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始起步，但在高教领域，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依旧严重束缚着各高校积极性和创新性的发挥。在此背景下，上海交大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破除僵化的管理模式，率先实行校内管理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国高校产生广泛影响。

上海交大的改革为何从校内管理改革抓起？这是因为当时上海交大和全国高校一样，在校内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严重弊端：领导体制上，由于管得过死，基层缺乏自主权，难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人事制度上，受单位和部门所有制的桎梏，人才积压，几代同堂，工作量不足；干部制度上，能上不能下，队伍老化；劳动制度上，工作无规范，无章法，无考核，职责不清，赏罚不明，效率低下；分配制度上，手捧“铁饭碗”，口吃“大锅饭”，按劳分配成了按资格分配。显然，旧的管理体制不加以改革，思想观念上不除旧布新，学校的教学、科研潜力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学校的办学水平也就无法提高。可是，在当时僵化了的体制环境下，高校几乎没有自主权，学校一切工作都必须按照上级统一指令执行。学校内流传着的“用橘子水招待外宾还要向上级审批”的故事，形象地反映出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基层单位的束缚。

1979年12月6日，上海交大等4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在《人民日报》上登文呼吁：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那么，是囿于某些过时的“红头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是坐等别人送来现成的经验？交大人并没有这样做。党委领导班子在对学校现状获得一致认识的基础上，冲破习惯观念的干扰，向上级部门提出了“要权”的请求，大胆果断地选择当时最为根本、颇具难度的校内管理改革为切入点，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

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将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校内管理体制配套改革。一是报经六机部和上海市政府同意，试行教职工综合奖金，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奖勤罚懒；二是在上海市人事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实行人才流动达500余人，调整和确立教职工合理的结构比例；三是严格定编，制订并实施《教师工作规范》和《机关岗位责任制》，试发岗位津贴，明确教职工的劳动标准和进取目标；四是经国家劳动人事部批准，进行工资制度自费改革，打破“大锅饭”；五是将人事、财务、教学、科研管理权力适当下放给基层单位，扩大系（所）自主权。

198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文章《我们是怎样进行学校管理改革的》

1983年4月，邓旭初、刘克、范祖德等学校领导与学生干部畅谈改革

1979年至1984年，上海交大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的束缚，在校内管理改革上取得了成效，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了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全面改革。为此，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等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校领导的汇报，对上海交大的改革开放表示支持并加以指导。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亲切接见上海交大师生代表

1984年2月16日，邓小平（前排左6）接见上海交大领导和师生代表

1984年2月16日上午，时值正月十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交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等陪同下，在上海西郊宾馆接见大厅，接见上海交大党政领导、校务委员会委员和师生代表。邓小平精神饱满，步履稳健，向等候在大厅的交大代表频频招手，并与校领导及前排站立的13位同志一一握手，和交大代表一起合影留念。陪同接见的还有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阮崇武等。接见时，邓小平没有讲话。当天下午，王震专程来校，在校务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转达邓小平的慰问：“邓小平同志对你们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关心，非常支持。对你们在改革中取得的成效表示满意。他对你们在当前的改革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很高兴。”王震还勉励交大师生“在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改革中争取更大成绩”。

198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校务委员会主任王震来校视察，勉励师生员工在改革中多作贡献（左起：刘克、邓旭初、王震、范绪箕）

在邓小平、王震接见交大师生的前后，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几次会见学校有关领导，肯定“上海交大改革的路子是对的，应当支持”。1984年2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情况简报》刊登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关于改革高等理工科学校管理的建议》。4月13日，上海市委批转市委研究室的调查报告《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初见成效》，指出“交大管理改革的基本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对各条战线都有启迪”，要求各级党组织学习上海交大的好经验。

上海交大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还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加以充分肯定。1984年5月1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关于国内建设”一节中提到：“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订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

1984年5月15日《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全面探索和实行高等教育改革的决策。上海交大率先冲破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主动争取办学自主权，取得管理改革的许多实际成绩，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鲜活经验，对兄弟院校和其他战线的改革开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全国各地高校、科研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来校参观交流和索取改革材料，当时交大校园内出现了来访者络绎不绝的现象。同时，这一轮改革为上海交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开辟了持续发展的前景。

1984年6月，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管理改革讨论会（前排左23为邓旭初，左12为翁史烈）

教育部、劳动人事部编《勇于改革 善于改革——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经验介绍》

来源：盛懿、孙萍、欧七斤：《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