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交大来说，护校运动实际上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前奏曲。1947年5月14日上午，参加护校运动的交大学生刚从真如车站凯旋回校，下午就传来南京中央大学发起“吃光”运动并要求全国学生声援的消息，学生们立即表示响应。

这时，中共上海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决定在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发起一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不久改为“反饥饿、反内战”），以争取社会更多的同情。17日，交大、同济、复旦、暨大等国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开展“抢救教育危机”运动，推定代表37人（其中交大7人）于5月20日与南京学生一起向国民政府请愿。北平、天津、唐山的学生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与京沪学生遥相对应。

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学生运动发展声势迅猛，于5月18日紧急颁布《勘乱期间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简称《勘乱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政府可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办法。同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了“整顿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

中共上海国立大学区委根据上海学委的指示，结合学校形势决定：“抢救教育危机”上海赴京行动继续进行。5月19日，上海10余所国立院校学生和前来支援的私立大学学生共计7000多人汇集上海北站，召开欢送代表进京大会。会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交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前有5名学生各举着一只破饭碗，碗上各写一个字，联成“我们要吃饭”；游行队伍还高举由穆汉祥绘制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随后的大卡车上吊着一块大型标语牌，下面挂着两根半大油条，形象地说明学生一天的伙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游行队伍多次受到国民党军警拦截，但都被学生冲破。

1947年5月19日，交大学生参加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穆汉祥绘制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高举于交大游行队伍前

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地学生代表6000余名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时，在珠江路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袭击，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8人，酿成五二0血案。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局提出在斗争口号上加上“反迫害”。交大党总支决定由学生自治会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学术自治会分头访问教授，争取支持，还连日邀请马叙伦、邓初民、施复亮、李平心、胡子婴等民主人士来校演讲。民主人士郑太朴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谭平山、许广平等17人于21日在市里举行座谈，痛斥暴行，盛赞“学生行为值得敬爱”。郑太朴还联络张志让等28位教授发表了书面抗议。

为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学生自治会特地派出宣传小队，深入到市区大街小巷、中小学校开展宣传。5月25日，交大21个学生组成的第一宣传小队来到外滩和平女神像下（现延安东路原轮渡口）宣传。一位女学生悲愤地唱道：“南京珠江路啊！防线有五道，水龙狠狠冲，皮鞭重重打，还有机枪和马刀，野兽们杀红了眼，我们的血流一片！……”

另一位交大学生含着泪花向群众诉说着五二0血案的真相：“我们是交大学生。现在政府打内战，老百姓没有饭吃，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也吃不饱，书读不下去了。”听众越来越多。国民党军警很快赶到，将全队学生强行押上警备车带走。

已顺利完成宣传任务并返校的第二宣传队，得悉第一宣传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出发再到外滩原处，继续第一小队的宣传任务。但是，警察又赶来要将宣传队的全体学生捕走。学生们慷慨陈词，要求最后再宣传5分钟。5分钟过去，全队学生在高昂的歌声中，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整队走上警备车，获得现场市民群众的敬佩和同情。当天被捕的还有同济、复旦、暨大等校的宣传队员57人，连同交大的42人，共计99人，全部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

被关押的学生们毫不畏惧，斗志高昂，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等革命歌曲，使警备司令部牢房里燃烧着青春斗争的火焰。交大学生邢幼青等还将当时的流行歌曲《跌倒算什么》改写为《坐牢算什么》。

大学时代的邢幼青

《坐牢算什么》歌词全文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反内战，要和平，为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 ”

交大被捕同学在狱中集体创作的歌曲《坐牢算什么》

这首歌很快在各牢房里传唱起来。后来，该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也得到广泛流传，成为国民党当局密令禁唱的歌曲之一。

《人权之歌——反饥饿反内战歌选》

宣传队接连被捕的消息传来，学生们情绪激动，焦急万分。有人主张派出第三支宣传队继续斗争，有人认为先去营救关押学生。此时，中共上海局刘晓派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来校传达指示：现在当权者内部有矛盾，警备司令部宣铁吾等人主张坚决镇压，但市长吴国桢等人怕把上海的局面搞得太乱，责任难负，不主张一味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复课，救出同学，击败那些企图制造事端、趁机血腥镇压的阴谋。

交大党组织执行“争取复课，救出同学”的指示，学生自治会党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消除一些积极分子的急躁情绪，停止再次派队前往宣传。学生自治会一面告知广大学生准备开展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一面派出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探视被捕学生并交涉放人，还派出钱叔文等6名代表两次到市政府向吴国桢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对政府殴打和逮捕学生的暴行纷纷抗议。国际人权保障会陆干臣、吴耀宗等与交大孙泽瀛、复旦张志让、圣约翰大学沈体兰、上海法学院焦敏之等教授，联合向市府交涉，呼吁市长与学生谈判，释放被捕学生。在学生坚决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上海当局虽被迫释放了部分被捕学生，但是迫害、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动并未停止。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