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伟大的渡江战役，23日解放了南京。上海解放已指日可待。然而此时也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汤恩伯发布杀气腾腾的“十杀令”“连坐法”，经常查户口，封锁马路，抄身搜捕。国民党特务分子毛森手下的爪牙到处捕人杀人，深夜警备车的尖叫声时有所闻，法西斯恐怖笼罩全市。面对严峻形势，上级地下党组织强调：要充分注意到敌人临近灭亡，必然更加疯狂，务必高度警惕，随时应付突然袭击。

为了避免交大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交大总支认真研究，分别以三种情况作出具体安排：（1）凡已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应离开学校，隐蔽起来，通知林雄超、张奇班、史霄雯、严洪怡、钟同烈、黄贻诚等6人离校隐蔽；（2）还不太暴露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白天可留在学校坚持工作，但夜晚不得留宿学校或家中，如李菊等；（3）尚未暴露的可仍住在校内，但必须做好应急措施。同时，要加强值班巡逻，加强检查，保持高度警惕。如果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或冲击学校，则采取以下应急措施：（1）立即拉响警钟；（2）同学们迅速向体育馆集中；（3）用米袋和课桌椅堵住体育馆大门，并请校方出面交涉，力争外援；（4）由陈如庆、严鸿怡在体育馆指挥。

1949年4月26日午夜国民党军警对交大革命师生进行大逮捕时，纠察队员鸣钟向全校师生报警。图为用作报警的钟塔。

这时的国民党当局也在筹划部署对全市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妄图一网打尽高校中的共产党员。4月中旬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派专员来交大胁迫王之卓校长，制止学生运动，并扬言要逮捕为首的学生。4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颁布了所谓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即造谣惑众者处死刑；集众暴动者处死刑；罢工怠工者处死刑；鼓动学潮者处死刑；破坏社会秩序处死刑等八条杀令。同时，调整军警的配置力量，增加特务活动经费。4月25日晚，国民党各特务组织奉命在警备司令部开会，密谋实行大逮捕的具体方案。会议决定，交大的逮捕行动由警察总局负责执行。

王之卓校长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敌人对全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发起大逮捕行动。交大机械系一年级的护校队员正巡逻到学校后门（今淮海路校门），校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汽车声。随后，大批国民党军警铁甲车撞开交大后门冲进校内，全副武装的军警迅速分散把住校内各交通要道和学生宿舍，按预先准备好的黑名单逐房对照搜捕。

护校纠察队察觉敌情后，立即冲向上院钟楼鸣钟报警，后面持枪的军警紧紧追赶。一时清脆的钟声夹杂着恐怖的枪声把全校学生惊醒，学生们急忙冲出房门准备向操场集合，奔向体育馆抵抗，可是已经晚了，宿舍楼道外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有几幢宿舍的学生在骨干带领下试图冲出校舍，向体育馆集中，但被国民党军警朝天开枪拦了回来。原来学校内的国民党特务已将学生要在体育馆集中的意图密告警备司令部，故而军警冲进学校就包围了各个宿舍，使学生无法集中。同时军警们打开全校照明电闸，开始逐个宿舍大搜捕。

1949年4月，纠察队员向师生报警的铜钟

学生们见集中体育馆斗争方案无法实现，就各自为战，与军警特务展开一场搜捕与反搜捕的群众斗争。他们或按照平时准备的应变措施行动着，或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有的乘黑夜混乱之际躲进澡堂锅炉、大烟囱、下水道、污水塘，有的躲进上院的钟楼、体育馆的屋顶、开水房的老虎灶旁，有的爬上天花板，有的藏在杂物堆中，有的利用几个扶梯上下来回或不断转移房间与敌人“捉迷藏”，有的得到教授与学生、工友的掩护脱险。

学生自治会主席林雄超是搜捕的重点对象，他住在新宿舍，听到枪声即从床上跃起，匆匆往新文治堂方向奔跑，跳入种菜的积肥坑内。他索性在头上用杂草遮盖住，躲过了搜捕；学生会党团书记黄贻诚也是敌人搜捕对象，他正值班到各处查看岗哨，听见枪声、钟声，见到军警后立刻躲在厨房的垃圾堆后面，幸免于难。

林雄超

25日晚上，执信西斋108室内地下党总支由于没有接到当晚逮捕的情报，正在开会审批党员。为防意外，讨论完毕后，由组织委员将党员名单登记入册后把入党申请书全部销毁，但其未将灰烬扫尽，即回宿舍睡觉。这时已近半夜，108室内只留赵国士一人，他惊醒后立即把房间打扫干净，沉着地把敌人应付过去。敌人刚走，组织委员就急忙下来查看床底下他藏有全部交大地下党名单的背包还在，算是躲过一劫。

上了黑名单的张立秉，那晚他住在西斋三楼一个三年级学生宿舍里。搜捕的军警是从一楼至三楼，他在军警未到前就和学生说好，我现在用的是同学杨昶的学生证。如被捕，要他们打电话告诉他。等两个军警进门时，张拿出学生杨昶的学生证给他们看，一个军警向他要身份证，他说丢了，就混了过去。

张立秉

护校总部40届的大队长沈肇圻没有冲出宿舍。同舍的学生就叫他躲到一张空床底下，床上和床周围用箱子和杂物堆上围起，军警进来搜捕始终没有发现。26日上午8时，军警才撤离学校。

沈肇圻

然而，特务仍在周围监视，当时还有5位自治会骨干出不去，王之卓校长用他的汽车偷偷地把5位自治会学生送出学校到安全的地方隐蔽。还有一位女党员李均因来不及跑出宿舍，索性躺在床上，蒙头盖好被子，任凭敌人敲门打窗而不动，由于她身体瘦小，敌人从气窗口张望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就扬长而去，从而躲过一劫。

李均

“四·二六”大逮捕敌人带来交大的黑名单有108人，结果被捕的师生有56人。其中同济、复旦学生各1人，唐山工学院4人，交大实为 50人。黑名单上有名字的17人，中共地下党员7人：严祖礽、魏瑚、叶红玉、许锡绰、许锡振、吴培豪、湛文聪；“新青联”成员近10人。列入黑名单的重要“共党分子”（多为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一个都没抓到，敌人大逮捕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交大被捕学生，与全市17所学校共被捕师生全部囚禁在建国西路648号的达人中学。狱中被捕者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不同形式的顽强斗争。与此同时，学生被捕后，交大党总支专门在武康路一座花园洋房内设立以三八级支书徐裕光为首的营救被捕学生党组，多方奔波营救。徐裕光等发动被捕学生家长，联名向警备司令部写申诉信。校方向新闻界发布信息，争取舆论支持。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每天送食物、衣着、日用品进牢慰问。经过多方营救，陆续有40人获释，另16人被押至虹口监狱。当时已下了枪决令，市委布置监狱党支部作策反工作拖延时间。直至5月26日晨，乘解放军解放上海，敌人各自逃命无暇顾及时，16人纷纷冲出牢房分散隐蔽起来，27日苏州河以北全部解放，这批虎口余生的学生重新回到了学校。

1949年，四二六被捕的部分学生返校后合影（前排左起：杨念如、魏瑚、章苏斐、郭可评；后排左起：刘大成、马昭彦、陈元嘉）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