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孝刚（1892～1977），字叔时，江西宜黄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机械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中国早期铁路机车工业与运用管理的开拓者之一。1911年毕业于江西高等实业学堂，1913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1917年获该校机械工程学士学位。1919年回国，长期从事铁路机车运营、检修、制造、科技和技术教育工作。为我国铁路建设、机车牵引动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4月后，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曾任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教授。1928年、1947年和1952年，三度任交通大学教授，并担任系主任、秘书长、校长、副校长等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我国铁路建设的开拓者中，曾流传过两个响亮的名字：北有詹天佑，南有程孝刚。  

程孝刚9岁时曾在家乡孔庙“节孝祠”读书，由其叔亲自授以启蒙知识。次年与大哥一起读小学。1906年入“熊氏英文学塾”（中学）学习，除自然科学、外语等，还读了不少“四书五经”和唐宋八大家的名著，对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名句情有独钟，尤其欣赏王勃的《滕王阁序》，以自己能够生长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彭蠡之滨而自豪。1909年入江西高等实业学堂读理科，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停学后，被聘为抚州中学英文教师。1912年考取留美官费生，次年入普渡大学，学习机械工程，获得学士学位。假期，去美国著名的鲍尔温机车厂实习，直接参与设计、生产等各个工序，增加实践知识。1919年学成回国。  

从1919年至1947年间，他担任过中东、津浦、胶济、北宁、粤汉等铁路局机务工程师、机务段段长、处长；济南、浦镇、株洲等机车厂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筹建处长等职。抗战胜利后，担任掌管全国铁路最高技术职务的交通部技监。他对机车车辆厂的管理、制造、修理以及运用等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机车的运转与性能方面深有研究，在铁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曾一度与詹天佑齐名，称“北詹南程”。  

铁路管理改革的先驱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中东铁路的管理仍掌握在帝俄技术人员手中，中国政府委派詹天佑为驻中东铁路代表，负责与外方人员一起管理，并组织了监管会，程孝刚担任技术部的机务监管员。他凭着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熟谙的铁路技术，对帝俄时期那套规章制度进行修改，为取消外国人的特权作了不懈的斗争，维护了中方的利益，也为1924年以后中苏两国共管中东铁路打下了基础。  

津浦铁路分北、南两段，由德国和美国人分段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原来铁路管理人员全部撤走，程孝刚被派往济南机车工厂任工程师。这时候的工厂，已经没有技术人员，职能部门残缺不全，工厂设备破损不堪，生产近乎瘫痪。程孝刚上任后，首先把少数技术人员和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培训，建立了一支技术队伍，同时对破旧机车进行大修。以后，他又担任组装车间主任，推行修车统一计划作业和配件维修。使机车厂修车台数逐月上升，解决了机车无人修理的难题。1922年起，他担任胶济铁路的车辆课长兼青岛机务段长。这条铁路的技术人员和火车司机原来都由日本人担任，根据有关规定，他们要在1923年1月1日中午撤走，如果不预作准备，将面临火车无法开动的严重局面。程孝刚上任后，选拔了100多名中国老司炉工人，亲自为他们讲授驾驶机车技术，不久他们就能胜任司机任务。中国接管胶济铁路的当天，日本人原来想看中国人开不出火车的笑话，但出乎意料的是，当天中午由中国司机驾驶的客货车不但准时开出，而且安全正点到达，为中国人接管铁路和自办铁路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大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铁路工人的志气。中国人接管后，胶济铁路有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当权的军阀政府却看中这笔财富，勾结上层管理人员进行贪污，而中国工人却仍处在贫困状态。程孝刚为人清正廉洁，不畏权势，将他们的贪污事实反映给上海《申报》，自己愤而离职，到云南个旧至碧色的铁路任机械总工程师，时为1925年冬季。1927年，北洋军阀垮台后，他又回津浦铁路担任机务处长、北宁路机务处长、铁道部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站线建设工程委员会机务处长，对中国的铁路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他针对铁路规章制度、技术标准还都承袭外国人制订的旧章，下定决心加以改革。他同北宁、津浦、平汉、京绥、京沪等5个铁路局的机务处长一起研究，制订了一份适合中国铁路使用的机车检修规则、司机技术标准和等级。还和工务部门一起，第一次公布了中国机车的轴重标准，使用的度量衡一律改为国际公制。从此结束了中国铁路按照英、法、德、日、俄等不同国家技术标准、管理制度混乱的局面。倾注了程孝刚的智慧和心血，由中国铁路专家和工人共同制订的《机车制造风范》和《车辆材料标准》等铁路规章、制度，一直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为新中国铁路建设打下了基础。中国人民和铁路同仁都不会忘记程孝刚的重大贡献。  

为发展铁路牵引动力做出重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我国铁路使用的4000余台机车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型号不一，零件各异，一件损坏，很难配置，一台机车犹如一堆废钢烂铁。作为一名技术精湛的机车制造专家，程孝刚立志要改变这种局面。  

1931年4月至6月，国民政府铁道部为整顿全国铁路工厂，派出以程孝刚为首的中国铁道专家考察团赴日本考察，考察团的18位专家分别来自北宁、津浦、平汉、京沪和陇海等全国各条主要线路。他们赴日本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本的铁路管理、车辆制造、工场维修和铁道科学研究等情况。到日本后的3个月内，考察团和日本机车车辆厂人员进行广泛交流，听取厂方介绍，深入工场，交流经验。他们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的精神，深受日本方面的赞扬。专家考察团回国途中，又顺道考察了由日本控制的朝鲜汉城机车厂和大连机车厂以及沈阳、长辛店等地的几个主要铁路机车厂。回国以后，以程孝刚为主撰写成《铁道部赴日本国有铁道工场考察报告》，上百万字两大册。《报告》除了介绍日本机车车辆工业的生产组织机制、车间布局、工艺流程以及铁道科研开展情况外，还附有大量图片资料和统计数据。《报告》对中国铁路现状进行评价，对发展机车车辆工业提出了例行标准，对健全组织机构，建立铁道中央制造工厂、开展计划制度、进行人才培训、加强科研机构以及解决材料、配件供应等问题，都提出了改进意见。这部厚厚的报告，实际上也是程孝刚关于我国铁路建设的专著，对全国铁路建设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不久，在程孝刚的主持下，全国铁路系统建立了两个机车制造中心：一是将上海吴淞工厂迁到戚墅堰作为客、货车制造和修理中心；一是在湖南株洲建立机车制造中心。这两个中心对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1936年5月，程孝刚担任株洲机车车辆厂建厂筹备处长，他带领一批技术人员，在株洲田心的一片农田中勘察厂址，从设计布局、工程施工到设备安装，他都亲自动手，组织实施。他以当时美、日等机车工厂先进的设计思想和工艺流程作借鉴，用英国进口的机器设备进行安装。尽管日本侵略者派飞机多次轰炸，工厂遭到了很大破坏，但程孝刚不屈不挠地带领职工抢修，1938年上半年，工厂就开始修理机车支援抗战。同年11月，株洲车辆厂正式创建，厂房宏伟，布局合理，主体车间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设备，成为我国南方修理机车的主力工厂。  

程孝刚在担任粤汉铁路运输处长期间，为解决株洲至韶关段机车爬越岭南山区的牵引动力问题，急需自行设计制造新型机车。当时担任铁道部路政司技正、1913年由清华学堂毕业、留学美国学习机械工程的应尚才很适合担任此项任务，在程孝刚的大力推荐和支持下，应尚才设计成功了KFI型机车。这是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计，在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机车。但设计成功后，中国的机车工厂不能制造，只能招标外商承建，结果由英国沃尔冈工厂中标。在承建过程中，应尚才还赴英指导。这种类型的机车共建造了24台，直至解放以后，还有21台在沪宁线担任客运和高级专列的牵引任务。KFI型机车为中国铁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到1974年才陆续“退休”。1979年7月，中国铁路代表团访问英国，英方提出希望能买一台KFI型机车，以供展览陈列之用。1981年，我国政府将存放上海的一台KFI型7号机车，整修一新，赠给英国政府。1983年3月30日，英国国家铁路博物馆举行正式的交接仪式，这台KFI型7号机车永远落户在英国约克郡的博物馆中。另一台KFI型6号机车，陈列在北京铁道博物馆内，供国人参观。KFI型机车从设计到以后的改造运行，程孝刚都积极参与和支持，并提出过很多宝贵的意见。  

1942年，为解决后方铁路机车不足的困境，程孝刚还提出创造性建议，用美国进口的十轮大卡车改造为轻便机车，并在铁道线上进行试验获得成功。后来他撰写的《轻便机车试验报告》专著，在中国机械工程界得到好评。  

励精图治办好交大

1928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校校长，24日，蔡元培聘请程孝刚担任学校秘书长，主持日常校务。  

程孝刚对如何办好大学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29年4月撰写的《大学之使命》一文中，阐述了大学应该承担的三项使命。第一，教育真才。学生毕业以后，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服务就要有知识，学校就要授以知识。服务需要体魄强健，学校就要给学生以锻炼好身体的条件。服务需要自觉自治的能力，学校就应在道德人格方面给以培养教育。第二，大学是最高学府，不能拿几本教科书到社会上去滥竽充数。交通大学这所我国最高学府，应该拿出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交通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服务于社会。第三，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生命，它的地位应高于一切，而保存和发扬文化的责任，应该由作为学术团体的大学来承担。大学除了完成自身的教学任务外，还应该通过多种方法，如组织演讲、办刊物、函授等，把文化知识授给不同层次的人们。  

程孝刚还对大学的组织机构、任务、教员的资格水平有明确要求，他在向铁道部提出关于交通教育的提案中，建议大学要设立由校长、秘书长、学院院长、科系主任和教授参加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它的任务是审查学校教员的资格，讨论教员的晋级和升等。教员应分为专任和兼任两种，专任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4级。教授的资格应是大学毕业后在职业界担任主要事务3年以上，有一定成绩，曾任讲师3年以上并有成绩者。讲师为大学毕业，曾在职业界服务2年以上并有成绩和曾任助教3年以上并有成绩者。凡大学毕业成绩优良者，可以聘为助教。专任教员不得兼任校外职务，但经教授会讨论认为其兼职对学校有利或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可例外。教员中得硕士学位者，其资格相当于任助教一年；取得博士学位者，其资格相当于助教3年。预科教员，不得称为教授或副教授。提案还对教授每学期授课钟点、薪资标准、优待办法、出洋留学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  

上述这些办学思想，对交大以后的办校思路，起到了有益的引领作用。  

1947年上半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蒋介石免去吴保丰交通大学校长的职务。经教育部长朱家骅和淩鸿勋等人的推荐,当时任铁道部技监的程孝刚出任交通大学校长，蒋介石亲自找程孝刚谈话，程最初婉言推辞，但蒋一再请他“出山”，程只能答应下来。蒋垂询如何治校，程答“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蒋表示赞成。程孝刚声明，自己的治校方针是“学府以内思想自由”，“今天如果有军警来学校找我麻烦，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卷起铺盖走路”。  

1947年10月，程孝刚第二次来交大任职，校友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参加的各方校友80余人，其中很多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当年南洋公学师范班教师、民国元老吴稚晖委托儿子持信函来会祝贺，信上写道：“交大已得好校长，程先生行谊素来钦佩，必能使校务蒸蒸日上。”交大教授唐庆诒代表父亲、老校长唐文治出席并致词。校友会主席、时任上海市公用局长的赵曾珏代表校友表示：程校长从交通部技监的高位转任交通大学校长，其事业心值得大家敬佩。程校长在就职时说，学校需要安定，可见他对如何能安定办校，早已成竹在胸，校友为母校的前途感到庆幸。最后，赵曾珏代表众校友，希望程校长能把母校办成第一流大学。  

程孝刚感谢校友们的热烈欢迎，他说，离校已18年，这次回校工作，一方面是秉承教育部的指令，另一方面，要做好学校工作，还须依靠各位校友的帮助，校内教授们的意见需要一致。已经毕业的校友，要利用可能的机会，为在校同学多多沟通信息。现在学校最需要的是能够在安定的环境中办学，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一定尽力而为。过去学校发生风潮，新闻记者频频出入校门要新闻。现在这种现象还存在，已有新闻记者向我要新闻。我的观点是，学校只管摇铃上课，越没有新闻越好。如果有新闻，应该是学校的师生们在学术上有了创造发明。交大是培养交通人才的最高学府，教师们要教好学生，除了本身的业务知识外，还要注意教育好学生的道德品质。唐文治校长对交大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他把道德比作为一座房子的基础，基础不牢固，这座房子早晚就要坍塌的，他的名联“人生唯有廉洁重，世界须凭骨气撑”，教育了几代交大学子，成了他们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孙中山先生当年也说过，人们应该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所谓做大事，就是为人类服务，而科学技术就是用来为人类服务的。交通大学要保持发扬这种为人类为服务的精神。  

程孝刚上任后，励精图治，尽自己所能，一心想把学校办好。1947年10月19日，在他的主持下，学校通过了《国立交通大学教授会简章》，这是他1929年担任交通大学秘书长期间提出的建议的体现，即把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评议机构。《简章》共11条，规定凡本校专任教授、副教授均为教授会会员。教授会设理事会，由理事7人组成，理事任期以一年为期，但可以连选连任。教授会下设福利、经济审核和基金等委员会，并委派代表3人参加校务会议。程孝刚聘请在文、理、工、管方面有专长的教授30余人，担任专任和兼任教授，以充实各院系的师资力量。调整了某些院系的领导班子、校训导委员会、房屋调整委员会、图书委员会。计划发展学校附属工厂及几个主要的实验室，添置了一些开展科研和实验必需的设备。他严格遵守招生规定，婉言谢绝和严词拒绝了几个“党国要员”、“市府名人”、“社会贤达”和亲属介绍“优秀青年”入学的要求。严明公正，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他还主张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并自费购置银杯一座，定名为“孝刚杯”，用以奖励班级之间展开足球、篮球比赛的优胜班级。还亲自下食堂，勉励炊事人员搞好伙食，为广大学生服务。  

经过程孝刚和同仁们努力，学校各方面都有进展，在1948年1月2日复刊的《交大周刊》上，他回顾了几个月来的交大情况：“学校在安定中不断进步，改良设备，增造房屋，添聘教授，调整制度，均有公开报告之价值。本校学生均能恪遵校规，努力用功，对课外活动，亦遵循正当途径，日趋发展，对有益之娱乐，健康之运动，学术之切磋，服务之热诚，均有极佳成绩。”  

关爱学生支持学生爱国行动

程孝刚对学生表现了极大的关爱。1947年，他为交通大学成立51周年纪念撰文，勉励学生：“自尊之心，自动之力，高尚之志趣，远大之目光，严谨之生活，以及一切待人接物处世之道，纵不能于大学求其备，亦应于大学植于基，应加以历练，便成全才。交通大学名誉素著，毕业同学备受欢迎，孔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人之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此语恰可为交大同学写照。如何于课程之外，讲求研习‘所以立’及‘求为可知’之道，则交大之前途，将愈光明灿烂矣。”因此对一切扼杀学生“自尊之心，自动之力，高尚之志趣，远大之目光”的行为深恶痛绝。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行动，一再强调“学府以内思想自由”。面对反动当局对交大学生的迫害变本加厉，程孝刚横眉冷对，多次声明：如果反动派逮捕学生，他就辞职离校。  

1948年1月5日，港英当局在香港九龙地区强拆民房，造成流血事件，消息传到上海，交大师生义愤填膺，群起声讨港英当局的暴行。1月15日，上海大专院校代表开会组成全市抗暴联合会。17日，交大、同济等14所大、中学校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决议赴英国领事馆向英国政府抗议，并向联合国递交备忘录。当天下午，交大全体学生参加，全市2.5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1948年五四青年节，学生自治会于5月3日在文治堂举办了29年来学生运动的图片和创作漫画展览会，晚上在体育馆举办晚会，校内有4000多人参加。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上海各大、中学生在交大举行营火晚会，主题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学生们在校内大草坪上临时搭建了一座书写“民主堡垒”四个大字的竹架堡垒，全市100多所学校有2万多名学生参加。5月10日，上海学联在交大体育馆集会，欢迎国际学联秘书布立克曼。布立克曼在会上高度评价“五四营火晚会”的成功，赞扬中国学生的革命斗争精神，支持正在深入开展的反美扶日运动，介绍了国际学联的情况。5月22日，上海学联组织全市各校学生在交大操场举行有1.5万人参加的纪念“五二○”运动一周年大会暨上海学联成立一周年大会。大会由交大学生会主席吴振东主持。国际学联、全国学联、华北学联和南京学联等组织均来电表示支持和赞扬。会上，学联代表把交大这个经常进行学生运动的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以上这些学生运动，都发生在程孝刚担任交通大学校长任内。国民党中央政府、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以及上海市警察局都明知这些活动必有中共地下党领导，但苦于无法找到哪一个是“头”。他们多次致函致电程孝刚，责令“查明原因”，“对违法学生应严予查处，重要分子一律开除”，程孝刚每次都以寥寥数语搪塞回复。反动当局还驱使某些报刊制造舆论，诬蔑交通大学是上海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程孝刚于6月中旬以交大校长的名义分别致函上海各报，对《中央日报》5月26日《反迫害、反暴动、反卖国》的社论和6月3日《注视交通大学》两篇文章对交大的恶意中伤进行了严正逐点批驳，并要求各报刊登。然后愤而辞职，并贴出布告：“掌校八个月来，无日不希望在安定中求进步，然学潮迭起，校内秩序紊乱，校外诽谤日甚。本人自感薄德能鲜，故宜早日隐退，以避贤路。”当晚，趁夜车去南京教育部请辞。当学生自治会知道程校长辞职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系科大会，通过3项决议：①挽留校长，全体同学签名，并派两名代表当晚进京，请程校长不要辞职，并请返回学校；②联合教授和校友一致行动，请校长返校；③驳斥外界对程校长的造谣诬蔑。但程校长辞意已决，再也不回交大。  

事后，程孝刚曾对家人说：“学生在那种情况下，按理说不应当辞职，你们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那么痛苦过，晚上不能睡觉，要考虑应对策略，既要对付上面，又要考虑如何保护学生，又不能让学生牵着跑……所以非常难，学生们容易过激，容易被国民党抓住把柄。”他对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十分关心，深怕他们影响功课。例如，他和蔡元培先生是世交，蔡元培的女儿蔡晬盎是交大物理系学生，三年级下学期期终考试，有一门功课成绩只有60多分，程亲自去蔡家，对蔡夫人说：“你的女儿功课一直很好，每门都在90分以上，有一门还得满分。这次期终考试，虽然有3门还在80分以上，但‘光学’只有60多分，是从未有过的，这明显是她参加了学潮荒废了学业。希望你规劝她好好学习。”蔡晬盎听了母亲转告的程校长嘱咐后，除了感谢程校长的关心外，只能苦笑着说：“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好好学习，我只好等到打倒他们以后再弥补了。”  

在程孝刚这一次任职交大的8个多月中，相当一部分精力是用在如何处理学生运动上，他保护了大批进步同学，有的人去解放区以后，他还拜托那里的熟人给予照顾。程的正义行动，保护了在白色恐怖下的交大这座民主堡垒，不愧为上海学生运动的中流砥柱。因此，程孝刚辞职离校后，学生自治会向他赠送了“我们不愿意您离开交大”的锦旗，由衷地表彰他支持学生爱国行动。程孝刚也把这面锦旗视为交大人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一直珍藏在自己的起居室中，每当与家人亲朋谈起这段难忘的岁月，他都自豪地说：“在交大的一年，因为和学生在一起，心情是愉快的。”  

学为人师桃李满天下

1952年，国家对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任浙江大学机械系主任的程孝刚被调任上海交通大学运输起重机械系教授、系主任，从事机车车辆制造专业的管理和教学。1958年3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他为交通大学副校长，彭康校长请他负责学校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程孝刚呕心沥血，为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发展，为培养铁路建设需要的人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由他直接参加教学的运输起重系，先后有车辆专业毕业生1360人，研究生46人，后来都成为铁路、高校、机车制造工厂和铁道科学研究院、所教学、管理和科研的骨干，其中不少人成为教授、总工程师以至两院院士。  

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就把学习苏联经验作为一项国策，高等教育学习苏联也是这一国策的一个方面。教育部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分配在全国若干所高校任教。在上海高校有123名，而交大就有26名，占五分之一。在这26位专家中，程孝刚所在的运起系就有5名，也是五分之一。分别在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气机车、车辆制造和起重机等5个专业任教。程孝刚身体力行，一方面向苏联专家请教，勉励教师向专家学习，另一方面又嘱咐他们一定要联系中国和交大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苏联经验。运输起重机械制造系在设置了蒸汽机车制造和起重机制造两个专业后，1954年又开设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车辆制造3个新专业，并将学制从4年增至5年。在我国高等工程技术教育史上，程孝刚系统地、全面地为机车、车辆制造专业从设计理论、制造工艺、试验和运用，拟定了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在同类型的大学中开创了先例。他经常亲自为学生和青年教师上课，在运起系建系初期，师资、教材短缺，亟待开出的新专业课程很多，程孝刚选拔一批青年教师进行培训，然后进行严格的考核，使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他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知识，亲自为师生讲授“蒸汽机车制造工艺学”、“牵引计算及制动”等课程。他那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学精神，为全系树立了学习勤奋、考核严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使学生和青年教师们获得比较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程孝刚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因而他在理论基础教学的同时，积极组织师生从事机车车辆方面的实践，亲自从事蒸汽机车提高热效率的研究。1953年他提出机车锅炉结构新设计方案，将伸入大烟管中的过热器改成独立成体的过热器，安装在锅炉中部的过热烟箱内，以提高蒸汽的过热温度，受热面积增加20%左右，蒸发量提高10%左右，较大地提高了机车的热效率和功率。他还根据学校实习工厂的现状，撰写了《学校工厂的使命与任务》一文，指出学校工厂的使命是提高原有设备的利用率，使其能在教学任务完成之后，为国家生产物质财富，加速工业建设；使师生通过生产实践，懂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师生可从劳动中得到锻炼，成为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知识分子；将生产劳动中获得的知识，充实到课堂教学和研究中去，以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文章还论述了他对校办工厂应该完成的使命和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的观点。  

1956年，他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国家科学研究12年长期规划会议，与另外一位铁道专家、铁道部副部长石志仁等一起，讨论全国铁路发展规划。在会上，他提出要积极进行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等新型机车的研制，改进蒸汽机车的性能。1960年6月，他在与交大沈諴教授合著的《十年来铁路机车的发展》一书中又发展了当时会议上讨论的几点主张，那就是蒸汽机车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进牵引性能，提高效率，节省燃料，研究利用劣质煤；内燃、电力机车是机车动力发展方向，在试制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突破技术关键问题，早日批量生产；要研究试制燃气轮机车；研制适用于地方轻轨铁路的机车；原子能机车亦应着手研究，以缓和并解决运量和运能的矛盾，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铁路的要求。程孝刚还担任课题组负责人，对蒸汽机车燃用煤粉进行课题研究，亲自制定实验大纲，设计改装铁道部调拨的实验机车，并进行煤粉燃烧的模拟实验和热效率的测试及经济效果预测。在他的带领下，调动了广大师生搞科研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程孝刚还参加过多项主型机车新动力方案的研究制造和实验。1958年，他带领上海交大机车专业的教师，在戚墅堰机车厂参加我国第一台内燃机车“先行号”的研制。一年以后，这台功率为147KW的内燃机车试验成功，安抵上海，程孝刚到车站欢迎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大大鼓舞了试制人员的士气。不久以后，他又带领有关教师和技术人员，参与株洲机车厂研制“卫星号”液力传动内燃机车，给予研制人员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为我国铁路牵引动力的发展再作贡献。  

1965年暑假期间，程孝刚带领学校有关师生组成西北、西南铁路调查组，到兰州、乌鲁木齐、宝鸡等地铁路局及所属的工厂、研究所和院校进行访问考察，乘坐我国第一条宝鸡至凤州电化区段的电力机车，体验运行情况。这次访问行程8000余公里，历时28天，他们将边疆铁路建设的运营、防止风沙、机车车辆的适应性以及铁路职工培训等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为筹建上海交大的机车、车辆专业实验室，他还带领有关教师到大连机车研究所，对当时我国唯一的机车定置试验台进行考察，对实验室的选址、专用线铺设方案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提高师生从事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通过教学和科研实践，程孝刚为铁路建设发展和培养后起之秀付出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曾任唐山铁道学院和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的孙竹生，193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当年他在由程孝刚担任总工程师的川滇铁路机务段实习。孙竹生年轻好学，当他读了程孝刚主编的《铁道部赴日本国有铁道工场考察报告》以后，感到收益颇大，他对程孝刚以师礼待之，常请教有关问题。程孝刚为了使孙竹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介绍他去西北公路局工作，临行时，程嘱咐他要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并希望他再当工务员，以便更了解实际。孙将程师的教导铭记在心。但因汽车专业与他原学的铁路专业相差甚远，所以几个月后，又回到程孝刚处工作。当时恰遇筹办中的滇缅铁路急需人才，要派中国留学生赴美实习，程孝刚就介绍孙竹生去。1941年11月，孙竹生到了美国，委托当时在美国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交大校友钱学森代办入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手续。孙竹生先在芝加哥通用车辆公司实习，后去普渡大学就读，一年半后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去鲍尔温机车厂实习，走着与老师程孝刚同样的道路。之后又去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考察，1946年5月，由英国回到上海。在国外的多年经历，使他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收集了大量资料，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孙竹生回国后，专程去南京向程孝刚汇报了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和回国后的打算，以后，他长期从事铁路科学技术研究及人才培养工作，是我国进行铁路牵引力改革、发展铁路重载运输及双层客车的积极倡导者，为我国铁路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孙竹生与程孝刚一起，参加全国科学研究12年长期规划会议，师生一起在交通组进行制定牵引动力发展规划的研究，共同建议国家大力发展大功率蒸汽机车并不断改进蒸汽机车；争取生产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内燃机车采用电力传动及液力传动同时并举；研究开发煤粉燃气轮机车。这一年，孙竹生因改造蒸汽机车有功，被评为全国铁路先进生产者，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程孝刚与孙竹生两位铁路技术专家的事迹，印证了我国的一句名言“名师出高徒”。  

为人民直率进言

程孝刚作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到全国各地视察，参与许多国家高层科技决策和学术交流活动，他提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建议和重要见解，视察所到之处，除了听到当地负责人一派歌舞升平的汇报之外，还凭他丰富的经验，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希望有关部门引起注意。  

1957年2月，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时，提出了加强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案。2月9日，参加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有人大代表和几十所大学领导参加的有关教育的13条提案座谈会。他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出了积极建议。以后在科学院召开的学部委员会会议上，他建议中国科学院应该设立生产力研究委员会，以配合国家经济计划的开展。他认为国务院制定的科学研究12年长期规划确定的57项任务，都需要多种学科综合性的支持，才能从多方面来适应每项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中国科学院必须有一个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由有关的研究所、学会联合组成，以沟通各学科之间的关系，共同为国家计划的贯彻执行服务。委员会可以把单位的研究成果，权衡轻重缓急，保持适当平衡，分别介绍推广，使之能在完成国家计划的任务中发挥充分的功用。  

作为全国知名的铁路专家，他时刻关心铁路建设的发展。在铁道部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他针对全国铁路机车制造、车辆工业的科研、生产机构分散，多方互不协调，彼此脱节紊乱等问题，分别向有关各方提出改进意见，希望能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改进铁路工作。  

他是家乡江西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理所当然地更关心家乡的建设。1960年7月考察江西时，他对江西省在大跃进中大炼钢铁和建造小铁路等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大跃进中钢的产量是增加了，但质量不行。特别是在合金钢方面，江西应该把炼出合金钢作为炼钢工业的重点。论资源，江西除了煤和铁外，还有各种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有着可发100万千瓦电的廉价的水资源。这些都是炼制合金钢的优越条件。江西与上海距离较近，上海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也是以发展合金钢为重点，而上海的炼钢要比江西先进，但资源却不及江西，两地可以建立联系，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再者，江西还可以和上海交大协作交流，如江西要建设小铁路，上海交大有30多个专业与铁路建设有关；江西办工学院，也可借助交大的实力。而上海交大则可以发展自身，扩大师生的实习基地，增加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机会，同时学习江西省工业建设的经验。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省、校沟通合作一事，他诚恳地表示：“我将在校继续贡献一份力量，为本省建设和交大发展解决一些问题。”  

他在考察中接触了很多干部，上至中央部委，下至区乡领导，各种干部的表现使他很有感触，撰写了《独立工作能力》一文，指出所有干部应有独立工作能力，对上面的指示，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执行办理，切忌不分青红皂白，机械地生搬硬套。干部为人民办事，一定要讲真话，不要专门揣摩领导意图，说些领导爱听的好话。作为领导，对下面的干部也要认真考察，赏罚分明。要分清下面的人中也会混有不好的人，他们专门投你所好，隐瞒事实真相，报喜不报忧。国家应有考察干部的机构，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有功必赏，有过则罚”。对于“肯定大成绩，指出小缺点”的会议，是否有必要召开？值得考虑。因为在这种会议上，往往尽说好话，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而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有的人会怕说错而不敢讲。作为领导，既允许人讲话，就不要有所限制，讲错了，也不能组织人与他们辩论，否则今后谁还再讲话，只能“三缄其口”。“这样于国事无补。我的发言，如果都要‘充分占有材料’，那只好不说，但是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 对于社会上的拜金主义、道德败坏等现象，他都提出了批评和改进建议，充分体现了一位正直科学家爱国爱民的一片丹心。  

程孝刚早年喜欢在业余时间写些文章，曾经写过《劳本论》，认为工人可以用劳动作资本，投入工厂为股东。曾被人批评为“胆大妄为”，敢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对着干。程孝刚听后付之一笑，不置可否，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晚年程孝刚不顾年老体弱，参加了《辞海》的重新编写工作，为恢复遭到破坏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努力。  

程孝刚的一生，实现了他早年留学归国时的夙愿，为祖国的铁路事业作出贡献，他担任交通大学教授期间，承担的课程也是铁路教育。他用自己渊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耿直清廉的品德谱写的生命之歌，将教育交大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永远铭记，不忘师恩。  

（摘自《老交大名师》，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