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面对解放战争强大攻势，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应变”口号。规定“疏散”人员发给“应变”费，非“疏散”人员也可预支三个月的工资。对此，中共上海市委指示，要利用“应变”口号，保护学校财产和人员安全，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学校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应变”口号，开展护校应变斗争。

1949年1月24日《大公报（香港）》报道交大的应变措施

交大党总支通过学生自治会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把学校校方、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励进会、校工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为了加强组织领导，2月3日组成交大应变委员会，由陈石英担任主席，下设五个组：财务组、物资组、安全组、联络调查组、水电组，分别由王之卓、王龙甫、陈如庆、潘承梁、蔡任之分工负责。学校由应变委员会统一领导开展护校应变活动，包括争取应变费，调整教职工待遇及学生公费等。

为储粮筹款争取“应变费”，地下党发动师生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1948年11月初，上海米价从80元一斤狂涨到1800元，工人、店职员、教师，甚至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都挣扎在饥饿线上。路透社记者称：这是上海10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维持师生员工的生活，交大党总支发动师生开展争取“应变”费的斗争。除召开学生自治会系科紧急会议，决议推派师生代表去南京教育部要求借发员工薪金三个月，学生公费三个月外,12月9日，为了“应变”储粮，学生自治会创办“实物银行”，推行“斗米运动”。21日，王之卓校长亲自往南京洽商“应变费”问题。24日，王返校报告说：行政院已批准拨发三个月应变费，然教育部说正值部长新旧交替，诸事不易推动，只能拨少许应急。

1949年1月初，王之卓校长联合复旦，暨南、同济等8校校长提出，就教职员待遇菲薄，生活困难，难以为继，集体向教育部呈文辞职。呈文中说，“王之卓等主持校务，目视同人之啼饥号寒，学生之难得饱食，毫无救济之策，深感惭惶。王之卓等不敢临难苟免，但到此绝境实无颜恋栈，请准辞职。”学生们一致呼吁挽留校长，强烈要求教育部增加经费。1月10日，教育部在校长们斗争下，只好派田培林次长来沪“慰留”校长，并表示1至6月份经费已照11月份旧标准汇出。校长又提出由于物价飞涨，要求调整公费生副食标准。上海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授联谊会于同日又举行第二次会议，推举交大曹鹤荪教授和复旦陈望道、暨大刘大杰等教授赴京见代总统李宗仁，要求调整薪金及研究费。12日交大教授会召开会议通过《致行政院孙院长电》，电述：现物价如脱羁之马，公用事业价格有增无减，同仁等一月的薪水，实已不足应付半月水电之费，不得不作紧急呼吁，请按立院所订公教待遇标准，切实调整。16日，王之卓校长代表上海国立专科以上学校再次到京催拨经费。行前，学生自治会于体育馆二楼欢送并请愿，要求代转三点意见：发三个月应变费及白米3000石；按物价指数调整教职员工待遇及学生公费；提高及提前发给学校经费。

2月2日，《申报》专讯消息，国立交通大学及复旦大学教授会，于日前联名电呈政府，呼吁改善待遇及发给应变及储粮费三个月。5日，上海市教授联谊会在交大举行会议，推选曹鹤荪为主席，集中就改善待遇及应变问题交换意见，并决定起草致政府电及告社会各界人士书，各校推代表1人向吴国桢市长交涉储米问题及派代表向教育部催发三个月应变经费，并建议全市教职会罢教一天，以表示待遇改善之迫切需要。在师生联合呼吁、请愿以及社会各界的响应下，国民党政府被迫拨给晋京的曹鹤荪2180余万元发给各校，其中15%作为学生储粮用款。另外，王之卓校长获得教职工生活补助费、经常费8815万元；应变费经孙科院长批准，以师生员工三个月存粮标准拨发。交大共得米3200余石，按每石折合17000元计，拨给交大5482.5万元。

航空工程系主任曹鹤荪

在交大党总支领导下开展的争取“应变费”的斗争，不仅粉碎了国民党企图以“应变”为由迁交大去台湾的阴谋，还为学校应付时局变化准备了一定的粮食储备，更主要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争“生存”的斗争中，彼此加强团结，互相合作，结成对付国民党破坏阴谋的联合统一战线。

为保护学校不受破坏，学生自治会1949年1月23日召开的紧急系科代表大会，讨论反迫害问题，作出：“组织全校性纠察机构，必要时设立监视哨，晚间阻塞要道，禁止车辆通行”的决议，以保卫学校的安全，防止敌人的破坏。应变委员会成立后，就着手筹备成立护校总部。交大党总支决定由陈如庆担任护校总部党团书记，并指定总支委员张仁昶具体联系护校总部。另外，还选调黄福祥、沈肇圻等参加总部筹备工作。4月14日，应变委员会第五次常务会议专门讨论了安全组提出组织警卫队的建议，正式决定成立警卫总队（即护校总队），下设大队、分队；住在校外学生，另组一个大队。主要任务是：纠察、消防、救护等。

张仁昶

“护校总部”设总指挥，并有若干参谋人员。推张泽仁为总指挥，陈如庆为政治委员。总部下面按年级设立纠察大队，各班建立纠察分队、纠察小队。大队长分别由参加护校党团的黄福祥、沈肇圻等担任。护校纠察队员如值班时，均配备袖章、哨子和木棍。女学生中建立了救护队，叶红玉任救护队长。救护队配有简单的救护用品。没有专门队伍的消防队，就由纠察队兼任。

叶红玉

建立护校总队的组织工作均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公开号召和发动，而具体工作由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联”带头参加。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黄贻诚于工程馆二楼大教室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再由护校党团提出建立护校总队的组织方案。会后，“新青联”各级组织迅速发动班级学生报名参加，在以“新青联”为骨干的积极分子带动下，迅速组建成1000多位学生的护校纠察队。

工程馆，由国际著名建筑大师邬达克设计，1931年底建成

护校总部于体育馆内设立指挥值班中心，每天晚饭护校总部成立，上海国民党统治当局为之震动。没几天，上海警备司令部以陈大庆司令的名义勒令交大立即解散护校总部。学校训导处把护校总部的陈如庆、林雄超、黄贻诚叫到办公室，并向他们出示警备司令部的命令。陈如庆看完命令后表示：“护校总部是同学为了保护学校自发组织起来的，我们无权回答，要回去问问同学。”陈如庆的机智应对，使训导主任无言对答。陈大庆的手令也就此不了了之。学生们开玩笑道：“上海警备司令部有个陈大庆，我们交大有个陈如庆！陈大庆却斗不过陈如庆。”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面对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交大师生巧妙的斗争艺术和团结一致的威力，警备司令也无可奈何。

后到第二天清晨7点，分两班值班巡逻。陈如庆、张泽仁与值班参谋经常开会，研究情况。学生自治会分二线指挥，有时二线的指挥张立秉、严鸿怡亦赶来参加值班研究。各大队，分队排好次序轮流在校园竹篱笆和校墙内布岗巡逻。半夜只吃“片儿汤”当夜宵充饥。

张立秉

针对敌人可能的迫害，学生们积极采取应对措施，4月20日，学生自治会根据学校警卫急需要加强人员的情况，号召全校学生参加警卫小组，共同保卫校园。号召一出，群起响应。在护校队组织下，以同宿舍或同班同学5人组成1个警卫小队，每6个小队组成 1个中队，以防备敌人的破坏和捣乱。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