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卖国政策，致使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物价飞涨又诱发学费上涨。1945年11月，上海私立大中学校学费，增加到沦陷时期的7倍。1946年春，学费继续上涨，新学期收费标准为中学2万元，大学3—4.5万元，圣约翰大学收费竟高达7.5万元。如此高的学费大大超过了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

1946年初上海学生发起助学运动，交大女学生正在街头募捐

面对广大学生失学的威胁，中共上海学委决定发动群众，组织学生助学自救。在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助学联合会（“助学联”），聘请社会知名人士马叙伦等为顾问，并广为宣传，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交大学生积极参加了这次助学活动。2月1日为农历除夕，全市助学宣传全面展开，由学生组成的2000多个宣传队冒着严寒走上街头，刷标语，唱歌、演讲、文艺表演，向市民诉说学费昂贵，失学威胁，希望市民予以援助。2月5日、6日，98所大、中学校的2万多名学生，组成3000个劝募小队，义卖“助学章”，200多个宣传小队，在街头、里弄、公园、戏院、车站、码头、舞厅、饭店等公共场所，为抢救失学而奔走呼号。市民们纷纷慷慨解囊，争购“助学章”，并把它佩戴在胸前，30万枚“助学章”两天内全部售完，募捐所得达8389万元，帮助4000多名学生克服了困难，使学生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

助学运动抢救了失学学生，但由于物价飞涨，教师的生活也十分艰难。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作诗自嘲：“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样给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国立交通大学教授陈大燮说：“我们这清高的职业清则清矣，（却）高不过茶房”。（茶房，旧时称在旅馆、茶馆等处从事杂务之人。据说当时教授的收入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简称“四行一局”的茶房的收入相当。）这是对蒋介石吹嘘的“建国时期，教育第一”口号的辛辣讽刺。当时交大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对教师的欠薪太多，教授会已公开提出要以罢教来抗议。交大地下党支部决定，通过学生自治会和系科代表大会，提出罢课一天，以表示对教师的支持。国民党当局对教师的困境不仅不同情，反而横加指责。社会舆论对教师普遍表示同情与支持。“临大”学生还举行文艺晨会，将门票所得作为助教款项，并提出“帮助教师，保障教师生活”等口号。根据这种情况，中共上海学委决定由“学团联”发起敬师运动，以支持教师的争生存斗争。4月24、25日两天，“学团联”组织的920个小队，8000余人上街义卖“敬师章”。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发起所谓“尊师”运动，以与“敬师”运动相抗衡。“学团联”党组研究认为，“尊师”与“敬师”目标相同，为避免学生队伍分裂，决定与教育局、学生总会合作，联合开展尊师运动。

热力工程学家、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陈大燮

5月27日至29日，上海159所大中学校的2.5万余名学生，分成4000多个小分队冒着高温上街尊师义卖，广大市民深受感动，35万份“尊师谢帖”，三天内全部卖光，募得2亿元钱款。6月中旬，募捐基本结束，募集所得达10亿元以上。6月16日，全市100多所大中学校，5000多名学生代表，在天蟾舞台举行尊师庆功联欢大会。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在上海学委负责人张本、吴学谦等陪同下，秘密来到会场参加大会。会上，郭沫若等发表演说，指出教育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扩大军费，制造内战。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裁减军费，要求大量裁军。……立刻停止内战，永远停止内战，把庞大的军费用到国家建设上来，用到教育上来！”会议主题由尊师发展到反内战、争和平，这为在场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所始料不及。

冯文彬(1910-1997)，浙江诸暨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之一。

尊师运动密切了师生关系，为以后学生运动取得教师支持打下了基础。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