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五四营火晚会、五二○纪念会等几次大型集会的发动号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简称“反美扶日”运动）在交大、上海迅猛展开，并很快地扩展到全国大中城市。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严令镇压学生运动，教育部密电上海市政府责令“要严加惩办，查明重要分子，一律开除学籍”。

（左）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右）交通大学校长程孝刚

6月2日，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会上，国民党市党部负责人方治威胁说：“发动反美扶日的就是共产党，一定要查究。”吴国桢向各校校长施加压力，要求各校“取缔学生的不法活动”，当众责问交大校长程孝刚：“交大学生整天唱解放歌，跳秧歌舞，把校园搞得像是赤色租界，你知道吗？”程回答说：“我完全清楚，我认为这和我提出并经朱家骅部长同意的‘学府以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没有什么抵触！”吴国桢又说：“对学生不能过于放任，否则是要出轨的。孔夫子不是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吗？”程孝刚回应：“市长先生，孔夫子接着也说过‘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话呀。”吴国桢顿时语塞。如同程孝刚校长一样，上海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站到学生运动这一边。早一日即6月1日，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347人联名上书美国总统杜鲁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这次上书推动了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进一步扩大。

为了扩大影响，把反美扶日运动引向社会，交大党总支决定，由学生自治会出面召开一次大型座谈会，邀请各阶层人士、国际问题专家、教授参加，还特地给国民政府官员吴国桢、潘公展、宣铁吾等发了请帖。

6月3日晚，座谈会在交大体育馆召开，会场楼上楼下坐满了人。参加会议的有周谷城、张孟闻、卢于道、孟宪章、张絅伯及各大中学校学生。

吴国桢也准时到场，并抢先要求发言，他说“今天要谈的是日本问题，首先要注意两点，第一，美国并没有扶植日本，第二，日本不会再侵略我们，美国的政策是对付共产党，避免亚洲和中国的赤祸。”接着他吹捧美国的“功德”，说什么平价米、救济粮都是美国的“大恩大德”，“我奉劝诸位要识大体，要求美国加强援华，不要受共产党利用。”话音未落，全场发出怒吼“打倒奴才外交”，“我们不要美国的救济”。吴自知不妙，声称另有重要约会，便匆匆离去。事实上，吴的发言立了反面形象，成了座谈会的主要批驳对象。

与会专家、教授、新闻界、工商界人士，一个接一个，从不同角度说明反美扶日运动的正义性，以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美国并没有扶植日本，日本不会再侵略中国”等谬论，强烈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痛斥国民党当局推行奴才外交。座谈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十多位代表发言，与会者更加清楚地看透了政府当局不顾民族利益，成为美国“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侵略政策的追随者，明确认识到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必须和反对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结合起来。

司徒雷登，1948年《激怒的铁流——反美扶日运动在交大》刊载《驳司徒雷登大使》

与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学生运动相呼应，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或发表宣言，或致电美国政府，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汹涌澎湃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怒涛，震惊了美国政府。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解，威胁说中国学生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足以危害中美两国传统的邦交，如继续不已，将发生不幸的结果”。

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

交大及上海学生对这一恫吓毫不畏惧，根据上海学联安排的全市性行动，交大在6月4日，即司徒雷登发表声明的当天，举行了系科代表大会，决议6月5日参加全市反美扶日大游行。吴国桢获悉后急忙电话责令交大校方要对学生的行动负责，并对校方百般施压，企图通过学校行政来压制学生的正义行动。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公开说：“根据情报得知，各校共党分子，闹得最厉害的是交大，其次是复旦，再次是同济、暨南，……对共党分子不能轻易放过。”决定首先抓住交大给以重重打击。交大学生运动面临着严峻考验。

程孝刚校长对学生决议游行深感不安，他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和同情，对学生在校内的民主爱国活动加以保护，但是作为政府任命的大学校长，支持学生运动又为政府当局所不容，加之预感到政府已经决定镇压，不忍看到学生发生流血事件。当晚程孝刚和各系主任一起，请吴振东、章斐然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到容闳堂开会，力劝学生不要上街游行。吴振东等人坚持系科代表大会决议学生自治会无权更改。谈判进行到6月5日凌晨二时许，最后吴振东表示：“大游行我们无权变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但应校长要求可在清晨召开紧急系科代表大会复议。

6月5日早上，在上院114教室举行的紧急系科代表大会上，吴振东汇报了4日深夜校方召集的会议情况，同时要求代表们从反美扶日运动的全局出发，对原来的决议重作一次审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了下午参加全市性大游行的决议，但是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定下“能去则去、不能去则不去”的原则。系科代表大会决议公布以后，程孝刚和18位系主任贴出布告，宣布集体辞职。校方还动员了部分学生家长来校劝阻，但是反而都给学生说服了。蔡元培夫人周峻女士来校劝阻在物理系就读的女儿蔡睟盎，和女儿谈话后告诉程孝刚：“青年人比我们进步，懂得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应该支持”。

1948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阻止交大学生参加游行

这一天凌晨，国民党如临大敌，调动了大批军警、宪兵队、保安队、青年军、警备车、飞行堡垒，对交大、复旦、同济等学校进行了层层包围封锁，军警们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虎视眈眈地对付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下午1时，交大的游行队伍在上院前集合，由李宝珍指挥，从军返校同学戴钢盔穿军装排在队伍前列，队伍将近大门，门外千余名军警缩小包围圈，摆开瞄准的阵势，凶相毕露。李宝珍指挥队伍改由后门出校，后门也被重重包围。

面临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学生们义愤填膺，坚决要冲出去。在这个紧张的时刻，硬冲势将流血牺牲。国立大学区委和交大党总支负责人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硬拼必将付出沉重代价，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改变斗争方式。学生自治会也随即宣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改在校内游行，同时利用日夜赶制出来的宣传资料、图片，向包围交大的军警宣传。这个及时的改变，深得师长们的赞许。总务长蔡泽教授亲自参加游行队伍，程孝刚校长也高兴地站在上院前向队伍鼓掌挥手。

学校大门内侧的小土山成为向军警们宣传的阵地，标语牌、漫画牌向校外高举，话筒不断喊话、宣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又要吃苦”，“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正义要求”，“枪口对外，一致打击敌人”。军官命令军警跑步、喊口令，来干扰交大校内的广播。但只要军警一停，广播声又起。军官们命令军警向后转，背向交大，不看宣传牌，宣传牌又从左边、右边的墙头伸出来。大批的市民聚集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向交大学生鼓掌，表示同情支持。

原定在外滩公园集合游行队伍，由于交大、复旦、同济等主要大学被封锁，许多到达的中学生受到军警的迫害，队伍被强行驱散，60多位学生被捕，更多的学生被殴打致伤，激起了全市人民更大的义愤。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