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党史故事

[交大党史故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交大党史故事

对交大来说,护校运动实际上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前奏曲。1947年5月14日上午,参加护校运动的交大学生刚从真如车站凯旋回校,下午就传来南京中央大学发起“吃光”运动并要求全国学生声援的消息,学生们立即表示响应。

这时,中共上海学委和国立大学区委决定在中共上海局的领导下,发起一场“抢救教育危机”运动(不久改为“反饥饿、反内战”),以争取社会更多的同情。17日,交大、同济、复旦、暨大等国立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开展“抢救教育危机”运动,推定代表37人(其中交大7人)于5月20日与南京学生一起向国民政府请愿。北平、天津、唐山的学生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与京沪学生遥相对应。

国民党政府慑于全国学生运动发展声势迅猛,于5月18日紧急颁布《勘乱期间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简称《勘乱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罢工和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政府可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办法。同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了“整顿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

中共上海国立大学区委根据上海学委的指示,结合学校形势决定:“抢救教育危机”上海赴京行动继续进行。5月19日,上海10余所国立院校学生和前来支援的私立大学学生共计7000多人汇集上海北站,召开欢送代表进京大会。会后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交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前有5名学生各举着一只破饭碗,碗上各写一个字,联成“我们要吃饭”;游行队伍还高举由穆汉祥绘制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随后的大卡车上吊着一块大型标语牌,下面挂着两根半大油条,形象地说明学生一天的伙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游行队伍多次受到国民党军警拦截,但都被学生冲破。

图1  1947年5月19日,交大学生参加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jpg

1947年5月19日,交大学生参加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

图2  穆汉祥绘制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高举于交大游行队伍前.jpg

穆汉祥绘制的大幅漫画“向炮口要饭吃”,高举于交大游行队伍前

5月20日,京、沪、苏、杭等地学生代表6000余名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时,在珠江路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袭击,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8人,酿成五二0血案。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上海局提出在斗争口号上加上“反迫害”。交大党总支决定由学生自治会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学术自治会分头访问教授,争取支持,还连日邀请马叙伦、邓初民、施复亮、李平心、胡子婴等民主人士来校演讲。民主人士郑太朴与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马寅初、柳亚子、谭平山、许广平等17人于21日在市里举行座谈,痛斥暴行,盛赞“学生行为值得敬爱”。郑太朴还联络张志让等28位教授发表了书面抗议。

为揭露和控诉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学生自治会特地派出宣传小队,深入到市区大街小巷、中小学校开展宣传。5月25日,交大21个学生组成的第一宣传小队来到外滩和平女神像下(现延安东路原轮渡口)宣传。一位女学生悲愤地唱道:“南京珠江路啊!防线有五道,水龙狠狠冲,皮鞭重重打,还有机枪和马刀,野兽们杀红了眼,我们的血流一片!……”

另一位交大学生含着泪花向群众诉说着五二0血案的真相:“我们是交大学生。现在政府打内战,老百姓没有饭吃,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们也吃不饱,书读不下去了。”听众越来越多。国民党军警很快赶到,将全队学生强行押上警备车带走。

已顺利完成宣传任务并返校的第二宣传队,得悉第一宣传队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出发再到外滩原处,继续第一小队的宣传任务。但是,警察又赶来要将宣传队的全体学生捕走。学生们慷慨陈词,要求最后再宣传5分钟。5分钟过去,全队学生在高昂的歌声中,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整队走上警备车,获得现场市民群众的敬佩和同情。当天被捕的还有同济、复旦、暨大等校的宣传队员57人,连同交大的42人,共计99人,全部关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

被关押的学生们毫不畏惧,斗志高昂,大家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等革命歌曲,使警备司令部牢房里燃烧着青春斗争的火焰。交大学生邢幼青等还将当时的流行歌曲《跌倒算什么》改写为《坐牢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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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代的邢幼青

《坐牢算什么》歌词全文是:“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生,要一起生一起生;死,要一起死一起死。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反内战,要和平,为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来,还要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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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被捕同学在狱中集体创作的歌曲《坐牢算什么》

这首歌很快在各牢房里传唱起来。后来,该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也得到广泛流传,成为国民党当局密令禁唱的歌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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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之歌——反饥饿反内战歌选》

宣传队接连被捕的消息传来,学生们情绪激动,焦急万分。有人主张派出第三支宣传队继续斗争,有人认为先去营救关押学生。此时,中共上海局刘晓派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来校传达指示:现在当权者内部有矛盾,警备司令部宣铁吾等人主张坚决镇压,但市长吴国桢等人怕把上海的局面搞得太乱,责任难负,不主张一味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复课,救出同学,击败那些企图制造事端、趁机血腥镇压的阴谋。

交大党组织执行“争取复课,救出同学”的指示,学生自治会党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消除一些积极分子的急躁情绪,停止再次派队前往宣传。学生自治会一面告知广大学生准备开展营救被捕学生的斗争;一面派出代表前往警备司令部探视被捕学生并交涉放人,还派出钱叔文等6名代表两次到市政府向吴国桢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对政府殴打和逮捕学生的暴行纷纷抗议。国际人权保障会陆干臣、吴耀宗等与交大孙泽瀛、复旦张志让、圣约翰大学沈体兰、上海法学院焦敏之等教授,联合向市府交涉,呼吁市长与学生谈判,释放被捕学生。在学生坚决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上海当局虽被迫释放了部分被捕学生,但是迫害、镇压学生运动的行动并未停止。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欧七斤
孙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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