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中，交大爱国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5月26日国民党当局虽然释放了各校被捕学生，许下一些承诺，却在暗地里策划更大的镇压行动。军警利用《戡乱法》，在交大周围密布岗哨，公开盘问进出校门的学生。从5月27日起，便衣警察在校门外先后抓捕锡堃、杨福生、陈明锽（陈林）、吉菊秋（何文）、顾思孝5名进步学生。复旦、暨南、大同等校也不断发生捕人、打人事件。

当日，学生自治会党团负责人胡国定与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商量后，决定发动学生集体到体育馆住宿。27日、28日两晚，六七百名学生在体育馆席地而卧，以保护学运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场面十分感人。钟伟成、季文美等教授也自告奋勇在体育馆和学生一起值班守夜。他们表示：“如来抓人，叫他们先抓我们！”校长吴保丰也参加了值班。后来周围的军警撤退后，学生才搬回宿舍。

5月30日，中共上海学委紧急通知交大党总支，敌人当晚就要进校逮捕进步学生，同时送来通过内线得来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具的“黑名单”。交大党总支立即进行研究，决定按名单并适当扩大范围通知，竭尽一切办法实现撤退和掩护任务。有的利用同学社会关系开来的小汽车送出去，再由校外同学组织有效的接应；来不及出校门的，就采取换寝室换铺位的办法。化学系学生李家镐利用其父、时任交大教务长李熙谋的车子，把有关同学送出校门。30日下午和晚间，胡国定等两次利用校长吴保丰要去见市长吴国桢的机会，分别让列入黑名单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周盼吾、副主席周寿昌、监事会主席丁永康乘坐校长的汽车离开学校，再中途下车而成功脱险。

1947年5月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列的拘捕交大学生名单

在狂风暴雨欲来前，社会同情站到爱国学生一边。除了党组织的通知外，其中非常感人的是，交大英文教授、青年会顾问、非党人士邵秀琳从爱护学生出发，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把当局要捕人的消息通知了钱存学。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邬娴容等10多名学生掩护钱存学安全地离开了学校。

5月31日凌晨， 3000多名军警进入交大校内，架起机枪。便衣特务敲开执信西斋等宿舍各个房间的门，要学生出示学生证，并对照黑名单抓人。这时，住在老南院宿舍的李宝珍发现机枪尚没有上子弹，就大声喊道：“机枪没有上子弹，快跟我冲出去!”于是，老南院宿舍区的学生很快冲到了学校中心广场，其他宿舍区的学生也陆续冲出，一起集合在广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军警对峙。特务用手电照向人群，妄图找到列在黑名单上的学生。学生们则交叉游动，以为掩护。由于学生们已经冲到广场集合，特务们逐个房间搜捕的行动就此落空。除了前两天在校门口被捕的于锡堃、杨福生两位学生外（另3人已被保释），当局黑名单要抓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

1947年5月，武装军警包围交大校园

上海学联出版的《五月血泪史》绘有漫画：1947年5月30日半夜特务宪警冲入交通大学，依照黑名单抓捕学生

军警撤走后，学生们群情激愤，要求马上集体去市政府抗议。当时，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撤离了学校，谁来指挥？此时，电机系从军返校的学生吴振东站了出来，集合队伍，向市政府进发。一些教授也加入学生的队伍。游行队伍刚到林森路（现淮海中路）口，就遭到集结在此手舞警棍、扁担、长棍的军警和便衣的殴打，30多名学生被打伤，其中3人重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吴振东指挥学生队伍返回学校。气愤的学生不愿散去，当即召开大会，增补学生自治会执委、监委。大会推举吴振东为新的学生自治会主席，组成了新一届的学生自治会。一些党内第二线的同志和新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接替了上来。

大学时期的吴振东

军警入校捕人和毒打学生的暴行，引起教工的极大愤慨，他们决定和学生们一道为反迫害、争取民主权力而斗争！钟伟成、周铭、季文美、李泰云、王之卓等教务长、总务长、院长、教授共同草拟了抗议迫害学生的电文和宣言，决定实行罢教。接着，教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总务长季文美报告事件真相及经过，以争取舆论界的同情。6月3日，交大老校长唐文治、张元济联合全市10名七旬以上高龄的社会耆宿，签名致函吴国桢和宣铁吾，痛斥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种种不民主措施，要求尽快释放被捕学生。

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交通大学教授会宣言》

1947年暑假结束前，交大党总支进行调整，俞宗瑞担任党总支书记。8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输送一批被通缉和被开除的学生去解放区，确定前往的交大学生有张公纬、谭西夷、杨才澄、胡庆蒸、裘有安、朱葆城6人。两个月后，江泽民将张公纬护送到码头，张公纬和已经到达的其他学生一道登轮离沪。他们转道平津，12月初到达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其他被通缉、被开除的学生，大部分都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撤退到解放区或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加入到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

大学时期的俞宗瑞

通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实践斗争，学生群众及教职员工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党对他们的影响和领导得到加强，交大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锻炼出一批敢于斗争的学生运动领袖和骨干，不少人被输送到解放区，还有一些人充实到领导全国学运的干部队伍中，如史继陶、周寿昌、钱存学等参加了全国学联和国际学联的工作。

在领导交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过程中，交大党总支组织有序，善于斗争，灵活应变，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组织上周密细致，既有坚定的学生自治会党团，有扎实的社团和班级群众工作为基础，又在党内部署了二线，一线党员受到打击，二线党员立即补充上去，组织上不会被打垮。二是充分发动了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尤其是学生自治会党团、社团、班级及系科代表中党员与骨干的集体力量，使这次斗争突破重重难关化险为夷。三是在执行上级指示的同时，注意争取校方和社会人士的支持，善于结合交大实际情况引导群众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休止罢课的提出和“五二六”的谈判斗争便是突出的实例。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