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燮（1903～1978），字理卿，浙江海盐武原镇人。著名热力工程学家和机械工程专家。先后就读于唐山、上海两所交通大学。1927年，在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机械工程，获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一直从事热力工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分校。1949年以后，任交大教务长。1957年以后，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59年至1966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为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位教授，一个数十人的大班在他第一次上课点名后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有一位教务长，在彭康校长领导下，紧抓教改，全面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有一位副校长，在繁杂的行政工作期间仍然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工作；有一位学者，是中国热力工程学界的先驱。他，就是陈大燮。   

热力工程学界先驱

陈大燮是我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对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蒸汽及内燃周程，蒸汽机原理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做出卓越贡献。抗战时期，他在重庆设计了一种“立式管锅炉”，获得专利权。1947年还曾发表研究提高动力厂中蒸汽循环利用功率的论文。他毕生从事热力工程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我国热力工程学的创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交通大学在重庆建校，陈大燮在交大主讲以工程热力学为主要内容的“热工学”课程，这是交通大学机械系的主要技术基础课程。此时，他在热力工程学领域已有很深的造诣。20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建立动力机械系后，“热工学”课程中“工程热力学”部分得到进一步增强，陈大燮仍担任主讲。50年代中后期，随着学习苏联教育，一批著名的苏联工程热力学教材传入，工程热力学的教学内容进一步丰富，交大在陈大燮的主持下，开展了工程热力学的科学研究。他指出的工程热力学两大研究方向：工质热物性以及动力机械循环效率的提高，至今仍然是我国工程热力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1956年交通大学西迁，热工教研室大部分教师迁往西安，陈大燮、杨世铭等教授均举家西迁，成为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的中坚力量。1958年由陈大燮教授编著的本科生教材《工程热力学》在西安校内出版，1960修订重印。1958年，由杨世铭、陈大燮教授编著的《传热学》由电力出版社出版。20世纪60年代，高教部组建了热工教材编审委员会，陈大燮出任主任，该委员会分别制定了我国“工程热力学”、“传热学”及“热工学”的第一部教学大纲，组织出版了一批我国学者自行编写的教材，奠定了我国热工类课程的教学基础。1962年由陈大燮编著的《溶液热力学》在校内出版，1965年陈大燮又为研究生编著了《高等工程热力学》教材。他留下了数以百万字计的科学专著、教科书、科研报告和教学资料，在高等工程教育界和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安交通大学的热工教学在国内热工教学界名声日隆。   

陈大燮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平时，他不修边幅，头发经常不理，走路拿根铁拐杖。他讲课十分精彩，很多学生旁听他的课，以至座位没有了，门口和走道上站的都是学生。热工学里有个叫“熵”的概念，非常抽象，很难讲好。陈大燮竟然从10个方面来讲这个“熵”，讲得非常透彻。他喜欢教学生一些小窍门，比如说，热力学的单位，学生最容易搞错，他告诉学生怎么搞清楚单位之间的关系，怎么快速地变换，这样记忆的速度快了，还不容易错。他的“热工程”课程，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一直到四年级的上学期，都由他一人担当。他常空手到教室，在教室里前前后后，踱来踱去，边走边讲，很少在黑板上写字，就如公式推导和图形表示，也都在他口中讲述，所讲内容不完全是书中所有，如果不是细心地听，快速地记，就跟不上他讲的速度。由于笔记常有遗漏之处，陈先生的课后，同学不免要互相核对和补充笔记，以求完整。他的课以英语讲授，学生在学到专业知识的同时又能学好英语，受益匪浅。陈大燮对考试要求很高，有学生回忆，一次期终考试，陈老师只出了一个试题，允许大家翻阅书本，也可以相互讨论，出完题后便离开了教室。结果大家花了4个小时，也没有人把试题做出来。   

陈大燮是学生们热爱的老师，他有着天才的记忆力，每当第一堂课点名后，即便数十人的大班，再次上课时，均能直呼其名发问。他的学生韩荣鑫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天上“热工学”课，陈先生就按名册将几十名同学逐一点名，按序起立应到、坐下。殊不料以后上课时陈先生都径直呼同学之名发问，无一差错，令人钦佩之至。20余年后的1964年底，在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甘肃省代表都住在民族饭店，这天下午听罢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饭店用餐，刚坐下，抬头见到陈先生正在桌对面落座，我惊喜地叫了一声“陈老师”，他抬头望着我，竟毫不犹疑地说：“韩荣鑫你也来了？”这时他已是西安交大的副校长了!我毕业20多年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过，还能一下叫出多年前学生的名字，堪称记忆超人!   

深受师生称赞的教务长

陈大燮于1949年7月至1959年3月担任交通大学教务长，期间，完成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接着是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使原来交大的通才教育转向专才教育，同时引进苏联专家和教材，重新设置专业，组织编写大量的专业教材，安排和组织教学工作。陈大燮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是一位深受师生称赞的教务长。他热爱教学工作，即使在任教务长和副校长后，在繁杂的行政工作中，仍然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工作。   

陈大燮主张：“我们必须吸取苏联的先进经验，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建立与加强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加强了教师的业务进修，使之对苏联教材的内容有一个彻底了解，为开设新课做好准备，并研究教学法，以期搞好教学，交大学习苏联教育卓有成效，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53年，由于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没有经验，全国高校中出现了贪大求多、消化不良，学生普遍感到“忙迫紧张”、睡眠不足、体质下降。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校采取措施克服这种现象，交大也不例外。当年12月，彭康校长召开学校常务委员会决议改进措施，陈大燮紧接着就召开系主任联席会议贯彻。他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师生合作为克服学习上的忙迫紧张而努力》，文中公布了教务处的调查结果——交大学生中的忙迫紧张现象相当严重。其结果是导致学生学习不巩固，文娱体育出勤率极差，星期日照样赶功课，不能得到适当休息，健康水平下降等诸多问题。许多中等水平的学生，只能应付做习题，无充分时间复习理论及概念，对有些课程根本无法复习，等于放弃。这样，学习中根本谈不上独立思考。如何解决学生的忙迫紧张现象呢？陈大燮从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两个方面各个环节作了详细的分析，如分量太重、课程门数太多等。学生的学习方法也有问题，如学生听课精力不能集中，听课后不是首先消化教师所讲的内容，而是急于赶做习题，效率不高等。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陈大燮的具体指导意见和教务处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很快缓解了教学中的矛盾。1954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交大在一、二年级各门课程中，采用新的考试（即口试）制度，既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又保证了教学质量，受到师生的广泛欢迎。   

1954年他写文章《把知识技能献给人民》，提出：当我们有了知识后，不能把知识当“包袱”，假如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知识完全是个人所有，不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讨价还价，就会变成一种包袱。他在文章中联系自己说：“我个人的工作，一方面要协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改革工作；另一方面要在自己担任的讲课范围之内，在系主任和教研室的领导之下，进行充实教材、改进教学法、业务进修等具体的教学工作。”“任务是双重的、繁重的，同样，要求圆满地完成。”他还检讨了自己许多不足，胸襟之开阔，令人敬佩。   

1955年，他和新生谈话时，满怀信心地提出：“今后5年内将在本校培养（你们）成为具有高度政治水平、最现代化的技术水平和健全的体格，全面发展的高级工业建设干部。”关于“全面发展”，他说：“绝不仅仅是知识的接受。”他殷切地希望学生主动去实现“全面发展”，包括政治修养的培养，业务知识的培养和体格健全的培养，当然还应有时事政策的培养，科学研究的培养，组织能力的培养，集体生活的培养，热爱劳动的培养，乃至文艺修养和文娱活动等等。   

在《1957年——不平凡的一年》一文中，陈大燮对这一年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首先，他强调在迁校的大背景下做好教务工作，必须保证教师力量的完整；保证学生质量，即招生质量和迁校后的学习质量；保证做好教学设备的搬迁工作；保证基本建设的完成。关于教学工作，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问题，“必须教师讲透，学生学透”，“除了教师的业务和经验、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基础以外，还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给教师来讲授，切忌赶进度。”关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与此有关的主要是教学实习、课题设计、毕业设计、各级生产实习”，“要让同学自己动手动脑”。关于科研计划，陈大燮认为：配合国家12年规划的长期性问题，包括编写教材在内的教学法上的科研问题，为企业部门解决实际生产问题，“这三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尤其是第二个方面，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关于培养目标和修订教学计划问题，以上学期发电、机制、内燃机3个专业订出的教学计划（草案）为例，其具体内容是：“基础课的比重增加一些；专业课钟点削减一些，但理论程度上还是要求有所提高；上课总时数大大削减，使学生有充分的自修时间。”他还对青年教师的进修培养问题、学生学习方法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像这样，陈大燮几乎在每一年教学的关键时期，都会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教务处的工作根据他的指导意见随之作出具体调整，使全校的教学工作平稳有序地运转。这在当时教学工作不断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情况下，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1958年3月，他被任命为交通大学副校长，负责领导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的教学工作。1959年7月，教育部正式发文，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分别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陈大燮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挺身赴西安办学

1955年中央作出决定，将交通大学从上海迁往西安。当时，交通大学在近代中国最发达的繁华大都市上海创办、发展已有60个春秋，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府。举校西迁，史无前例，两地经济发展悬殊，文化环境不同，工作和生活条件差距很大，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难以想象的。对此，以陈大燮、钟兆琳、张鸿等20多位知名教授为代表的交大师生，无怨无悔，响应党的号召，开发大西北，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作为迁校带头人之一的陈大燮，为迁校做了许多宣传动员工作。他和一些教授，以长期发展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一个交大分设两地，师生设备互相调剂”的建议，成为后来交大迁校新方案“一个交大，两个部分”的雏形，最终形成了今天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两所名校。陈大燮舍弃了大上海的优越生活环境，卖掉了上海的房产，义无反顾偕夫人一起，首批赴西安参加建校工作。在迁校、建校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在扎根西部艰苦奋斗的漫长岁月中，他顾大局讲奉献，充分体现了交大人朴素实干的风貌。1957年,在西安部分新生入学典礼上,陈大燮说:“我是交通大学包括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教务长,但我首先要为西安部分的学生上好课。”一席话，坚定了大家献身大西北的决心。   

名师出高徒桃李满天下

陈大燮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为交通大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青年,他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青年学生脱颖而出，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了热力工程方面的教授和技术专家。   

他的学生杨翔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动力机械制造系，1957年毕业留校，从事热工学的教学与研究，后随校西迁至西安。他以宽厚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富于创新的研究能力，得到时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的陈大燮的赏识，成为陈大燮的科研秘书和得力助手。在陈大燮的悉心指导下，杨翔翔在专业教学与研究方面迅速成长，陆续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参与编写两部专著，成为当时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   

我国著名工程力学与复合材料力学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嵇醒也是陈大燮的学生。嵇醒幼年家道衰微，15岁时随家迁居上海，就读于育英中学。嵇醒发奋读书，成绩优异，名列前茅。1948年，他考入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后转入机械工程系，陈大燮讲授的“热工学”等课程，使他至今都难以忘怀。   

西安交大副校长刘志刚，1965年进入西安交大攻读研究生，师从陈大燮。1978年，他回到学校任教，后担任过西安交大副校长以及学术带头人，成为继陈大燮之后在行政和学术上都有所建树的老师。   

陈大燮讲授的“工程热力学”和“传热学”课程向来很有名气，在他担任西安交大副校长后,仍坚持上讲台,并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教师成长。有个青年教师第一次开课，为夜大学上“工程热力学”，意外地看见年过半百的陈先生也坐在学生中间，聚精会神地听。他经常勉励青年同志既要严谨治学,又要敢于严格要求；要钻研教学法,把课讲得像“说书”一样吸引学生。他带动大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当时由他主持的工程热物理性质以及新型循环的研究,都是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的,对西安交大热工学科的科学研究起到开拓性作用。   

为了纪念陈大燮的功绩，西安交大以他的捐款为基金,设立“陈大燮奖学金”，专门用以奖励成绩优异的研究生，每年评发一次，至今获“陈大燮奖学金”的研究生有近百人。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陈大燮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解放前，他讲课常常当场发挥，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他曾留学美国，但并不迷信外国学者。当有学生说起《热力工程》一书的作者在美国是权威时，他会说：“他们算什么，我都认识，他们比我差多了，我的名字就刻在他们学校的墙上。我在美国每年都是优秀。”他又说：“中国选拔留美学生的考试，题目（指‘热力工程’）多数是我出的。如果我给你们出的题目，你们能在24小时内解出来，那你就算可以了。但是我来做，只要4个小时。”随后，他就解释是什么原因。他还说，“美国的那些书我都看过了，不用看了。所以没事只好弄弄围棋。你们哪个有兴趣来一盘。”——他酷爱下棋，棋艺不俗，所以有此一说。他曾与久负盛名的老棋手顾水如对弈，引来观者如堵。同为名教授的钟兆琳是他的棋友兼好友，两人相互鼓励，一起来到西北，共同为西安交大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陈大燮一生追求光明，解放前以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闻名。他曾感慨地说：“我虽然是个专业技术人员,但解放前的20多年,并没有专心做学问。只是在解放后,我才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科研。”热工教研室每星期五下午的政治学习,他总是尽可能赶来参加。60年代初，他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对他的研究生(党员)说：“业务上我指导你,政治上你得帮助我。”   

“文革”中，陈大燮受到了迫害，却仍然孜孜不倦于学术工作，翻译了大量文献资料，完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著作《动力循环分析》（此书已于1981年正式出版）。后来，年逾古稀的他因患脑血栓病而暂离西安，在外地休养，这时他行动已很困难，书写也不方便，但仍一心想继续为教学贡献余热。他设法购买有关外文书刊，将有用的资料译成中文后，寄回西安交大，供教研室同仁们参考。   

陈大燮严以律己，十分感人。他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了十多个全国性的职务。在上海时，毛主席曾接见他两次,陈毅同志对他也很熟悉，可他从来不与人提起这些。有时他坐小汽车进城开会，陈师母想进城买东西,他总是让她乘公共汽车去。他不仅生活俭朴,还处处为国家节约。他患严重糖尿病,每月注射胰岛素需花费几十元,从来不作为公费医疗报销。为了减少医务人员的负担,他坚持每天自己打针。就在他最后患病期间,夜晚大量出血,可他不愿惊扰别人,硬是拖到天明,不幸被耽误。亲友们常常为未能及早把他送入医院急救而痛惜。陈大燮仅有一个女儿，远在重庆工作，组织上曾多次提议调来西安，他都不同意，总是说：“我还能自己料理生活,让她服从工作需要吧!”他在自己的遗嘱中写道:“把我的积蓄交给党组织。”1978年陈先生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积蓄的3万元捐给学校作为奖学金。1982年他的夫人去世时，女儿陈尔瑜又把陈先生留给陈师母的1万元生活费、医疗费也捐献给了学校。   

“燮”乃和谐之意，大燮乃大写和谐。陈大燮以他的高深学术、高尚人格，在几十年的从教岁月中，谱写了“为人师表”的和谐乐章。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