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海，1944年生，福建莆田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7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系。毕业后分配至江南造船厂，从普通装配工人、技术员做起，先后担任生产组副组长、表面处理车间副主任、主任，造安车间副主任、主任。1987年至1993年任上海求新造船厂副厂长、第一副厂长、厂长等。1993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江南造船厂厂长。1996年至2005年任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期间曾兼任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2005年至2007年任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及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公司等监事会主席。曾任国家某重大工程副总设计师，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防科技奖特等奖、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最高荣誉”奖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采访中，陈金海回顾了报考交大、求学交大的难忘过程,在江南造船厂从普通工人逐渐走上领导岗位的人生感悟，重点讲述了担任江南造船厂13年领导期间成功进行两次企业改制、筹建外高桥造船厂、开拓江南长兴造船基地、承担和完成国家某重点工程任务等经历，表达了他无怨无悔的“江南”情怀。  

口述：陈金海

采访：欧七斤、孙琦、贾非

时间：2012年9月27日

地点：上海江南造船大厦

记录：贾非

编者：欧七斤、孙琦

工程师的梦想

我是1944年2月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金缺水，就给我取了“金海”这个名字。不过，我一生从事的造船行业恰巧与金属、海洋密不可分，也算是取对名字了。我祖父早年飘泊南洋谋生，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祖母28岁守寡，含辛茹苦支撑一个家庭。在我不满2岁的时候，父亲被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全家陷入困境，我的一个舅公提议将我卖到泉州，来维持家庭生计。我祖母死活不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从小就非常懂事。小学上完三年级后，我就辍学在家，干农活、养鸭子。停学三年后，国家实行普及小学教育的政策，黄石镇遮浪小学的校长陈桂林三番五次上我家，动员我继续去上学。我至今对恩师陈桂林先生念念不忘。我也没有辜负陈校长的期望，复学后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异，最后小学毕业后被保送到莆田八中。初中毕业时，我报名参军，因为脚后跟的“鸡眼”没愈合被退回了。参军不成，我就参加中考，考进了莆田第一中学。  

当时福建省教育抓得很紧，省教育厅厅长王于畊，是原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的夫人，也是位老新四军，知名教育家。我们莆田一中的校长是原来二十八军（福建前线的一个驻军）军长的夫人，后来变成军区司令夫人。这两个人对教育非常重视，而且都很强势，希望把教育搞上去。王于畊和时任交大党委副书记邓旭初都是新四军，关系很好。因此，邓旭初来到福建的时候，王于畊还陪邓旭初特意到我们莆田一中做了场报告。他跟我们学校的师生讲，欢迎我们莆田一中的好学生要多报考上海交大。  

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大学是很有名的，俗称“五虎大学”，北京是清华、北大，上海是交大、复旦，还有一个上海第一医学院，这几个学校录取分数很高。  

我们当时都知道老交大跟麻省理工学院一样有名气，被认为是“东方麻省理工”，北清华和南交大是全国最好的工科大学，号称是工程师的摇篮。我那个时候做梦都想当工程师，这怎么能错过。我是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又是学校三好学生，而且家庭出身贫农，所谓政治条件好。那时上海交大是国防科工委下属的七个学校之一，不仅录取分数高，对出身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出身好、成绩不错的学生都被老师鼓励考上海交大。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965年报考上海交大的。能考到交大，我觉得很自豪，总感到在校有很多书要读，未来可以做很多事情，要献身于国防建设。  

文革期间的学习

我刚进交大的时候，学校完全是按照老的教育路线培养我们，还很正规。不过一年多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停课搞运动，这样浪费了我们大量时间，而且老的十七年（1949-1966年）教育路线遭到批判，所以我们的学习是不完整的。不过，以后在校有“复课闹革命”，出校门后有“回炉”再学习，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学习进修。  

那个年代强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就是双肩挑，政治上要红，业务上要专，但是“专”强调的多一点。我是进交大第一年年底的时候入党的，那时入党不是一般的难，能够被组织批准入党，是激动得不得了。因为我是贫下中农出身，学习还不错，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又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正好符合双肩挑的标准。  

不过，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我既是党员，又是支部书记，总归比较听党委的话。造反派天天写大字报。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大多不肯去做这个事情。那时有的同学根本不读书了，还愿意读书的同学也受到很大冲击。不过老师还是很好，继续给我们讲必要的基础知识。老师受冲击的很多，这很可惜。搞了一年以后，大家冷静了，就提出“复课闹革命”。我们班的指导员林福惠老师，对“复课闹革命”很关心，所以我们复课搞得比较好，而且我们班真正的“造反派”也没有。  

尽管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学习不够完整，但是反过来说也有好处，就是学习要靠自己，逼着我们要自学。而且许多单位对我们交大学生也是认可的，因为我们多数基础课都学了。当时交大对于基础课程管理很严，教得比较好。我们第一年不分专业，都在基础部上课，学得很认真，很扎实。出校后我们都认为基础课很重要，基础打牢后，到工作岗位后就有很好的根基，能够适应各种工作环境，这应该是每一个工科学生毕业以后的共识。  

我们那时本科毕业就工作了，现在来厂的有硕士、博士。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我什么“士”都不是，顶多算是一个“干事”。不论博士、硕士，关键是基础要打好，工作单位给你安排的岗位，跟你所学到的东西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我们江南厂七十年代刚刚搞计算机的时候，有人以前并不是这个专业的，也是在实践中继续学习摸索后掌握的，后来都成为IT专家。专业的东西很窄，基础的东西很宽，所以按照我的观念，基础一定要打好。专业的形成要在工作中不断实践，继续学习。每个人的学习成长经历都不一样，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经历是既简单又复杂的。我原来读的是金属材料，不过后来我进了江南造船厂，通过自学和进修又学了造船工艺和管理，其中还到华东船舶学院（现江苏科技大学）进修，到日本三菱重工长崎造船所对口交流学习，又赴美国圣约翰大学参加了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所有的工作和学习都跟造船有关。  

学校除了基础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它与众不同的文化氛围也影响很大。举个例子，那时交大规定不准谈恋爱，而上海其他有些高校是可以谈的。现在看来这个规定是不健全的，但这也算一个文化氛围。在交大就是要埋头读好书，学好本领。而且，交大很注意体育活动，所以我们大部分学生体育都很好，有的学校就不行，没有这个氛围。  

1970年毕业分配的时候，正好遇上国家要大力发展造船工业和海军装备，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被分配到六机部所属的工厂，六机部是主管造船工业的国家部委，也是我们上海交大的主管单位。那时知识分子被戏称为“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就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本事还是有的，用起来还是好的。再不抓紧，后面就没有大学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造船厂一下招进115个交大学生，包括1969、1970两届,应该是我们学校进江南厂人数最多的一次。  

 

情系“江南”四十载

毕业之后到江南造船厂，分到厂里当普通工人，做了一名装配工，那时叫做“接受再教育”。装配工是船厂里面一个最主要的工种，看图纸、风割、电焊等基本功都要学会，都要熟练。我在下面干了4年，前面3年当工人，后面1年是当车间生产组副组长。那时候能当一名工人，我们都感到很自豪，因为当时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将来能走上江南厂的领导岗位，一心一意拜工人师傅为师，认认真真学好造船本领。  

这段经历对我以后走到领导岗位很有帮助，因为我真的学了一些基本功。工人3年可以满师，我做了4年绝对满师。我们造一条船，需要很多工种，例如电焊工、分割工、机电工、装配工，这些我自己亲手干过。下面的人跟我说什么，我都对得上号，因为我有实践经验。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当厂长，但你在造船厂，就要对造船的工艺技术、生产流程、组织架构都要熟悉。真正沉下去劳动实践，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不是说只下厂去看看，过几个月又到办公室、设计室，那样就学不到东西，要真心去学，深入进去，拜工人为师，学到手艺。我跟每届新进厂的员工做报告，都以我自己做例子。我说你们要沉心下去学，真正跟工人打成一片，将来在厂里不管搞管理工作，还是技术工作，都大有好处。  

我还和每届新进人员讲，不要一开始以为江南厂是朵花，没过几天就嫌它是豆腐渣。进厂时间长了以后，肯定会看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负面东西，看到以后要积极地去改变它，那就有本事了，一味地怨天尤人、牢骚满腹，都是无能的表现。任何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实践很重要，要立足现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总能做出成绩。  

我在江南厂很多岗位都做过，就说管理岗位吧，基本上我都干过。从最基层的工人干起，在电装车间拉过电缆，在车间当生产副组长，到小车间，相当于一个工段担任副主任、主任，管着一百多号人。然后到大车间，我们叫造船装配车间，里面好多个工段，管着一千七百多号人，从副主任、代主任到主任，然后到1987年调我到上海求新厂当副厂长，管经营采购，之后又是第一副厂长，全面抓生产，再之后又是厂长，最后到江南厂做副厂长，全面主持工作。1993年3月我被国务院任命为厂长，企业改制后担任江南造船集团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到后来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到退休年龄后，我超期服役到65岁，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这么多岗位走过来，我认为一个人走进社会，首先要端正态度，走到哪个单位，担任任何岗位，都要沉下心去，先要了解、学习，再要融入进去，最后才能驾驭工作。  

我们这一届的交大毕业生在领导岗位上的很多。我们受过正规教育，基础比较好，在工厂里面工作适应性比较强，都比较好学上进，慢慢就走到领导岗位了。其实不管是做什么工作，一定要有事业心、责任心，要有吃苦精神。我们原来在学校里搞的下乡劳动、军训等，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培养你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话，进入到社会里适应性也很强。  

我对交大校友是有感情的，交大毕业生也确实有很高的素质。我们那时候毕业时是按计划分配到船厂，必须要服从分配。现在是自主选择，好多交大毕业的学生不愿意来，因为造船很辛苦，待遇也不高。前些年我曾到交大去给应届毕业生做报告，动员大家到我们江南厂来，但报名的人很少。为了吸引他们来，我们当时规定，交大硕士毕业生进来，给30万，博士研究生40万。那还是在2000年前后，30万可以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40万可以买三室一厅的，一下子交大来了七八个。现在这些人才都成了企业的顶梁柱，其中有的已当上了企业的总经理。我很希望交大学子能多些到造船企业中来，因为造船企业毕竟是先进的制造业，也是国防建设的骨干企业，从前在造船企业挑大梁的很多都是交大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交大在造船领域里已经有点失去优势了，但我认为交大的造船学科还是很强的，全国第一块牌子，交大的学生也是比较优秀的，应该进这些大企业挑挑重担，毕竟素质文化基础不一样。我们不唯分数论，但是你能把分数考的那么高，说明基础还是很不错的，是啃出来的，不是什么开后门出来的。最近两年，来我们江南厂的交大学生渐渐又多起来了，因为就业越来越困难了，制造行业又吃香起来了。  

我们做人做事不能太高调，也不能太低调，但最重要的要有自信心。我在厂里当了13年行政一把手，每年大学生进来，我都要做一个报告。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口号就是“昨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要以你为荣”，意思就是你要为母校争光，做出一些成绩来。  

 

一个造船人的梦：“江南长兴”

从1970年分到江南厂到如今的四十多年里面，除了有一段时间调任求新造船厂任职外，我的整个人生与热情都交给了江南造船厂。特别是1993年担任领导岗位后，我经历了江南厂深入改革，走向市场、走向国际的重要历程，带领企业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圆满完成多项国家和国防重大建设工程，基本顺利转型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现代造船企业。  

众所周知，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创建于1865年的江南制造局，已快有150年的历史了，这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摇篮，是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厂”。新中国成立以来，江南厂还是中国重要的国有军工企业，肩负着民族工业发展领头企业的重任，也承载着好几代江南人的梦想，也包括我在内。1993年初，我担任江南造船厂厂长时，我国改革开放加大了步伐，国有企业面临着残酷的市场竞争，百年江南厂也不例外。我当时就意识到，江南厂一直号称万人大厂、百年老厂，当面对市场经济，如不更新观念，“大”和“老”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为了占领船舶市场的制高点，我们制定了“建造一批、开发一批、构思一批”的技术方针，提出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新，人新我变”的发展战略，果断决策，进行建厂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品调整，进行三个“转移”，就是从军用产品向民用产品转移，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移。1996年到2000年“九五”期间，我们预研开发了八大类29型新船，成功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22000立方米液化气船，还有7万吨新型自卸船，高速无窗口盖集装箱船，等等，这样就有了一批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船舶，在国际国内船舶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当然，这些成绩的取得也遭遇到艰难险阻。199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受此冲击，国际造船行业陷入困顿，普通船型价格大跌。为了企业的生存，江南厂冒着风险转向高新技术船市，承接了一批高新技术船舶订单。但技术储备不足，人才、管理不到位，船东又百般刁难，纷纷想毁约弃船。这是江南厂历史上少有的难熬时期，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江南厂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大搏斗，我作为企业的带头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把液化气船、新型自卸船等四型产品，比喻成景阳冈上的大老虎，我们要么把老虎打死，要么被老虎吃掉。我坚信，江南厂的唯一选择是把老虎打死，在夹缝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  

在最难的时期，一天晚上8点多了，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到船上检查工作时，不小心在码头上摔了一跤，手腕骨小骨头三节骨折，到了医院做包扎。当时有人就发出议论，江南厂这下子要树倒猢狲散了。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第二天就来到了现场第一线，一只手打着石膏，继续指挥生产。我深知行动是无声的动员。这样，职工们被感动了。最终，我们渡过了难关，建成了“四型”18艘船。除了出口船，我们还建造了一批国内需求的船舶，2004年连接广东与南海铁路的“粤海号”就是江南厂承建的，这也是国内首创。尤其是1998年5月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国轰炸后，国家高层启动了国防工业建设的某某某工程。江南厂承担了国防和航天工业的一些重要任务，我兼任国防科委任命的某重大工程副总设计师，顺利完成了多项重大工程任务，获得多项奖励，并获得“中国优秀军工企业家”、中船集团公司“最高荣誉”奖等。  

1996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江南厂成为国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百家试点企业之一。这年6月3日，江南厂改制为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成为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第二年，我们抓住机遇，以公司原钢机部为主体，拿出部分优质资产，设立了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并成功上市。经过3年左右的发展，净资产几乎接近以往苦心经营一百多年的江南厂，实现了“源于造船，高于造船”的发展目标。江南厂走上了一条市场经济的高速公路。2001年，我们通过债转股，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江南厂改制为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能够实现两次成功改制，我认为这是我担任江南厂领导岗位13年当中比较满意的三件大事之一。

第二件满意的事情是筹建、经管了上海外高桥造船厂。江南厂位于黄浦江边上，当年选址设厂应该说非常有眼光，一百多年都够用。但是物换星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建设、造船工业的迅猛发展，继续局促于此就成为制约江南厂发展的弱点了。船坞的吃水量只能满足建造7万吨以下的船舶，7万吨以上的就不行了；就是设法造出来，因船体过大，江面上横跨着南浦、杨浦两座大桥，造好的船也开不出黄浦江啊！这样的状况与同类厂家横向比较明显落后。落后就要遭到淘汰，我从担任厂长开始，就思考和寻找江南厂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新空间、新增长点，要想做强做大江南厂，必须冲出黄浦江，走向长江口。1993年我被任命为江南厂厂长时，还兼任了上海外高桥造船厂筹建组组长、现场总指挥，总体负责筹建事宜。同年11月，在国家计委同意和上海市的支持下，由我们江南厂组织施工，在外高桥高东乡沿江地段建造大堤，填海造地，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造船基地的“吹填”工作。1997年7月，在大量调查分析、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外高桥造船公司完成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通过评审。由中船工业、上海宝钢、上海电气三家特大集团联手出资开工兴建，我担任首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到2001年11月，已累计完成投资25亿多元，基地标志性工程——两座30多万吨级的船坞主体结构基本竣工，并举行了首制船的开工仪式，这样一座设施一流、技术先进的大型现代船舶总装厂正式投产了。  

外高桥造船基地建成后，我带领江南厂的领导班子，积极谋划两家船厂的共同发展，江南厂在西边，外高桥船厂在东边，我们希望来个“东西联动”，使得双方获得双赢。不过，由于种种因素，计划没能获得成功，外高桥船厂不久就独立出去了。不过，由我组织筹建、初期经营管理的外高桥船厂，经过多年的奋力拼搏，现在已经成为年造船能力达800万载重吨以上，造船总量和经济效益连续八年稳居国内首位的大型现代造船企业了。  

外高桥船厂完全独立之后，我对江南厂的未来深表担忧，但并没有气馁，继续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苍天不负有心人。2001年1月1日，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我率领江南厂的主要领导和一些中层干部，第一次踏上长兴岛，到岛上的“粤海长兴”修船公司慰问节日加班的职工。我们厂里面有一艘船借了“粤海长兴”公司的一个浮船坞做油漆涂装。在我参观了修船公司，察看了下游岸线后，欣喜地发现长兴岛是一个天然的造船基地，是块不淤、不积、不冻的风水宝地。我当时就想，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我们江南厂的一块福地，江南厂若能以老江南为依托，在长兴岛设一个新基地，未来发展将大有希望。我当即与“粤海长兴”公司领导探寻收购事宜，尤其是如何进一步开发下游4.5公里的岸线。当时，“粤海长兴”正面临破产，资产都被银行“保权”了。他们当然对这样的计划很感兴趣。回厂后，我马不停蹄地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使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北京的中船集团公司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同时也获得当时上海市领导黄菊同志和徐匡迪同志的支持，他们两人先后现场视察长兴岛，听取搬迁发展规划，明确表示这里适合造船，上海市将大力支持江南厂的整体搬迁。  

在长兴岛兴建造船基地的方案基本确定以后，正逢上海市申办2010年世博会，规划方案涉及到江南造船集团搬迁问题。2002年12月申博获得成功，这成为我们江南厂整体搬迁的“助产婆”、助推器，加快了向长兴岛的转移步伐，把本已经计划走向长江口的江南整体推向了长兴。我们就把原来设立造船基地的设想，扩大变成整体搬迁长兴岛的方案，把原来仅收购粤海长兴公司扩展到旁边的约4.5公里深水岸线。经过数年的艰辛筹备，精心规划，2005年6月3日，在江南厂诞生140周年之际，中船长兴造船基地一期工程举行了正式开工典礼。这一天，许许多多的当地老百姓纷纷自发地前来参加，他们热情拥护江南来到长兴，相信将会为长兴岛迎来发展机遇，给他们自己带来实惠。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总公司陈小津总经理（交大校友）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紧张施工和搬迁，2008年6月3日，在江南造船建厂143周年之际，正式宣布江南造船胜利完成搬迁任务，正式入驻中船江南长兴造船基地，江南厂顺利完成了搬迁，既支持了上海世博会的胜利举办，又使百年江南厂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新基地地处长江口长兴岛，占地面积约580万平方米，岸线长度约为3800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4座大坞、17座舾装码头，规划纲领为民用船舶年造船能力450万吨，如今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生产品种最为广泛的现代化造船基地，一个新江南已经扬帆起航。  

“江南长兴”的发展和未来，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等同志先后前来视察。我参加了接待工作，也请前来视察的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题词，题的是“江南长兴”，时间是2004年7月24日。我在汇报里面有一段大意说，江南厂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要长期兴旺发达，现在江南厂刚好要搬到长兴岛，就是一直“长兴”下去，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但是也有必然的联系。当时中央军委委员徐才厚当场说这个题词很好，寓意很深。江泽民同志历来对我们江南造船厂是很器重的，前面还有两次给我们题词。记得一次是1994年4月29日，临近劳动节，他回上海看望工人，然后参观我们即将交出的军舰，我负责陪同汇报，并希望他给我们江南留下墨宝，作为座右铭来学习。他很慎重，说要回去想想题什么。第二天我去拿，给我们题的是“弘扬江南精神，建造一流舰船”。  

“江南精神”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江南人凝聚形成的实现蓝色海洋梦想的精神，又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创新意识，还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我把这些精神的本质总结一句话“自强不息，打造一流”。精神文化的塑造和传扬，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了解历史是没有未来的。我在领导岗位上的时候，将原设在江南大厦地下室、以阶级斗争为基调的厂史陈列馆重新整理，设立了现在的江南造船厂历史博物馆，位于整个江南大厦的2、3层。展馆图文和实物丰富，生动记载了1865年江南厂创办发展至今的140多年的曲折历史，从中可以领略江南这座百年老厂的沧桑巨变，这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能为培养和教育江南厂青年人乃至中国青年一代提供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教育基地。这个展馆已经被中宣部确立为国家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可以说，江南造船厂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奉献了一生青春年华，挥洒了辛勤汗水的地方，我深爱着这片热土。“我是江南造船厂的”，这是我多年来最自豪的一句话。我几十年来能为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付出自己的艰辛，对此，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尤其能当一名“江南人”，可以说无怨无悔。  

对母校的期望

我认为，交大以前的基础还是很不错的，在打牢基础知识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很扎实，能够让人毕业后适合各种专业变化。中国要成为第一造船大国、强国，人才需求还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一批水平高、基础厚实的毕业生。原来交大人在造船厂里的人才优势是很强的，船舶、机电、材料专业的毕业生都是厂里面的台柱。现在比起来是失去了一点，但还是有优势。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有三万二千公里，面积达五百平米以上的岛屿六千五百多个，海洋面积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每年我们石油的进口要两亿三千万吨到两亿四千万吨，铁矿石进口有十亿吨，这些没有造船工业的支撑都不行的，所以造船的前景很广阔。另外，南海也要开发，它的石油储藏量有两百四十亿吨左右，天然气储藏量是十七万亿立方米。我们的渔船一百三十多万条，但真正过洋渔船几千条都没有，我们的捕捞量占全世界捕捞量的百分之一不到。如果餐桌上吃的蛋白质一半是鱼虾的话，那么我们养殖的牛羊猪根本不用担心不够。海里的资源这么多，我们是大有可为的。现在经济有些困难，就认为造船能力过剩，那是结构性的问题，低端、中端过剩，高端还很缺乏。  

作为著名的高等学府，交大要培养优秀人才进入材料、机电、造船、IT等各个领域。而且各个部门、各大企业的领军人物，交大应该有人在里面。不要目光短浅，往往别人认为低迷的时候正是发展的开始，这要有很深的造诣才能洞察。有的时候，判断力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很多事情关键就在最后。船舶与海洋工程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交大如果不进军，我认为是太遗憾了。有些人说市场不好，市场是暂时的，世界上90%的运输要靠船，很多专家早就预言：“未来的经济是海洋经济”。  

我们江南厂跟交大、708所在2000年前后搞过产学研结合，当时我和交大谢绳武校长、708所梁启康所长还签了合同，这是上海第一家。但到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没有形成一个长效机制。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因为工厂里有什么需求，要什么专业，可以跟交大交流；交大有什么好的科研成果，可以到工厂里面去变成产业，这就是科技转化成生产力。对学生来讲，经常聘请一些工厂里面的高级工程师去给他们讲一课，虽然可能是一己之见，但是对学生的启发有可能很大。因为这跟教授不一样，教授是专门讲理论的，是系统性的，工厂则不是系统的，可能支离破碎，却是工作多年的实际经验的积累，这些是你买不到的，书上也找不到，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著书立说。  

解放前，交大很多老师就是江南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有的还是厂长，比如杨俊生、辛一心等，现在就是功利主义比较严重。要扭转这个局面不容易，最好能够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有一个常态管理，加强交流。任何一个单位，你要让科技效益最大化，让人才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就要学会人才资源科技化，不一定要为我所有，但是要为我所用。  

（摘自《思源·起航》，马德秀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