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实行扶蒋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在军事上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一方面在政治上扮演国共两党之间“调停人”的角色。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停”国共冲突。上海是马歇尔来华的第一站，由于美蒋面目尚未充分暴露，渴望和平的上海人民和学生对马歇尔还抱有幻想。上海党组织决定组织学生举行“欢迎马歇尔”的请愿活动。交大沪校的进步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美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陆军五星上将

12月14日，全市32所大中学校成立“上海市大中学生欢迎马歇尔特使大会筹备会”。18日，交大等大中学校代表百余人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公推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为大会主席。会议进行中，数十名三青团打手冲进会场，其中一黄某跳上讲台，把陈震中推下台去，自封是大会“新主席”，宣布“接收”会议。代表们问黄东生代表什么学校？黄答：“代表交大”。但交大代表并不认识黄，于是质问黄：“我们交大有两部分学生，你是重庆来的还是上海的？”黄答不上来，旁边打手代为回答：“重庆来的”。交大代表追问：“什么系？”回答：“化工系”。交大代表立即指出，重庆交大没有化工系！至此，真相大白，黄某原来是一个冒牌的交大学生，全场哗然。在谴责声中，黄某一伙人仓皇溜走。

12月20日，43所大中学校的学生4000余人，集中到中央广场（今沙市路中央商场），3时40分，队伍刚起步，预伏在广场周围的打手手持大棒冲出来，见人便打，多名学生被击昏倒地。学生们愤怒万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准我们去见马歇尔特使？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流氓手段来对付我们学生？在现场目睹国民党暴行的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总干事罗伦·爱利奥特，对学生表示同情，答应把上海学生致马歇尔的信件当晚就转交给马歇尔，并面陈所见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在现场的中共上海学委决定游行队伍撤离中央广场。交大学生队伍一路高呼“反对内战！”等口号，有秩序地返回学校。

“迎接马歇尔”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也是上海学生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由于党组织利用了“迎接马歇尔”的合法名义，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学生运动的伎俩，暴露了国民党要内战，反对和平的面目，锻炼了参加斗争的学生，也教育了广大群众。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昆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于再、李鲁连、张华昌、潘琰等4名师生被害，60余人受伤。在上海的于再烈士胞妹于庾梅打算在玉佛寺做佛事祭奠她的兄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借此机会举行一次全市性公祭于再烈士的活动，发动学生、教师、工人等各界参加。交大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组织下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

于再(1921-1945)，原名镇华，又名培卿，余杭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二一"惨案四烈士之一

1946年1月13日，上海各界一万多人，其中学生约占三分之二，汇集玉佛寺，隆重公祭于再烈士。马叙伦宣读祭文：“呜呼先生！不死于抗战胜利之前，而死于抗战胜利之后，呜呼先生！不死于敌伪之手，而死于暴徒之手。呜呼先生！机关枪、手榴弹，不用以杀敌人，而用于杀同胞、杀志士、杀青年……”这是血和泪的控诉，是声讨反动当局的檄文。交大学生丁仰炎代表交大学生自治会在大会上发言。公祭大会一致通过上海学生致蒋介石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电报，提出立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重选国民大会代表等八项要求。公祭大会结束后，群众高呼：“我们要用游行来纪念死者”，1万余人的队伍冲破警察的阻挠，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开始示威游行。

1946年1月13日，于再追悼会在上海玉佛寺举行

这次公祭是继“迎马”后，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又一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也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各界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由此揭开了全市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的序幕。

1946年2月，国民党当局还利用派往抚顺煤矿的接收委员、工程师张莘夫在李子石车站被杀害的事件，煽起反苏情绪，策划了反苏游行。在交大，被三青团把控的渝校学生自治会决定参加反苏游行，沪校经过反“甄审”斗争，学生思想比较成熟，反动阴谋未能得逞。三青团分子煽动：沪校学生迟迟不表态，值得怀疑，不能承认他们是交大学生。这引起沪校学生特别是四年级学生的惶恐和不安，顾虑搞不好关系会影响学籍。三青团分子趁机向学生自治会施压。沪校学生自治会被迫召开学生大会讨论，终因事前缺乏充分的准备，最后表决与渝校学生采取一致行动。

张莘夫(1898-1946)，原名张春恩，中国地质学家、矿业工程师。1946年1月16日，在辽宁抚顺被暗杀身亡。

2月23日苏联第28届红军节，受蒙蔽的学生高呼反苏口号，包围了外白渡桥的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这次游行和以前的反“甄审”游行大不一样：游行队伍到达国民党市政府门口时，市府官员接见，慰勉有加，到达外滩还发了面包，因此被路人嘲讽为“面包大游行”。

游行结束后，一些三青团分子进一步集会煽动反共情绪。交大党支部决定抓住时机予以揭露。会上，沪校学生自治会成员朱爱菊质问：“为什么以前几次游行，没有人供给宣传用纸，我们不得不自己捐钱买灰报纸用，而这次游行，有人主动送白报纸？”“为什么过去游行，我们只得忍着饥饿，而这次游行却有人分发面包？”其他同学也纷纷质疑。国民党、三青团和特务分子抛却伪装，诬蔑中共是“赤色第五纵队”，并对提问同学大声喊打，阴谋因此被揭露。

1946级财务管理系学生朱爱菊

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反苏游行，是反动派与共产党争取学生的一次公开较量。在反苏游行闹剧中，被国民党、三青团操纵的交大渝校学生自治会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交大渝校学生对长期把持学生自治会的三青团分子早有不满，大家纷纷要求改组学生自治会。交大渝校学生中的进步力量也认识到，要使交大学生运动沿着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的正确道路进行，就必须把学生自治会从国民党、三青团分子手中夺过来。

3月初，渝校返沪的各班先选出代表，然后从中推选出学生自治会干事7人。周盼吾在这次学生自治会的改选中被选为自治会副主席。他早在1939年读中学时就加入共产党，后因环境恶劣与组织失去联系。他在渝校学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来沪后在渝校和沪校两部分学生间“拆墙填沟”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赢得广大学生的信任。新的学生自治会没有辜负学生的期望，积极为学生办实事，不但使学生深感满意，也得到校方的支持，特地为学生自治会配备了一位工友。新的渝校学生自治会赢得了学生的衷心拥戴，为以后与周寿昌、胡国定为核心的沪校学生自治会互相配合，建立进步力量占优势的统一的学生自治会奠定了基础。

学生运动领袖周盼吾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