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这一天。交通大学举校同庆，师生为之欢腾。然而，9月26日，国民党的教育善后会议通过《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称原沦陷区的公立专科以上学校为“伪学校”，一律关闭；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必须进行“甄审”。上海被列入“伪学校”的共有6所：交通大学（沪校部分）、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伪学生”达4000多人。原沦陷区学生犹如被兜头盖脸浇了一盆冷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会被宣布为“伪学生”，要面临失学的危险。

9月，上海高校纷纷开学，交通大学却被关闭。此时，交大沪校校址之一在中华学艺社内，大约有学生800余人。他们大多数家境贫寒，学习勤奋，在日伪统治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学业，他们是爱国的，是反对日伪统治的。当时交大沪校的党组织有一个党支部，有党员25人，党的力量虽不大，但在群众中已建立了初步基础，一些党员在系会、学会、级会中有相当的影响。

抗战时期交通大学临时校址中华学艺社的大门，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摄于2004年）

中共上海学委提出了“人民无伪、学生无伪”的口号，为反“甄审”斗争指明了方向。六所学校中，党在交大的力量最强，上海学生的反“甄审”斗争首先在交大爆发。根据当时形势，交大党支部采取了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由各班级推选代表，成立全校的学生自治会。学习成绩出众，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学生的周寿昌在党支部支持下，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就把学生组织起来，学生自治会就成为公开合法的组织，在反“甄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周寿昌

二是为团结全校学生，特别是刚考取交大沪校的新生，专门组织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级学生上课。

三是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甄审”做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经历了从“陈情”“说理”到走向社会，诉诸人民的过程。一开始，多数学生对国民党反人民的本质还认识不清，主张呈文当局诉说苦衷。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觉悟和要求，首先向国民党政府呈文请愿，从9月到10月，给政府的呈文接二连三送上去，但都石沉大海。学生们失望了，愤怒了！ 

呈文无效就当面请愿。11月4日，周寿昌和学生代表前往三青团上海分团部，向来沪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请愿。朱家骅训话说“在伪立学校读书就是承认伪政府，因而必须加以惩办”。学生表示：“只有卖国的伪政府、伪军，而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政府一日不收回此令，请愿也一日不终止！”11月6日，六校学生千余人向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交大接收大员李熙谋请愿，李表示：“我很了解你们的好学精神，但是教育部法令不能更改。”学生当场决定举行游行，向社会控诉。他们高举“因荒废学业而请愿”的横幅，默默无声地走在大街上。队伍中还有一辆三轮车，车上堆满了理、工、医、商等类书籍，上面贴着“教育部封”的大封条。这无声的抗议，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11月10日，学生们再次向朱家骅请愿，朱托病不见，更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怒。在那段激荡的日子里，中华学艺社旁的空地上，几乎每天都挤满了学生，他们关切地倾听着代表们讲述与政府谈判的情况。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

随着斗争的深入和群众觉悟的提高，党组织指出自己的权利不能依靠向反动官僚乞求来取得，必须走向社会，诉诸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的支持来获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六校成立学生联合会，交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周寿昌为负责人，一场更大声势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1月11日，学生再次走向街头，高呼“人民无伪”、“学生无伪”、“我们要读书”的口号。这天正好是星期日，街上行人特别多，学生一路散发《告市民书》，市民惊呼“交大的学生上街游行了！”在上海市民的心目中，交大的学生都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说他们是“伪学生”“伪”在哪里？不去审汉奸，却来“审”无辜的学生，他们上街请愿是理所当然的！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鼓舞了学生的斗志。

游行过后，学生联合会组织了社会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参加的招待会，学生代表反对“甄审”、要求读书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广泛同情。此后，学生的游行、请愿、记者招待会还进行过多次，这些斗争唤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上海《文汇报》、《大公报》、《申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学生的合理要求和正义斗争。就连国民党办的《正言报》也发表社评，为荒废学业的学生呼吁，英文版《字林西报》、《大陆报》也发表了同情学生的言论。

与此同时，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的反“甄审”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国民党迫于压力，成立临时大学补习班，“伪学生”转为“国立临时大学补习班”学生。交大沪校被编为临时大学补习班交大分部，沪渝两地学生一起上课，这是艰苦斗争得来的初步胜利。为加强党对学生斗争的领导，中共临时大学区委成立，“临大”四分部党组织包括交大支部、雷士德工学院支部和南京中央大学转来的部分党员。

反“甄审”斗争之初，国民党当局为分散南京的学生力量，以师资不足为由，把南京中央大学理工学院的三、四年级学生分配到上海“临大”。1945年11月，王嘉猷、江泽民、童宗海等100多位学生从南京到上海“临大”学习。他们一到交大，就和交大学生一起积极投入上海的反“甄审”斗争。为支援南京反“甄审”，地下党员王嘉猷还带领原南京中央大学部分学生乘火车赴南京，营救反“甄审”斗争中被捕的8位学生，并取得胜利。

大学时代的江泽民

1946年6月，“临大”补习期满，按规定 “三民主义”及军训等补考及格才能进入国立大学。根据党的指示，交大学生自治会准备好“标准答案”发给同学，结果，全员“考试”合格，“临大”补习班四分部学生全部正式转入国立交通大学，取得国立大学的学籍。反“甄审”斗争胜利结束。临时大学撤销，中共临大区委随之撤销，临大四分部各支部合并，建立交大党总支，由上海学委领导，吴增亮任交大党总支书记、沈讴任副书记。

1946年9月，中共上海国立大学区委以交通大学、雷士德工学院、中央大学工学院的党员为基础，组建交通大学党总支，由吴增亮任总支书记、沈讴任副书记。

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反“甄审”斗争历时10个月。这场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学生认识到，胜利不是靠国民党政府的“恩赐”，而是靠党领导下的学生斗争，靠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场斗争使一些只知埋头读书的学生从迷惘中醒悟过来，消除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积极地投入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反“甄审”斗争中涌现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壮大了党的队伍，交大党员人数达50余人，较抗战胜利时增加了一倍。学生自治会中也建立了由胡国定、周寿昌、丁仰炎、孙增闳等人组成的党团（党组），从而加强了党对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学生自治会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