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调集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空前规模的全面内战。为了稳定后方，国民党当局实施法西斯手段，加紧镇压其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上海学委根据党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各个学校内部建设方面，主要是团结群众，积蓄力量，调整组织，加强对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教育。

交大党支部认为，在反“甄审”斗争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应挑选其中政治觉悟高、品德好、功课好，能联系群众的学生，确定为发展对象，进行重点联系培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因此，交大党支部根据上海学委的指示，结合实际斗争，坚持积极、慎重的发展方针，抓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

胡国定，192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而又革命的家庭。他走上革命道路不是由于个人的贫困，而是由于他对真理的追求。他的父亲胡詠骐是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曾任上海保险同业公会主席，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在党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胡詠骐临终前留下遗嘱，嘱妻儿“每年全数收入除简朴生活所必需之外，应用于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之事业”，并将其全部财产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胡国定深受其父影响，自幼要求做事彻底，他很欣赏一句英文：“All or nothing”（占有一切或一无所有）。他不盲从，凡事要得到证明才相信，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他向往革命，阅读了《西行漫记》等家中珍藏的进步书籍，并认为参加革命就是要去解放区。但共产党人沙文汉告诉他：“参加革命有多种方式，不是非得去解放区。你就念你的书，把书念好，影响你周围的人，到时候革命会来找你。”1943年他考进交大物理系，结识了周寿昌等进步同学，介绍他们看邹韬奋《萍踪寄语》等进步书刊，告诉他们中国有共产党、有解放区，那里有光明。在反“甄审”斗争中，胡国定非常积极，他的家也一度成为同学们活动的据点。

2003年7月26日，胡国定接受母校校史人员采访，展示其父胡詠骐1940年手书的遗嘱

周寿昌，1923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小职员家庭，9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1938年逃难到上海，母子二人挤在一间小阁楼里，生活十分困苦。1943年秋，周寿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交大化学系。他学习刻苦，对微积分和物理产生浓厚兴趣，而且文笔好，成绩名列前茅，开记者招待会时能用流利的英语答记者问，被老师称赞道：“从未见过这样优秀的学生！”除用功读书外，他广泛阅读原子、宇宙、相对论等科学理论书籍，阅读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试图解决宇宙观、人生观等根本问题。1945年秋，他结识了胡国定，两人成为好朋友。他们从数学、物理谈到人生观，谈到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他们把理学院中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和介绍解放区情况的进步书刊。这对周寿昌启发很大，他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反“甄审”斗争时，周寿昌是化学系三年级的班长，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带领同学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作为学生代表，多次与李熙谋、朱家骅、陈立夫等进行谈判，临危不惧，不卑不亢，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表现了卓越的胆识和才干，深受同学们的信任和爱戴，成为众望所归的学生领袖。

大学时代的周寿昌

交大党支部全面地分析了周寿昌和胡国定的情况后认为，周寿昌是很优秀的学生领袖，但由于环境的限制，他对共产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需要一个培养教育的过程。胡国定在父辈的教育熏陶下，对党对革命事业有较全面的认识，有政治头脑，善于分析问题，学习成绩优秀，在学生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他和周寿昌的关系很好，周对他很信任。为了加强党对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应该发展周寿昌、胡国定两人入党。在发展步骤上，党组织决定先发展胡国定，再通过他去培养发展周寿昌及其他学生自治会骨干；由支部委员吴增亮和俞宗瑞共同去做胡国定的工作，必要时可以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吴增亮、俞宗瑞多次与胡国定促膝谈心，从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提高他的认识，从自己参加党的切身体会说明参加党组织的必要性，从而坚定了他入党的决心。胡国定入党后，又发展了周寿昌、孙增闳等学生自治会骨干分子入党。

从南京中央大学转入交通大学的学生中，原来就有中共地下党员。经过1943年“清毒”运动和1945年反“甄审”斗争的考验，党组织又将一些积极分子陆续发展入党。江泽民就是1946年4月在交大电机系就读时，经地下党员王嘉猷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46年11月，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掩护原南京“清毒”运动学生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厉恩虞（陈震东）在上海隐蔽下来。当时，他自己在上海没有家，经济条件也很差，要完成这一任务确有困难。但他做好了姨妈的工作，把厉恩虞安排在上海海宁路590弄的姨妈家住下，并利用课余时间到北四川路青年会职工业余夜校兼课，以增加收入，接济厉恩虞的生活，直到1948年11月组织上安排厉恩虞离开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

大学时代的江泽民

1998年，江泽民在《新华日报》发表《忆厉恩虞同志》一文，表达了对革命战友厉恩虞同志的怀念和敬意

交大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时，“临大”交大分部的学生党员数发展到50多人，较抗战胜利时增加了一倍。1946年9月，随着反“甄审”斗争的胜利，“临大”撤消，“临大”中的雷士德工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大同大学部分学生也合并到交大。与此同时，党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中共上海学委决定撤消“临大”区委，“临大”中的交大支部全体党员和雷士德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的15名学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入交大，合并组建交大党总支，委员是吴增亮、沈讴、俞宗瑞、朱爱菊（杨波）、叶公毅，由吴增亮任书记、沈讴任副书记，由中共上海学委领导。交大党总支下设4个分支部和1个学生自治会党组。1947年2月间，上海学委决定建立国立大学区委。交大总支归国立大学区委领导，吴增亮任区委委员，仍然领导交大党的工作。

交大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吴增亮、副书记沈讴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