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交大师生参加抗日斗争，重建中断5年之久的党组织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方面交大处在租界办学，环境恶劣，情况复杂，极需党组织的领导；党组织是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团结群众、教育群众的核心力量。交大党组织从1934年被打散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党组织，而交大在租界里是唯一的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救亡斗争历史悠久，地位重要，也极需建立党组织，以利工作。同时也是交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地下党加强对大学生工作的领导，重视大学的建党工作。1940年9月，交大党的力量有钦湘舟和新入学的冯彦华、张雄谋3名党员，具备成立组织的条件，学委决定在交大建立党小组，由钦湘舟任小组长。

党小组建立后，尽管党员人数很少，却坚决贯彻了中共江苏省委学委的指示，广泛开展群众的工作，注重培养积极分子，努力扩大进步力量和党的建设。10月间，党员张雄谋由于在中学读书站在斗争前列，被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他撤离交大转移到根据地。党小组只剩2人。但是党小组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分工联系，做积极分子的工作，小组长钦湘舟联系王嘉祥、葛一飞和吴克敏；冯彦华联系机械系的仇启琴。仇启琴学习刻苦，富于爱国热情，积极要求进步。他在一年级就适应功课的压力，二年级即由班级推举到学生会编辑壁报，并认识了“学协”成员王嘉祥，不久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学协”。“学协”小组定期地过组织生活，讨论时事形势，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员冯彦华负责“学协”小组后，还经常到仇启琴家里，与仇交谈学习体会，帮助学习党章党纲，提高对党的认识。并于12月介绍仇启琴入党。1941年1月1日，上级党组织派邵洛羊与仇见面。党小组于是又有了3个党员。就在这时，冯彦华父亲冯执中（新闻界进步人士）突遭日寇暗杀，组织上为了冯彦华的安全立即决定将他撤退去根据地。交大地下党又仅剩钦湘舟和仇启琴2名党员，但党小组就是交大斗争的领导核心力量，他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时刻加强党员的自身建设。

大学时代的仇启琴

加强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学习，注意党员自身的教育。当时，面临日军侵入租界后的严峻形势，在党员中产生种种思想：有的思想苦闷，不安于做更加隐蔽的地下工作，要求到抗日根据地去大干一番；有的在白色恐怖下，考虑个人安危，产生消极情绪。也有个别党员信念动摇而脱党。然而大多数党员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邵洛羊代表地下党学委大学区委向交大的钦湘舟提出：学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要党员坚定理想，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努力学习，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要积极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利用社会条件所许可和群众公认的“合法”条件，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党小组结合实际灵活地开展学生欢喜的活动。如机械系1942届学生中有的爱看美国电影，喜欢外国小说，欣赏古典音乐，班里的党员就满足这些学生爱好，利用课余时间与他们打成一片，互相交换阅读书籍，进而主动介绍进步的英美作家杰克·伦敦与斯坦培克的小说和电影等，并抓紧时机，漫谈讨论，倡导进步思潮，融洽学生感情。

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发表在1939年第72期《解放》上

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思想教育，如皖南事变发生后，敌伪报纸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交大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将在进步报刊《上海周报》《每日译报》上由宋庆龄、柳亚子等民主人士发表的抗议声明，以剪报形式秘密张贴在学校布告栏上，引起不少学生的围观和议论。后来虽被校方撕掉，但已引起关心时事学生了解真相，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德国法西斯大举进攻苏联时，通过苏联领事馆和侨民所办的报纸和放映的电影介绍给进步学生。还有介绍学生阅读《时代日报》及英文的《每日战讯》等，打破日伪新闻封锁。

发表在《上海周报》的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的联名上书

1941年的四五月间，上海三青团负责人奚培文被汪伪特务逮捕后，即背叛组织，交出三青团全部名单，并在《中华日报》上刊登出来。交大数十名三青团员均被暴露，如训育处的职员罗××、电机系学生沈××、孙××及机械系的程××等。引起学校三青团内部一片混乱。日伪就通过法租界警察到学生宿舍抓去骨干分子，引起有三青团身份的交大学生的恐慌，有的就离开上海交大去了内地重庆，也有到乡下暂避风头。多数群众对三青团出现的叛逆行为表示憎恨。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借此教育党员，要提高警惕，永不叛党，自觉接受残酷斗争的考验。

在敌伪势力控制下，交大师生和地下党员都时刻经受着敌人破坏与生活艰难的各种考验。1944届电机系学生赵国南回忆道：1942年春赵富鑫老师正在给我们讲授电工的一堂课上，突然闯进来不少法租界当局的包探，伴同几个日寇武弁，押着一位已戴铁铐的中年同胞进来抓人。看来他已遭严刑逼供，驼着背，边默默地注视每个学生，边艰难地在课堂里被推着走了一圈。最后他说“没有看到”你们要抓的人。同时法探和日寇又抓起赵老师讲台上的点名簿检查了一遍，证实他们要抓捕的冯召异没有来上课，才悻悻退出。赵国南还回忆说，“我与吴镇、周焕校、张景万、梅之红5人租住在马斯南路顺风茶园和亭子间里，当时物价飞涨，茶园老板虽想增加房金，却总赶不上物价，对这些穷学生又不能逼得太凶，于是干脆不加修理任凭风吹雨打，玻璃窗碎落，窗户洞开，室外狂风暴雨，室内也风雨飘摇。更是伙食可怜，月初5人向饭店付的饭金，到下半月已不值一半，这样半月生萝卜切丝伴盐便成经常“大菜”。好在米饭即使粗粝尚不致减半。因此有点剩余也就地利用楼下老虎灶的沸水一同灌进保温瓶内，明晨便成稀饭享用。由于长期营养不良，5人中4人日后都患结核病。

电机工程系赵国南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