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整个上海学生界“读书不忘救国”的热情逐渐高涨，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奏响了抗日救亡的先声。交通大学学生就是其中的一面旗帜。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沪上各大学均告停课。交大留校师生人数不多，临时转移到学校对面法租界内的交大教工宿室内。这时，交大的党员和进步学生参加了校内外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吴淞抗战前线，学生张家瑞、徐威、陆家琛、庄德祖、张大奇等人报名参加抗日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在临时改为国民伤兵医院（由宋庆龄、何香凝主持）的执信西斋，一些学生与校工加入了救护伤病将士的行列。交大党支部在开展抗日活动过程中注意发展党员。预科学生王天眷经上海中学同学介绍先参加了共青团，不久由乔魁贤介绍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工程班一年级学生顾德欢也被吸收入党。顾文卿、陈延庆由王镇钰介绍先后入党，党支部成员又发展到十余人。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上海各大学义勇军开往前线，交大学生张家瑞、徐威、陆家琛、庄德祖、张大奇等5人参加了义勇军。

1936年1月，上海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学救国联合会决定组织一次寒假下乡宣传抗日运动，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与国民党当局分散学运力量、提前放寒假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出发汇集地点是上海南翔，目的地是沪宁公路沿线，采取的方法是徒步深入沿线县镇宣传抗日，帮助民众组织抗日救国会。这次行动组织的名称确定为“上海市各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宣传团”。

1月21日，在南翔集合的有复旦、交大、大同、税专、大夏等七、八所学校的学生200余人。在一所中学里，宣传团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宣传团不设总指挥，下面成立三个中队。复旦大学为第一中队；交大、大夏等几个学校为第二中队；税专、美专、蒙藏专科学校等为第三中队。三个中队下设九个小队，每个小队设小队长、交通员、先遣队、宣传员、组织、救护、事务等工作人员，宣传队伍组织严密，有条不紊。交大参加宣传团的学生以读书会会员为主体，约有30余人，主要成员有许锡缵、徐昌裕、钱保功、姜治光、叶玄、林震波等，。他们高举着“交通大学学生救国会”的醒目旗帜，迎着呼啸刺骨的北风，阔步行进在队列中。

1936年1月，交大等校学生在南翔成立上海市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深入沪宁线宣传抗日

22日清晨，宣传团队员们怀着炽热的爱国愿望，从南翔起程沿着沪宁公路向农村进发，经过村落小镇时，有的就停下来站在街心向过路的群众进行演讲；有的跑进茶馆同茶客们宣传；有的分发图书宣传品；有的拉住七、八个儿童教他们唱救亡歌曲。当天，宣传团抵达嘉定县城，住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家列队，举着大幅图画、旗帜，高呼口号，唱着歌曲，绕城游行一圈，轰动了正在预备过年的嘉定人民。

接着，队伍便向太仓行进，途中帮助当地农民组织了一个农民救国会。在太仓，上午整队游行，下午分队宣传。队员们还向当地官商进行募捐，一天竟捐得近百元。在太仓的第二天，学生们冒着雨雪，高唱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歌曲，继续前进，队伍到了昆山，在热闹的街市又游行一圈，时逢旧历新年将近，给昆山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大家到昆山中学休息时，昆山县公安局便派了督察长前来诬蔑威吓，昆山中学校长也来“盘问”。面对这种情况，队员们斗志更加激昂，一致主张到昆山县公安局去示威，勒令公安局长拿出诬蔑“学生受共产党利用”的所谓证据，并要求组织民众法庭，审判破坏爱国运动的汉奸。这时，上海文化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也派了代表前来慰问，更增添了大家的力量。队员们在当地组织了昆山民众救国会。晚上，在民众娱乐场演出了爱国新剧，发表了演讲。26日，当队伍离开昆山时，昆山的县长、公安局长又前来阻拦，大家就用抗日救亡的歌声“回敬”他们。当地的保安队中有的士兵也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后来竟自动地高呼“欢送上海爱国学生”的口号。

昆山侯车时的学生警备队

宣传团离开昆山后，在除夕前夜到了苏州唯亭镇。晚上，宣传团在唯亭小学住下，队员们不顾几天来疲劳奔波，抖擞精神，展纸磨墨，写下抗日春联：“抗日救国，接福迎春”，“炮火千声降日寇，桃符万户迎新春”。第二天，在街头巷尾，为老百姓贴春联，讲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故事，演唱救亡歌曲。晚上，在唯亭小学的礼堂里，交大宣传队员演出了自编自导的话剧，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日商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的罪行，台上演员们声泪俱下，台下观众心情激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冲破了黑夜的沉寂，当地群众的爱国抗战热情极大地被激发起来。最后，队员们协助当地群众组织了救国会筹备会。

27日午后，抗日救国宣传团开到苏州城东门，见城门紧闭，便尽力呼喊，也无人应答。队员们就搬来大木桩，十几人抱起向城门猛力地冲撞，城门仍岿然不动。城门右侧，有二三根木桩斜搭在城墙上，许锡缵、徐昌裕、钱保功三人攀上木桩，爬上了城头，沿城头的石阶跑到城门，从里面拉开了城门铁栓，200余名宣传队员一拥而入，冲进了苏州城内。一边游行一边演讲宣传。学生的队伍与苏州市民汇合起来共约二千余人向苏州县政府提出抗议，税专学生胡实声和交大学生徐昌裕相继发表演讲，声称从上海到苏州一个多星期以来，宣传队员没吃好没睡好，宣传抗日救国，难道有罪？爱国救亡，难道有罪？讲得慷慨激昂，听讲的群众越聚越多，有人送来面包，有人端来热水招待爱国学生。国民党苏州县县长慑于群众的声势被迫出来与学生见面，但他矢口否认“紧闭城门”。大家怒不可遏，当众揭穿他的谎话，他窘态毕露，灰溜溜地躲进了县府。傍晚时分，宣传团继续宣传游行。这时，县政府派人来“招待”学生，要同学们住进一所小学校的学生宿舍。大家一则精疲力竭，二则以为苏州的宣传很成功，麻痹大意起来，同意住进学生宿舍。同学们四五个人住一间，被“化整为零”了。宣传队员长期奔波劳累，不久就沉沉入睡了。

徐昌裕在交大学习与延安工作期间使用过的计算尺

第二天拂晓，宣传团队员们正在梦乡中，大批没有带臂章的宪兵包围了学生，闯进学生宿舍，许多学生惨遭毒打抢劫，有的被打昏过去，有的学生大衣、毛线衫、日记本、照相机全部被抢走，沿途记录宣传活动的照片，也被一抢而光。接着，每两个宪兵挟持一个学生，把学生硬押到车站，关在候车室里。在反动派武力威胁下，全体宣传团员被强制押回上海。在上海北站下车后，宣传团重新整队向市民进行抗日宣传。宣传团虽然被押送回沪，但是沿途播散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民主堡垒：战斗在交通大学的中共地下党（1925-194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