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2月，上海交大党委书记杨恺调往上海市革委会工作，由邓旭初主持校党委日常工作。1977年6月12日，上海市委正式任命邓旭初为上海交大党委书记。

杨恺（1920—1986）

邓旭初，广东开平人，1921年生，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历任新四军军部文化教员、青年干事，连指导员，团部宣传股长，山东省滨海军分区海防警卫团政治处主任等职。1950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团团长兼政委。1953 年初调任华东航空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1954年4月调入交通大学，历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77—1986年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1986年后任中共上海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七、第八届人民代表。

邓旭初（1921—2012）

在新的党委领导下，广大干部教师发出了要求中央否定“两个估计”的强烈呼声。“两个估计”系1971年“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推出。由于“两个估计”被写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经毛泽东圈阅。粉碎“四人帮”后，在当时“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下，人们不敢直接加以否定。但上海交大师生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过程中，对“两个估计”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强加在教育战线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究竟应当怎样评价？成为大家普遍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1977年复职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教工作，“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直接领导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这一年的8月4—8日，他邀请33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北京举行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召开之前的7月底，上海交大接到上海市委要学校派代表与会的通知，学校党委决定派中年骨干教师吴健中赴京参加会议。8月4日座谈会开始的第一天，邓小平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4日和5日的会议上，许多老科学家和老教授纷纷揭露“四人帮”破坏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罪行，控诉了“四人帮”对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残酷迫害，指出了我国科学、教育工作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仔细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插话和提问。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6日上午的会议，上海交通大学吴健中第一个发言，直接提出对教育战线17年的评价是路线问题。据《科教座谈会发言记录》记载，吴健中发言指出：“教育的问题，主要还是在路线问题上界限不清。因此，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正确的。”他认为，如果说教育工作17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其他战线都是红线，那么教育培养的人为什么到其他战线、到科技战线都是红人，是各条战线的实力派？吴健中对教育战线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质疑，实质是对“四人帮”提出“两个估计”的否定。他的发言切中要害，掷地有声，表达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大家纷纷对教育战线上17年的估计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在吴健中等人发言之后，邓小平当即对17年教育战线的估计问题作了严肃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快点解决！——我个人的看法，主导方面是红线，是毛主席革命红线嘛！”

科教座谈会发言记录（中国科学院机关档案室藏）

在8月8日上午会议总结时，邓小平将否定“两个估计”作为座谈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这就是著名的“八·八讲话”。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对教育战线上重大问题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进行了拨乱反正，坚定地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激起全体与会同志的强烈共鸣。

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前排左8）与全体与会代表合影（第3排左9为上海交大代表吴健中）

邓小平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和9月19日邓小平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精神传达到上海交大后，全校师生员工十分激动、喜悦，迅即掀起批判“两个估计”的高潮。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上海交大党委积极组织全校师生投入这一大讨论之中。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也为教育战线彻底推翻“两个估计”奠定了理论基础。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转批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至此，全国教育界、知识界彻底冲破“两个估计”的思想禁区，粉碎了多年来禁锢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刊发在《人民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层层深入，上海交大根据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从1977年起积极稳妥地复查“文革”以来的积案，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千余名师生员工平反昭雪；同时，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做好安置和善后工作。至1987年1月，学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基本完成，复查改正冤假错案1161人；补发工资318人计人民币69.7万元；清理退还199人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财物；被没收或挤占的住房得到归还或落实补偿。

来源：盛懿、孙萍、欧七斤：《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