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当中，由中共党员、进步学生掌握领导权的学生自治会起着巨大的作用。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底颁布修正《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为校内之课外活动组织，不得参加校外团体的活动，学校可以撤消自治会所作的决议，也可以解散学生自治会，以此达到控制学生组织、扼杀学生运动的目的。1947年10月，国民党军警秘密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12月，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选举遭到特务破坏，系科代表大会被勒令停止活动；1948年1月，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选举，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进入新一届学生自治会。同济校方拒绝承认，禁止学生自治会的任何活动，连续开除3批进步学生。

1948年“一·二九”事件中，同济大学提出“争民主 反迫害”的口号

面对国民党当局压制学生民主权利的做法，各地各级党组织发动学生群众进行有组织地反击。上海国立大学区委和同济大学党总支提出“争民主、反迫害”的口号，并要求各校予以声援。

同济学生赴南京请愿

19日，同济学生开始罢课，并酝酿月底赴南京请愿。

交大、复旦、暨南等58所学校组成“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誓作同济学生后盾。

1948年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在其美路（今四平路）上同国民党军警展对峙

1月29日晨，数千名武装军警特务将同济校园封锁起来，阻止学生赴京请愿。1000多名学生突破封锁线冲出校门，随后与交大、复旦、圣约翰、东吴等27所学校前来欢送的2000多名学生汇集，与军警在其美路（今四平路）对峙着。

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向请愿学生

上海各校学生再派队伍前往声援，交大学生自治会又动员了100多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党员和各社团的积极分子，分乘两辆大卡车前往支援，午后近3时到达。不久，军警开始镇压，骑巡队挥舞着马刀、枪托冲进学生队伍，横劈直砍，学生们奋起反击。顿时，鲜血四溅，结果学生3人重伤，66人轻伤，失踪33人。

这就是同济大学“一·二九”血案。在搏斗中，交大学生穆汉祥在马队冲过来时，挺身而出，和几个男同学冲到第一排，保护中学的女同学。当他勇敢地拉住即将要践踏到同学身上的敌骑马缰时，被残暴的骑兵用马刀砍伤，嘴唇被砍裂，门牙也被砍落。穆汉祥受伤后，被交大同去的党员李君亮（李望）等人送到中美医院救治。周蔚芸等同学赶到医院看望，见他脸上包着绷带，嘴里流着血，难过得留下泪来。穆汉祥忍着痛，微笑着说：“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的，难道流一点血就使你害怕了吗？”

举行血债晚会的同济工学院礼堂（解放后为纪念“一·二九”斗争而改称“一·二九大礼堂”）

同济大学和各校支援学生在军警的逼迫下，退到同济工学院礼堂内，组织了一场“血债晚会”。

大学时代的邢幼青

同时，经过各校协商，推举同济、交大、复旦、圣约翰等5所学校各派出一位代表，前去与上海市长吴国桢谈判。交大派出的代表是邢幼青。

5位代表还未开口提出要求，就被吴国桢以“假名蒙骗”为由，令军警予以逮捕。当时在斗争第一线的中共上海学委负责人吴学谦、吴增亮，国立大学区委浦作、朱承坚，同济大学党总支书记乔石等人统一意见后，认为国民党当局已认定这场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妄图抓获党的领导人和学生领袖，进而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他们立即分别通知现场的各校党员、骨干撤离，避免再遭损失。

果然，军警进入同济校内，开始全校大搜捕，晚会被迫停止。同济学生被勒令返回自己的教室或寝室，留下来的各校支援学生逐校接受搜查，当天被捕学生包括同济在内近100人，其余学生由各校校方派人先后领走。交大校方当晚没有派人来，军警令剩下来的交大学生坐在大礼堂的多层台阶上，不许说话，不许乱动。交大总支委员张仁昶见到其他学校学生被殴打，义愤填膺，忍不住高声叫喊：“你们不能这样！”军警看到后，上来反扭其双手加以逮捕。随后，交大学生被逐进一间教室，又饿又冻，门外有军警坚守巡逻。被扣押的交大学生当中包括党总支书记庄绪良、总支委员钟藟（史震），还有夹在交大学生当中的中共国立大学区委副书记浦作、委员朱承坚等人。

上海各高校学生在法院门前集会，抗议对”一二九“事件逮捕学生的审判

支援学生被扣押的消息传到校内，学生自治会和社团联连夜举行了联席会议，派人到同济探听情况，设法营救学生，终因军警戒备森严没有结果。第二天上午，交大训育长偕学生自治会代表马肇璞（马啸）来同济大学领人。在军警们的监视下，训育主任在教室门口，让学生逐个交出学生证，对照审视无误后方能够出教室门，无学生证的一律逮捕。在钟藟、李毓珽（陈润）的掩护下，浦作、朱承坚安全通过审查，离开了同济大学，所有被围困的交大学生也顺利回校。被逮捕的学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并经过他们自己在狱中的抗争，被关押近一个月后，以“一律无罪”全部释放。交大邢幼青、张仁昶也在获释之列。

穆汉祥

同济事件后，交大有些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而动摇。党总支通过学生自治会召开社团负责人座谈会，提前出院回校的穆汉祥也参加会议。座谈会上，有的同学以穆汉祥负伤为例，提出目前开展群众斗争，必然会遭到无谓牺牲，自治会和社团成员都应回到班级去才是正确的主张。穆汉祥等人认为，不分析客观条件，脱离群众的冒险性和盲目斗争应该反对，但是在迫害面前惊慌失措和退却逃跑，一样也要坚决反对。目前应深入班级发动群众，揭露当局的暴行，帮助同学们跨出班级的小天地，起来参加斗争。穆汉祥还坚定地说：“为了斗争的胜利，我愿意流尽我的鲜血”。

在党组织的教育和穆汉祥的影响下，党员和积极分子重新聚集在一起，组织发展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血的考验中和上海各校建立起共同战斗的联盟。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