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宏（1896～1991），江苏扬州人，杰出的冶金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17年就读北洋大学矿冶系，1924年进美国南芝加哥钢厂工作，1925年秋考入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研究生院，1926年获硕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半工半读，1927年被授予冶金工程师职衔。1928年获哈佛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国家钢管公司劳伦钢铁厂任研究员。1929年回国，先后任兵工署研究委员会助理委员、上海炼钢厂厂长和总工程师、材料试验处技正（总工程师）兼处长。1948年任上海大同大学教授兼机械系主任，1949年兼任交通大学教授。1952年任交通大学机械系主任，创建金属及热处理专业，率先开出了“金属热处理”等专业课程，组建了热处理实验室。1958年交大冶金系成立，任系主任。此后，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67年在上钢一厂建成我国第一座氧气炼钢转炉。1979年2月宝钢顾问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副首席顾问，为宝钢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宁怀故国土不恋他乡金

周志宏的父亲周问梅是北平劝业银行的职员。父母生有2子6女，周志宏是长子，天资聪慧，父亲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悉心培养。  

周志宏早在扬州中学读书时，由于时运不济，一家十多口人生活，靠父亲在银行当小职员的微薄薪水维持，  

生活清苦。懂事的他，默默地分担家庭负担，学习非常刻苦。扬州中学离家甚远，他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每天步行去校，早出晚归。他酷爱物理、化学，总是积攒下零用钱买物理、化学参考书。他各门成绩优异，还爱读课外书，记忆力特强，中学毕业时，他熟读过英文本《鲁滨逊漂流记》、《威克斐尔牧师传》，能背诵其中的一些名句。这为他后来掌握英文打下了基础。  

1917年，他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系，在大学读书期间，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到处都是洋货，现代冶金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合金钢全部要靠进口。袁世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周志宏的爱国热情，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也穿着经常穿的那件竹布长衫，和同学们走上街头，一连几天做宣传，搞募捐。“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想深深地种在了心里，毕业时他写了一篇论文——《调查和改进龙烟铁厂》，龙烟铁厂即后来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但是在那个年代，却从来没有冒过烟。他渴望将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为国家的钢铁工业服务。  

他在北洋大学矿冶系学习成绩优异，受到该系系主任E·施勃理（Sperry）教授的赏识，推荐他出国深造，1923年周志宏从北洋大学毕业时，为他写了一封去美国南芝加哥钢厂（SouthChicago Iron & Steel Works）工读的推荐信，第二年周志宏便横渡重洋到南芝加哥钢厂工作，一面挣得学费，一面积累实际工作经验。1925年秋他用自己挣得的学费进入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发奋读书，只用一年的时间，1926年就获得了冶金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中锰钢研究》（The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Medium Manganese Steel）获优秀，学校在他的学位证书上注有“优秀”二字，这使他在留学生中崭露头角，引起了正在匹兹堡讲学的苏华（A Sauveur）教授的重视，要他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苏华教授是比利时裔的美国“冶金之父”）。他又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苏华教授的指导下，勤奋钻研，成绩优秀。1927年，他在实验研究中，用高超的技术，首次用纯铁（电解铁）从高温用水银冷却使试样表层转变为马氏体，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高速冷却对纯金属马氏体组织的形成》。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详尽的资料进行论证，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推翻了前人的结论，揭示了纯铁的天然扩散相变须以很快的冷速才能实现（1966年Speich等测定冷却须≥105°C/S），对马氏体相变机制做出重要贡献（与苏华教授合写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29年TRANS、AIME上）。哈佛大学教授会第一年即授予他冶金工程师的学位（当时哈佛大学最高学位的一种，现已取消），并申请到了海林介林（Henning Jenning）奖学金。  

他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看到美国先进的钢铁工业，愈益加深了他为祖国钢铁工业服务的愿望。为此，他把自己全部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1925年在芝加哥钢厂工作时，他为了分析炼钢炉里的熔炼情况，爬上百米高的高炉炉顶，实地观察矿石的分布状况。现在登高炉有自动升降梯，那时即使工业发达的美国，也得沿着螺旋形的梯子一步步地向上爬，不论是严寒还是酷暑，也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他天天都这样工作着，即使圣诞节或是中国的春节，他也是与炼钢炉做伴度过的，经常是早晨衣冠楚楚出门，深夜回到宿舍时，满脸的煤灰。房东见了也心痛，说：“你不能这样拼命干，这样干下去，论文没有做成，人却不存在了。”可是他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仍然坚持这样干，以致在使用风镐时累得咯血。  

在哈佛的两年，周志宏也是半工半读，每个假期，其他的同学都出去游玩了，他还在夏令营、图书馆工作。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中国的学生只能做一些粗活，有一天，房东太太看见学校寄给周志宏的成绩单，大声嚷了起来：中国学生的成绩竟然比美国学生的好！因为周志宏成绩出众，所以得到苏华教授的赏识，成为苏华教授两个得意门生之一。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被当时看作是中国留学生的骄傲，使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  

从19世纪初逐步形成的现代冶金学，是研究金属和合金内部组织结构及性能变化规律的学科，而金属热处理（简称热处理）则是利用金属固态相变等规律，使金属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发生所需要的金属组织和性能的一门技术科学。周志宏到美国留学正赶上了这个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物理冶金界纪念索比（Sorby）诞辰百年的纪念会上，阿尔佩特（J.G.P）还曾在他的《马氏体相变的变化规律》报告中高度赞扬周志宏的研究成就。当年周志宏制作的一副金相组织图，至今仍然珍藏于美国密苏里大学冶金系的陈列室里。他制作的枝晶图则被苏联鲍尔豪威季诺夫所著的《金属学》所采用。  

1928年，周志宏被哈佛大学授予科学博士学位，当时他回忆起在美国留学的4年艰苦生活，感慨万千。这4年中，他日夜辛劳于炼钢炉旁和实验室中，没花一点时间去欣赏美国的异域风情，终于以较短的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此时的他，心已经飞向了祖国和亲人。为了筹集回国的路费,周志宏经苏华教授介绍，到美国国家钢管公司劳伦钢铁厂（Lorian Steel Works Of Nation Tube Co.）当研究员。由于当时有种族偏见，厂方仅派一名中学生做他的助手，却给他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消除钢管表面的缺陷。年终时，主官工程师惊喜地收到了周志宏的研究报告，看到这个报告解决了他提出的难题，立即对周志宏刮目相看，给他加了工资，并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表示将从优聘任，甚至允许他到厂外兼职。当得知周志宏决意回国时，厂方仍向移民局交涉，为他办了“回头护照”。周志宏回国后，美国方面还不断来信热情邀请他赴美国工作，然而都被周志宏婉言谢绝了，表现了他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条件虽艰难仍炼优质钢

1929年，周志宏怀着振兴祖国钢铁事业的壮志，回到了中国。1930年被派往兵工署所属的上海炼钢厂任厂长。上海炼钢厂始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早于汉冶萍公司和日本八幡钢厂。全厂职工600人，有2000吨水压机和我国第一座酸性平炉等设备，具有炼钢、锻造、铸造和热处理的能力，还有材料试验机等科研设备。但此时工厂面临倒闭的状况，33岁的周志宏为了挽救上海炼钢厂，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在这里，用自己带回的一架金相显微镜研究金属组织结构和性能变化的规律，从而迅速提高了该厂产品的质量。他是国内使用金相显微镜检验金属和钢铁产品质量的第一人。  

周志宏非常注意解决管理问题和攻克技术难关。到厂后立即到工人中调查研究，发现许多有工作能力、有技术的职工工资不高，没本事、有后台的人却拿高薪。为此，他亲自考核，重新修订并实施了新的工资方案，受到职工们的拥护。他着手的第二件事，是对原有设备和工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以采用国产原料，立足于原料自给。他力排众议，从东北、马鞍山购来大石桥镁砂制成耐火材料，将酸性炼钢改为碱性炼钢，不从国外进口低磷生铁，而改从湖南保庆、湖北六河沟等地买入生铁炼钢，显著降低成本，增强了竞争力，也扶持了民族炼铁业和采矿业的发展。  

周志宏用金相显微镜和材料试验机对产品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和实施科学控制冶炼工艺过程和产品质量，其产品质量得到了国际组织劳埃德船舶协会的信任证书。由于他严格进行冶炼成分的控制和炉后理化检验，产品质量有可靠保证。他试验用国内丰富的锰和钼代替或部分代替贵重的镍铬，冶炼高强度合金钢，使上海炼钢厂的产品能与美国鹰立球、德国洛克林等名牌媲美，开创了上海炼钢厂崭新的炼钢史。  

周志宏在上海炼钢厂工作的5年中，为我国炼钢工业创造了多个“第一”。例如：1930年，为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铁桥铸造了重达500公斤的铸钢桥墩，这是当时我国最早的大型铸锻件，他和茅以升的这一成功合作，美名远扬全世界。为龙潭水泥厂制造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巨型转窑齿轮，其直径有5米多，3吨钢水只能浇半只齿轮，当时国内没有第二家工厂能够制造。制造了中山舰的主轴，还制造了800公斤重的飞机炸弹钢铸件，是我国第一位飞机炸弹壳体制造者。当时在国外，炸弹壳体是压制出来的，由于没有大型设备，周志宏因地制宜首创用铸造方法来制造。那时还不能生产铜镍合金，做枪弹的薄铜板是用表面镀铜与镍的方法来防锈的，镀层组织不致密，经冲压容易破裂，周志宏采用复合层的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些都是他在炼钢工业落后的中国创造的奇迹。  

不久，周志宏被兵工署派往欧洲检验进口钢材和考察钢铁工业，出国两年间，他到过德国、奥地利、捷克和瑞典等国，参观了洛克林、克虏伯、百录、普达等著名钢铁厂。那时，欧洲正处于“二战”前夕，到处笼罩着战争的乌云，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周志宏身在异国心想祖国，随时注视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向。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燃起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烈火。周志宏立刻启程回国，并在淞沪抵抗日军的炮火中，告别在上海的家眷，只身赶赴南京兵工署，受命接收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并筹备复工。由于日军飞机溯江轰炸，日军进逼南京，汉阳铁厂复工未能实现，该厂和大冶炼铁厂、六河沟炼铁厂以及上海炼钢厂相继迁到重庆，联合成立了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兵工署在重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材料研究所——材料试验处，周志宏任技正（总工程师）兼处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历了战乱、贫困、艰辛，百折不回。他的远大目标一个个神奇般地实现，其中有许多成果都是中国的“第一”，这些成就都是在物资困乏、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战时的重庆，缺电，他就自己做坩埚，要用坩埚炼钢。用什么泥巴做坩埚最好呢？他带着人到山沟里找，找来威远泥、南充泥，还有四川其他地方的泥。他每天把十几种泥巴捏来捏去，反复做比较试验，做出了最合适的坩埚。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他经常是整天在山沟里转，很少坐办公室。他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试验上面，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结核，仍然经常带着病，坐滑竿或搭卡车到工厂上班。  

战时急需高级合金钢，他带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同事加紧进行研究，他在推行质量分析检验制度的同时，把兵工急需材料研究的重点放在高级合金钢上。由于电力供应极其紧张，他决定从研制炼钢坩埚入手，从四川南充、威远等地采取耐火黏土样品进行分析研究，终于在重庆瓷器口的一个山沟里，建起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坩埚炼钢车间，熔炼并浇铸出大型合金钢锭。他设计制造了硅铁、钨铁冶炼炉，研制出了纯钨、硅铁、钨铁、高速钢、冲模钢、磁钢、不锈钢等一大批国内空白的品种。1942年，合金钢厂（28厂）便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兵工署任命周志宏为厂长。合金钢厂的产品不仅解决了兵工生产和民用生产之急需，而且把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推上了新阶段。当时在政府战时生产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格雷罕姆（Graham）、哈里（S·Harry）等先后参观了材料试验处和合金钢厂后，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美国南芝加哥钢厂钢铁协会聘请周志宏为荣誉会员。  

1947年底，周志宏由重庆到南京，接受交通部聘请，筹备交通部研究所。1948年，回到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重工业部于1949年12月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钢铁工作会议，周志宏应邀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决定迅速恢复钢铁生产，周志宏欣喜不已。1951年，在全国第二次钢铁会议上，周志宏提出了加强理化检验的建议，并接受重工业部的委托，在上海办了一个钢铁理化检验培训班，为全国输送了一批检验技术干部。从此开始，他不遗余力地为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和材料科学事业做出杰出的贡献。如50年代，他在我国合金钢系统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我国缺乏镍铬资源，当时又很难进口，于是在他领导下，开展了无铬或低铬轴承钢的试验研究，从4个系列16个钢号中筛选出4个钢种，经过寿命试验和疲劳试验，证明可以作为镍铬系滚珠轴承的代用钢种，解决了国家之急需。  

50年代末，他分析了国际炼钢技术的发展趋势后，提出了我国发展氧气炼钢新技术的重要建议。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氧气炼钢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上。他认为冶炼技术直接影响钢铁的纯度和质量，从宏观上分析、比较、研究各种冶炼技术，验证了他以氧代电的设想。他把氧气炼钢看作冶金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1967年亲自参加上钢一厂转炉改为氧气炼钢转炉的设计和实验，在国内首次获得巨大成功。他为推广氧气炼钢而积极建议、撒播种子、亲自参加实验，直接参加转炉车间改建设计等工作，现在氧气炼钢已经在全国应用，是和他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顷其心和智精心育人才

周志宏不仅高度关注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他高瞻远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冶金材料领域的一代宗师。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兵工署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仍然以教育家的眼光，千方百计地培养冶金科学技术人才。他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培养科学技术干部，一方面还兼任重庆大学的教授，通过教学培养人才。为了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他在本单位举行读书报告会，而且亲自讲课和指导。他还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和矿冶工程师学会的活动，并在年会上宣读他的《合金钢》、《坩埚炼钢》等论文，以活跃学术空气。他注意在工作中考核技术人员的业绩，并为优秀工作者请奖，或选送出国培养，或向上级举荐。就这样，一批冶金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在他的带领下茁壮成长起来了。曾经在重庆材料试验处和合金钢厂（28厂）工作，受到过周志宏培养的科技人员中，如肖纪美、徐祖耀、方正知、郑知信、张岭楠、郭树楠、谢家兰等后来都成长为著名学者、专家、院士。徐祖耀院士回忆，在重庆时，他在周志宏先生领导下研究、冶炼高速合金钢，后来，他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又在周老的领导下工作了40多年。他说：“在周老领导下工作，十分幸运，他竭力鼓励和提携别人，从不压制任何人……半个多世纪来，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他们精于业务，热爱祖国，都应归功于周老的言传身教。”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在筹建材料工程与科学系期间，周老到处物色人才，他得知一位冶金专家在北钢，因为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长期不得重用，就请系里想方设法把他调到了系里，果然这位同志在系里发挥了骨干作用。  

周志宏执教近50年，先后担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大同大学等学校的教授，1949～1952年，周志宏应聘于上海大同大学，任机械系主任，并在上海交通大学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主任兼金属热处理教研室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在他领导下，创建了金属热处理专业，率先开设“金属热处理”等课程，建成具有中间生产规模的热处理试验室，积极组织热处理及工艺方面的科学研究，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了国内最好的金属学及热处理专业。  

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年过半百的周志宏教授开始执教于上海交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总像刚刚投入生活的有志青年那样，将全部身心与智慧投入其中，无私地把做人的道理与知识传授给同事、学生。即使是行政工作十分繁忙的时期，他仍然要抽出时间亲自为学生授课，年逾花甲时，还带学生去工厂进行生产实习，年过古稀之后，他还经常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与学生交流最新研究动态与科研进展……周志宏主张教学民主，鼓励学生和年轻教师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鼓励年轻人要博览群书，做研究要有预见、有创新……1987年，年近90的周志宏捐出自己多年来的工资积蓄两万元，设立“周志宏奖学金”，以奖励从事冶金和材料科学研究而勤奋学习的后辈。  

上海交通大学历来机械、电气电信及造船学科“三分天下”，金属热处理只是机械系里的一个门，周志宏一心想要把这个门办成以钢铁冶金为重心的材料科学系，1958年“大跃进”时，毛主席提出要大力发展钢铁工业。他已到花甲之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仍然风尘仆仆地巡视大江南北的钢铁企业，常常是一边赶路，一边啃馒头，又不畏艰辛地爬上三四十尺高的加料卷扬机进行考察。他的衣裤没有几件是完好的，总有几个被钢水、铁水的火星烧坏的小洞。使他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办冶金专业的愿望终于实现。不久，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冶金系，他任系主任。开始，只有“七八条枪（七八位教师）”，但是起点很高，他亲自带研究生从事专题学术研究。过去所使用的金相显微镜是静态的，他很想有一台动态的高温金相显微设备。1957年他赴苏联、捷克参观访问时，曾经用心考察这种设备，可是没有找到。1962年，他带领研究生一起设计、研制成我国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经过不断改进，定名为JD1型高温金相显微镜。金属样品可以在显微镜的镜头下加热、冷却和保温，以观察或拍摄温度变化过程中金属的相变过程和组织结构，为动态研究金属的性状创造了条件。他写的著名论文《亚共析钢中魏氏组织长大速率》和《贝氏体相变的动力学特征》，便是在这台高温金相显微镜下取得的最新科研成果。1979年美国材料科学讲学团来上海交大讲学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这台显微镜下金属相变的动态，给予了高度评价。  

周志宏对专业了如指掌，教师们向他汇报工作，不敢“蒙骗”他，对他颇有一些敬畏。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同事、教师和学生，从来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时还很幽默。50年代，他要从机械系物色一批毕业生到材料科学系当教师，他看中了胡庚祥，而胡已打算到力学系去，经周老一说，产生了犹豫，便又问周老：我是到力学系好呢，还是到材料系好？周志宏不假思索地说：“打个比方吧，达尔文不过是在海边捡到了几颗石子（化石），现在，力学(领域)这样的石子已经不多了，我这里（指材料科学领域）的石子（即空白领域）还很多。”经周老这么一说，胡心中的石头落了地。后来，胡庚祥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成为材料系的著名教授。蔡炳初还是年轻教师时，有一年他爱人生病住在华山医院，一天，周志宏拄着拐棍来到华山医院看望他爱人，蔡夫妇受宠若惊，感激不已。如今蔡炳初已是交大的著名教授，还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心里。凡是和周老同事过的人大多得到过周老的鼓励，许多感人的事，至今还在他们口中传颂。  

周志宏十分重视学科的实验室建设，他使上海交大材料科学系建立在雄厚的、先进的实验条件基础上，并随着学校条件的不断改善而不断提高实验室的水平。他博学多才，平易近人，主张学术民主。20世纪60年代，他坚持每周召开一次座谈会，与研究生进行学术讨论。他鼓励学生要有预见，勇于创新，常对学生们说：“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没有前途的……选择研究方向要有预见性。”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大同大学和在交大早期，学生们喜欢听他用英语讲课。他的讲课很精炼，概念清楚，常常是结合实际例子，把理论讲得深入浅出。  

周志宏十分重视团队精神，材料科学系后来“兵强马壮”，“文革”前夕，发展到109人。他要求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分工合作，各显神通”，当时他有一句名言：“十八般武艺，耍刀的耍刀，使枪的使枪。”意即一个专业或一个实验室，方方面面的工作都需要，只有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特长，才能组成一流的团队，创造一流的成绩。他德高望重，大家尊称他为“老夫子”。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材料系出现了“上下一条心，团结协作”的局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材料科学系发展成为国内著名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周志宏形成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和风格。他的学生、助手，曾经担任交大副校长的林栋梁教授在纪念他九十寿辰的文章中，精辟地概括：从学术思想看，周志宏教授是一位理论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可敬的老科学家；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看，周志宏教授坚持科学、严谨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他在对待每一个课题时，总是设想了种种办法并逐一加以筛选，办法一经决定，就锲而不舍去做；从教育学生来看，周志宏教授是一位教学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不仅言教，而且身教，他爱护学生，堪称“伯乐”。  

一生爱读书生活简而俭

周志宏自幼就经受了生活的磨炼，他和7个弟妹全靠父亲一人微薄的工资生活，一天三餐有时要搭上一顿薄粥。作为长子，他在扬州中学发奋读书，立志要为改变家庭贫穷和国家落后而奋斗。考大学，他选择北洋大学矿冶系，因为中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他希望祖国发展科学，兴办工业，富强起来。他的一生，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都献给了祖国的钢铁冶金和教育事业，其业绩彪炳史册。   

他读书做学问严谨、严密、严格。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注意训练基本功。做事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拍摄金相图片，看来是一件普通而简单的工作，他却做得很细致，连定影、显影这些看来技术性极低，某些专家不屑一顾的活儿，他每一个环节都不马虎。甚至整个晚上都“泡”在上面，用清水反复冲洗，直至底片上没有一点化学溶液为止。正因为如此，他拍摄的金相图片，经受了岁月的考验，50年前的图片，至今还清晰可见。磨铁片也是他的过硬本领，磨成1～2毫米厚样片，像一面镜子一样。手磨出了血泡，也要坚持磨到这个水准。他经常教导学生，做实验、写论文、采集数据，容不得丝毫虚假，他结合专业上的要求，打比方说：“数据就是钢条，图纸就是高炉。”强调“搞科学研究，就得有科学态度”。  

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事情，都事必躬亲。1978年，有关部门同意交大在校外找一块地方进行新炼钢法的试验，已经82岁的周志宏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要亲自去勘察现场。有些同志考虑他年事已高，劝他不要去，不料他“捷足先登”，早已顶着寒风站在现场。原来，他叫了一辆小轿车赶了过来。  

周志宏的生活十分简朴。他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唯有书最多。家里的家具还是从战时重庆带过来的，陈设很简单。除了读书和报纸杂志，他没有别的嗜好，“文革”期间，他每天都要去上海图书馆看书，徐匡迪曾说，他就是在上海图书馆认识周老的。周老过九十大寿时，徐匡迪以上海市市长和学生的身份，向周老祝寿。材料系的老师平时到他家里看望他，一进门，总是看见他在看书、写作。后来他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还是看书做笔记，系领导去看他，他总是要听系里的情况介绍。他的工资有400多元，这在50年代已经是高工资了，但下班回家乘有轨电车，他总是乘最便宜的三等车（3分钱一张票）。若碰到熟人同路，他却抢先要为同伴买车票。有一次过年，他请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到校门口的番禺路上买了3斤花生米，用纸包成3包，带回家作为给孙女、外甥的新年礼物。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放在冶金事业上了，到了耄耋之年，他还说：“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作为宝山钢铁厂的首席顾问，我要亲手为我国最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宝钢的开炉点上第一把火，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是为培养祖国所需的人才继续出力。”  

周志宏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简朴的一生。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