整12年。其间，我经历了插队知青、上学读书、中学教师，最后调回上海进入大学工作。每到一处，都十分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或思想汇报，但在“文革”大环境影响下，一直背着家庭成分的包袱，难以走进党组织大门。

1968年，全校三届学生被集中派往辽北农村插队落户。刚到农村时，干劲十足，白天下地干农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常常与农村青年摽着膀子干，结果一次次败下阵来，累得半死；到了晚上，开大批判会，大家围坐在土炕上，知青读文章，村民们大都在炕头打盹儿。但是，这样毕竟不是常态，农民要侍候庄稼，家里还有自留地；极左思潮、空头政治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根本没有市场。很快，知青也不再是“宠儿”。我在农村劳动了几年，被选送进入一所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任教；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高考，又考进师范学院读中文专业，毕业后再回中学教书。每次提出的入党要求都一再得到勉励：表现不错，继续努力啊。

80年代初，一个机会使我回到阔别30年的上海，任职上海农学院，安排在行政机关搞管理。工作一段时间，发现身边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又勾起了我的入党渴望，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应该是得益于党中央彻底纠正过去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家庭出身”也不再是审查工作的拦路虎。时隔不久，机关党支部的同志约我个别谈话，询问往日经历，关心工作与生活，畅谈思想进步，鼓励我努力工作早日加入党组织。这种面对面专门对话，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过。

1983年11月12日，终于迎来了难忘的日子。在农学院一间极普通的办公室，机关支部的同志对我的入党申请进行审查，会议质朴而平静；但是，给我带来的思想冲击却是那么震撼与持久，是我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精神体验。从小到大，我一直成长得很顺利，自认为个人一直都很优秀。但是，自己到底有些什么缺点，有什么短板呢？从来没想过。可是今天，大家来帮助你分析和梳理，逼着你想一想。对我震动最大的不足之处有三点：一是要联系群众，不能清高，要学会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二是要与人交流，不能思想封闭，内向是个性，但是要改变，要学会把党的理论方针宣传出去；三是缺少创造性工作的意识，只是做好领导交办的任务还不够，还需发挥潜力，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一直认为性格是不能改变的，生来就这样啊。但是大家严肃而又热情的批评如同重拳一击，使我领悟到，做一名共产党员连生命都可以奉献，性格为什么不能改啊！我的表态发言中说：“同志们的谆谆教诲和尖锐批评，都是党组织对自己的希望，这些话就是父母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共产党员必须‘清除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致某些不适合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我决心接受批评，继续努力。”

这些表态并没有成为空话，后来我便努力去实践这些诺言。入党后，我被安排在一些重要岗位任职，协助领导在学校的改革开放、农业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等方面做出成绩。1999年，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我又服从安排，进入党史校史研究室，参加“上海交大史”等研究编纂工作，也有许多丰硕成果。退休后，仍在党史校史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退休教工文化活动等方面继续发挥余热。

“人生三部曲”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有了新的追求，不再提这个口号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人生三部曲”伴随了一生，总是萦绕在脑海之中，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