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要大规模培养积极分子，发展组织，是极不容易的。党组织根据学校的情况，提出了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勤学、勤业、勤交友是贯彻上级领导工作方针的具体内容。“勤学”，就是勤奋刻苦读书，争取成绩优秀；“勤业”，就是勤勤业业，工作勤恳、热情，为学生服务；“勤交友”，就是积极主动联系群众与学生广交朋友。“三勤”活动是相互联系、互相结合进行的。

然而，做到“三勤”，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比如勤学活动，党员要带头学好，决非容易。当时交大的环境，客观上也带来一定的难度。如学校基础高，要求严，学习任务重，无暇顾及业余活动。学生进交大不易，进校后课程重，要求高，完成学业更不易。学校不但考试多，试卷难，就教室听课也不轻松。因为讲课用英语，听懂很吃力。1939年从务本女中考入交大的吴仲仪回忆道：我进一年级时，学得十分艰苦。市立务本女中教学质量是很好的，但是务本除了英文课是用外文外，其他所有课程都是中文课本。进了交大，课本除了中文课外，其他全部是英文版，老师上课除中文老师讲中国话外，所有老师都讲英语，中学与大学不能衔接。真的很吃力，有大量的英文生字需要背熟牢记，这时我停止了一切娱乐活动，不看小说，每天睡六、七小时或更少。二年努力才跟上的。

1930年代机械工程学院教员采用英文课本一览表(部分) 

又如，贫苦家庭的学生占多数，学生除了完成学业，还得设法维持生计。在“孤岛”时期，物价飞涨，困难学生生活都难维持。化学系高小霞1940年考取交大，园了大学梦，却不幸父亲去世。她与继母家境窘迫，她靠半工半读顽强地坚持读大学，每天上午到交大上课，中午买点烤白薯充饥，下午去做实验，晚上去一家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为这家的孩子补习功课，以补贴家用，维持生活。

1943-1944届化学系毕业女同学合影（右2为高小霞）

再有，环境条件差，亦影响学习和彼此交往。学校搬移至法租界，寄人篱下，租借震旦大学、中华学艺社，实行分散教学，实习更加分散。大多数学生走读，早出晚归，外地学生还租房住宿，自理伙食，往返周折，十分费时，难以安心学习，开展团队活动。

抗战时期交通大学临时校址中华学艺社的大门，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述情况说明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不容易，也很有意义，通过“三勤”活动，得到学生的尊敬、信任。交大党小组成立后，依靠组织的力量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勤”活动。不但打开局面，而且壮大了党的队伍，积累了斗争的经验。

为了更好联系和团结广大学生进行广交朋友的活动，到1941年秋，在中学就入党的沈惠龙、蒋淡安二人考进交大。党员人数又增加到4人，分别由钦湘舟、仇启琴二人单线联系。这时大学区委联系人由邵洛羊改派沈正光。沈交代党员一定要广交朋友，首先要把自己功课学好。因为交朋友与功课好是紧密相连，因为功课好，学生都尊敬，群众也愿意接近。交大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成绩第一名者当班长。党员做工作首先找成绩最好的学生，要和他们交朋友。勤业就是千方百计为学生服务。沈惠龙曾感触很深的回忆：

开展一年级班级工作时，我们俩分析了当时班上的情况，主要要做好南洋模范中学和省立上海中学来的同学的工作，他们功课好，在班上人数最多，做好这两校来的同学的工作，就可把近70名同学组织起来。我们选举功课好的陈星岩当班长，收集上几届的试题和讲义，广泛在学生中传播。我们从学习入手把同学团结了起来。我伯父沈溯明一面在交大化学系任教，又是龙门书局的大股东之一，当时书店就设在我家，在河南路福州路有一个门市部，我就代同学购买影印的教科书，Kimball物理、Deming 化学等。这就逐步在同学中树立了威信。我作为预备党员也在团结群众中得到了锻炼，同年11月，如期转正。宣誓仪式在蒋淡安同志淡水路家里举行的，当我举手宣誓时心情很是激动，我们三人（其中有钦湘舟）低声同唱了国际歌。有了党组织，就有了力量，工作就有方向。

勤交友还要从学生的爱好和要求出发，适时组织文娱、学习功课的兴趣小组。1939级的吴仲仪与1940级机械系许铎认识，她了解许铎，知道他有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积极要求进步，就由许联系王齐光、朱文煜、许冠亚等5人组织起复习功课小组。她参加了复习功课小组，互相联系，结交朋友，增进友谊。后来，许铎等还参加了共产党。

土木系1943级有学生曾参加过“学协”的读书会，虽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但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爱好话剧。曾牵头把话剧爱好者组织起来成立“南洋剧社”。于是交大党小组即由葛一飞动员喜欢演戏的积极分子李竹、李智等去参加排练，先后上演过田汉编的《湖上的悲剧》、《白茶》，还有《蜕变》、《谁之罪》等较为进步的剧本。由交大学生借辣斐剧场和兰心戏院公演，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大学生演出话剧《谁之罪》的情景

1941年4月11日，《申报》报道南洋剧社的公演

勤交友是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踏踏实实地为群众服务，形式多样，扎根在群众之中，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1940年冬，上海环境日趋恶化。中共地下组织和积极分子队伍虽有一定的发展，党员素质亦有提高，但为确保组织的安全，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在内部撤销“学协”党团，停止“学协”执委会活动，“学协”区干事会和“学协”区党团也随之撤销，以免“学协”一旦遭敌或租界破坏，而影响地下党组织。但各基层“学协”小组仍在活动。1941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孤岛”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向江苏省委发出《关于上海党的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的：“必须时刻警惕和估计到租界环境有极大逆转可能，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并提出：“将已暴露的学生、职员、工人支部中的较暴露的同志送往新四军区域，将这些支部变成短小精干的支点”；“将过去因积极参加过抗战工作而暴露了的群众组织化整为零，并转成纯友谊性质的团体”；“少做表面的抗日空喊和暴露工作，多做联系群众、教育群众的埋头苦干的工作”。至1941年夏，江苏省委学委决定学校的“学协”小组全部停止活动。但是，交大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与学生的联系仍然存在。他们通过个别的、三三两两的形式广交朋友，化整为零，埋头苦干，以适应变化着的形势。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